【大纪元2023年11月11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编译）（接第一部分）旧金山无家可归者完全是旧金山左倾进步主义造成的，完全是因为左倾进步主义者从未正确陈述问题，或者更糟的是，因为他们否认问题：无家可归者来到旧金山躺下死去。无家可归者不仅仅是暂时失业。
由于这个盲点，左倾进步主义者永远不会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每个精神科医生都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提供治疗，而不是提供住房。将整个湾区的无家可归者分散到家庭和社区中心，不要全部集中在一个社区，并提供个人化的治疗。停止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社会主义者。进步主义的解决方案，比如“住房优先”，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它只是文字游戏。
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在他的著作《旧金“疝”：进步派为什么毁灭城市》（San Fransicko: Why Progressives Ruin Cities）中写道：“文字是有力量的。‘无家可归者’这个词不仅让我们想到住房，也让我们不去想精神疾病、毒品和脱离社会。这个词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例如高昂的住房成本，而远离他们认为在他们可控范围内的事情，例如工作、养育子女和远离毒品。”
对于任何一个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的人来说，旧金山的左倾进步人士都是傻瓜，他们毫无骨气地指示警察和法院“放过他们”。
旧金山的左倾进步权力源自于进步人士通过选区选举达到对市政府的控制。在那些为了产生进步派多数而不公正划分的选区中，监事会的候选人从不向整个城市发出呼吁，从不表现出节制，相反，为了获胜，他们就必须表明自己比对手更左。
在一个拥有50万名选民的城市中，进步派人士只需要3.5万张选票（如果投票人数较少，则所需的选票就更少）即可赢得监事会席位。旧金山是美国仍然举行地区选举的最后几个大城市之一。
例如：监事会中唯一的保守派丹‧怀特（Dan White）于1978年辞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不断受到主管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和市长乔治‧莫斯康尼（George Moscone）的嘲笑，莫斯康尼随后不再让他复职。
当然，如果怀特是自由派，他就可以复职。部分原因是怀特无法靠监事会的薪水维持生计，这是他消防员工资的一半，他当时正在抚养婴儿的妻子被迫每周工作40到50个小时。怀特辩称自己是“受害者”，然后在憎恨他谋杀米尔克和莫斯康尼的自由派旧金山，陪审团说“放过他们”。
另一个例子：2018年，旧金山监事会解雇了临时市长伦敦‧布里德 （London Breed）。她是一位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的黑人女性——这正是旧金山自由派声称自己所支持的那种人，但是监事会后来意识到她是温和派，因此不能代表极左翼的旧金山。他们用一位硅谷风险投资家取代了布里德女士，想的是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更容易被击败。
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和康纳‧多尔蒂（Conor Dougherty）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布里德女士的免职是该市左派的冷酷政治算计：将她免职将使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夺回市长职位。”
“前市长、现任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民主党政治顾问彼得‧拉贡（Peter Ragone）说，‘我多年来在旧金山学到的是，对于左倾进步人士来说，这与良心或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与权力有关。’”
治疗
有什么治疗方法？
或者说，它是为谁准备的？旧金山的左倾进步人士会回答说：“只为那些愿意接受治疗的人。”
当谈到社会自由时，左倾进步主义者是狂热的自由主义者。不要碰我的自由！旧金山的左倾进步人士认为，任何人都有权流落街头，在人行道上排便，在城市公园露营，当然还有拒绝治疗、拒绝庇护的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大力捍卫这一立场。
在本文第一部分发表之后，一位读者评论说：“每年，全国各地的法院都会对各种问题作出裁决，包括最高法院。也许是应该改变法律的时候了，以迫使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进入治疗机构，以帮助治愈他们的毒瘾和心魔。把他们留在街上的做法是失败的。就这么简单。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使用芬太尼而死在街上。这种为了宽容而忽视问题的做法简直太残忍了。”
带着这种态度，旧金山赶走了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就像赶走它最好的公立学校教师一样，他们被告知他们严格的学术和行为标准以及欧洲中心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请参阅我的文章“为什么加州的学校正在失去他们的教师”（Why California’s Schools Are Losing Their Teachers），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优秀的社会工作者知道他们必须既有爱心又严厉。当一个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哀声抱怨“哦，天哪，这太糟糕了”时，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振作起来！这就是你应该学习的时机。”但这种治疗需要支持，需要一个治疗计划，让无家可归者作为一个人，有机会工作，让他们意识到他们错过了什么——工作的乐趣。这需要一个12步计划，包括承认他们的处境，找到他们伤害过的人，然后道歉。（谢伦伯格的书中第156页）
由谁来实施治疗？
无家可归的工业综合体？层层中间人、检查员、承包商、律师、游说者和工会（为了营造那些价值43万美元的公寓）？
另一位读者阿奈斯‧宁（Anais Nin）对本文第一部分评论说：“不幸的是，社会服务行业不想放过它的客户（无家可归者）。市政府利用他们的无家可归者问题进行筹款，而新的政治候选人则将其用于他们的选举活动。与此同时，大城市的情况也在不断恶化。他们假装用新针头、食品服务和毯子之类的东西帮助那些人，但这只是在问题上贴上创可贴而已，他们利用同情心让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为了强制执行这一点，只要市政府提供解决方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对其提起诉讼。我旁听过一场长达八小时的公共城市专员与市长的讨论，市长介绍了严厉的关爱无家可归者的解决方案。我却目睹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其网站上雇用的有偿活动人士如何大声地（阻止）任何解决方案的提出。”
谢伦伯格写道，2021年和2022年，旧金山花费了11亿美元，并提议立法提高企业税收，以使这11亿美元增加到20亿美元。
这是可能的，因为旧金山的选民总是为不幸的人提供资金。他们喜欢“向富人征税，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想法。旧金山的左倾进步人士就好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金钱和所有权的重新分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这方面的统计和事实依据在哪里？1964年，在向贫困宣战开始时，全国贫困率为15%。直到今天，平均而言，这个比率从未变过。然而，这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达到了23万亿美元，而今天，这笔钱完全通过借贷来支付。
此外，随着向贫困宣战，教育经费也有所增加，从1970年到2000年翻了一番（并且还在继续增加）。那么，为什么考试成绩下降了25%呢？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国只有36%的人在阅读和数学测试时达到了熟练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海军将其入学考试的阅读水平降低到四年级，而这一水平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随着向贫困宣战而来的是医疗保险——为半个国家提供全民医疗保健。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远远超出了公民的要求，并使公民作为消费者和患者无法参与价格谈判，这正是美国健康保险蜕变成预付费医疗保健的原因，其费用是医疗保险之前的三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两倍。因为医疗保健的自由市场已不复存在。这个市场被政府篡夺了。
总而言之，左倾进步主义者已经将异常行为正常化，将其合法化，在一个数十万人毗邻居住的城市里，这种行为与生活格格不入，本会让人感到耻辱。然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遗余力地捍卫明显精神错乱的人违法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精神疾病太严重，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严重程度还不足以住院。
旧金山的左倾进步人士不想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无家可归者来到旧金山，因为全国各地的小城镇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而旧金山没有强迫他们接受精神卫生保健或进入庇护所。那些人为了干净的针头和有监督的药物注射而来到这里。
他们没有得到庇护所，因为旧金山选民认为解决方案是真正的住房，而不是庇护所，是每套43万美元的住房——除非这个价位，否则没有人会修建住房单位。
毁掉我们的城市
左倾进步人士正在毁掉我们的城市：
1. 他们将避难所和已经建成的住房资金转用于建造新住房（这是不可能的）。
2. 他们将无家可归者视为受害者（这使得无家可归者能够流落街头）。
3. 他们恐吓专家政策制定者和记者，攻击他们仇恨穷人、有色人种和病人（这为毒品交易、暴力和盗窃打开了大门，而且旧金山不起诉950美元以下的入店行窃）。
在个人主义（即社会自由）的名义下，旧金山放弃了对需要帮助者的责任。将吸毒者、精神病患者和不相干的人与城市的市民混为一谈，这是左倾进步主义最大的花招。
他们的第二大伎俩是指责美国优胜劣汰的资本主义经济，试图抹杀个人自由的另一面：个人责任。左倾进步主义者声称那些在经济上不成功的人是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他们以这个借口来推卸个人责任。
是的，非裔美国人中无家可归的比例很高，非裔美国人犯罪的比例也很高，但将种族主义等同于犯罪和贫困是逻辑上的一个重大错误，因为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非洲人、拉丁人和美洲原住民，这些来自声音文化（aural culture）的人，他们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挣扎，但在经济上不太成功。他们犯下了更多的罪行。
如果允许任何团体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并且不因其不当行为而受到惩罚，这样的国家将陷入无法无天的境地。社会、政治和经济责任将受到严重损害，以至于国家将失去这些自由。
谢伦伯格写道：“虽然我们应该让民选官员承担责任，但我们也必须向他们政策的知识分子设计者，以及赋予他们权力的公民、捐助者和选民提出尖锐的问题。什么样的文明会让最脆弱的公民使用致命物质并死在街头？什么样的城市对冰淇淋店的监管比一年内杀死713名市民的毒贩更严格？什么样的人会大肆宣传他们优待穷人、有色人种和吸毒者的做法，同时却又支持和补贴促成他们死亡的环境？”
朱莉‧博斯曼（Julie Bosman）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与其接受那些不能或不愿工作的人的借口，我们应该关注那些涌入我们南部边境的有抱负的移民。2022年，8,000名缺乏教育或工作技能的移民涌入芝加哥。”
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帮助他们，（越过无家可归者）为他们送去食物和衣服。他们知道这些移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工作。他们不想免费获得43万美元的房屋。几年后，他们将自己买房。
如果一家餐馆想在人行道上放置桌椅，那他们必须申请许可证。那么，无家可归者也应该如此。不尊重法律将摧毁一个国家。在法律面前区别对待人，会败坏和侵蚀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它侵蚀着城市，人类最繁荣的地方。
自由社会需要时刻警惕破坏它们的力量，这是一项不能被委托的责任。让公民享有绝对的物质平等权，这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就是把一个国家送回中世纪。是苏联的行径。是古巴的行径。
纽约市有自由女神像，旧金山需要一座责任雕像。
作者简介：
大卫‧帕克（David Parker）是旧金山的投资者、作家、爵士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与财富》（Income and Wealth）和《旧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讨了政府、历史和经济领域的重要话题，提供了适时的历史视角。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II”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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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