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自由经济坎坷路

吴惠林：第四章念邢慕寰院士——忆其自由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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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3-11-21 4:48 AM 人气 160

标签: 邢慕寰, 自由经济政策, 市场机能, 台湾自由经济

【大纪元2023年11月21日讯】背景说明

本文系2000年10月底邢慕寰院士逝世一周年所撰纪念文，追忆邢院士的自由经济理念及其抱持的自由经济政策。本文立基于“内涵”和“本质”之角度，对邢先生的自由经济思想与政策作作者个人的诠释与引伸，无所谓对错，也无法证明真假，当然仅供参考。

一、楔子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说实话，这个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握权力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我深深相信：与观念的浸淫灌输的影响比较，既得利益的势力大大的被夸张了。观念的浸淫灌输，当然不会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对好的方面或对坏的方面，观念迟早总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险。”

这一段话是有总体经济学之父称呼、2000千禧年“路透社”调查经济学者圈选心目中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对于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人，又被圈为首位、且遥遥领先第二名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世人尊为经济学之父）的凯因斯（J.M. Keynes），在其1936年经典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的最后结语。这段译文引自1999年10月30日离开人世的邢慕寰院士，在1986年出版的《邢慕寰,自由经济政策,通俗经济讲话,市场机能,台湾自由经济》一书中第十二讲〈技术官僚主义与晚近经济迷思的危险〉一文之结语。我们应可以相信这是邢院士的译笔，而且邢先生也一定深切感受和认同凯因斯的这段话。

邢先生的该篇文章旨在指出“技术官僚主义”与晚近“经济迷思”的危险，前者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所出现的一个主要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研究技术对社会影响的改革团体，之后被称为“技术官僚学派”（Technocrats），其政治主张则被称为“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他们深信，他们社会经济秩序已经复杂到一般政治家所不能了解和控制的程度，所以邢先生说，他们主张社会制度及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均应交由科学家及工程师们管理。后者则指1980年代美国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所提倡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造的构想，这些美国经济学家，邢先生举佘罗（Lester C. Thurrow）[2]为代表。佘罗自1981年起就在报纸和通俗性的杂志上面发表一连串的文章，并且出版了多本书，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的经济自由主义表示极端的不满。邢先生特别指出1985年的《零和解决方案──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美国经济》（Zero-Sum Solution──Building A World-Class American Economy）这本书。该书主张美国应该摆脱强烈个人主义的支配，并由政府制定工业政策。其重点是由政府、工业、与劳工在研究发展、投资、贸易及工业重整各方面协同寻求新方向，然后由劳资双方作成协议；这样的协议经政府认定后，即成为正式的政策，并即由政府以控制补助费的方式，以确保其执行。

邢先生虽将佘罗等的经济迷思单独分析，但隐约仍将他们与技术官僚主义归为同类，因为本质上都要政府强力管制经济，特别强调对某些产业发展的扶持。邢先生特地以日本和美国的对比来显示，日本的通产省扮演非常积极角色，而得到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书中高度称赞，但邢先生在1986年就对此质疑，甚至引用“日本若无通产省，经济成长率可能更高”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立场。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前后，日本泡沬经济破灭的景象，正是政府干预过度的后遗症。邢先生这篇文章旨在提醒若任由技术官僚主义和佘罗等经济迷思产生强大吸引力，且任其浸淫灌输，日久之后未始不能变成牢不破的既定观念或成见，后果之可怕不堪想像。邢先生对观念力量的威力有着刻骨铭心感受，也深知一旦某个观念在脑中植根之后，要转变都很不可能了，何能奢求连根拔起呢！而且当事人往往在不知不觉就在日常行为中显露出来，对负有国家决策者更不例外，因而更应慎乎始。其实，由古人所言“人者，心之器”即可得知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早有此种感受，而西方也不只凯因斯有警语，华裔国际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也曾在1981年〈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篇先锋性文章里，于正文前就引用艾马．戴维斯的“拔除一个信念要比拔除一只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3]来指明拔除共产、社会主义思想的困难。拔除既得观念固然极端困难，要根植一个观点恐怕更不易，正如邢先生所言的需经长久的“浸淫灌输”。

由上引邢先生之所以引用凯因斯的名言，乃因技术官僚主义和佘罗等的经济迷思将造成的长远不良影响，而这些观念也在台湾的经济首长身上出现。我们应可推知，邢先生是反对技术官僚主义，而且不认同佘罗的经济观念的，唯恐台湾经济首长因大都出身自科学家及工程师，在对技术官僚主义可能一无所知下，原本对社会制度及全社会经济资源就抱持着应加以“管理”的看法，而此看法与技术官僚派十分接近，一旦再感染到这种流行，恐怕将变本加厉，于是对市场机能轻视和对经济计划与管制热衷就颇为自然，那么由尹仲容先生好不容易带动的自由经济政策就会成为只是一时趋向，其彻底实行将无限拖延，才写出该篇警文，而且引用凯因斯这位技术官僚主义的同路人的话作警示，有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用。[4]由之后台湾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邢先生此后的文章都可以得知，邢先生的呼声作用不大。虽然如此，邢先生的先知性、不畏权威、不迎合潮流，唯真理是从的磊落个性却在此一览无遗。那么，邢先生所坚持的真理是什么？就是“自由经济观念”及其衍生出的自由经济政策。为什么邢先生会死心塌地、至死不渝地尊崇自由经济观念？他是否经历了浸淫灌输过程？

二、邢先生扎根自由经济的心路历程

邢慕寰院士于1915年8月1日在中国湖北省黄梅县出生，卒于1999年10月30日，在人世间八十五年的岁月中，一半以上（50年）的时光与心力奉献给台湾社会经济之研究与发展。其行谊引述如下：

“邢院士为一介书生，却是这一代学界之良心；他一生两袖清风，却学贯中西；他为千万学子之良师，亦为执政当局之诤友；他为学术研究之典范，亦为引导经济发展之尖兵。其人虽与世长辞，其穷理研机为社会为人民之精神将永垂不朽。

邢院士曾长期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教授，短期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为提高教学水准，曾参与台大经济学博士班之筹办；为培植研究人才，提高研究水准，创办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为改善赋税制度，参加赋税改革工作；为提供建言，应邀担任政府主计、经建部门之顾问。

邢院士向以严谨、务实之态度治学，以深入浅出，谆谆善诱之方法教学，他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于经济问题之剖析与解决，坚持自由经济理念于经济政策之拟定与批判；他最早介绍国民会计制度于国内，并协助政府编制国民所得，试算投入产出表。他也是最早强调经济预测之重要，并采用计量模型法为工具。作为一代学人，他风骨嶙峋，不忮不求，始终如一。”

在上引“行谊”中，已明白指出邢先生是自由经济的虔诚信仰者，他的自由经济观念及政策理念之形成过程，在其《台湾经济策论》这本文集的自序中有很清楚的交代，以下先就自由经济观念的孕育、奠定来说，邢先生自己这样写着：

“1937年7月7日，日本终于完全暴露鲸吞中国的野心，开始发动全面性的对华侵略，那时我刚读完高中二年级。依照惯例，同学们在高中二、三年级之间，就开始考虑毕业后将报考那些大学和选择那些科系；我无意间受坊间流行书刊的影响，决定将来修习经济学。

入大学后，虽渐发现经济学并非如当初所想像的学科，但亦不愿转系。然而不久即受思想问题之困扰。那时同班同学虽仅有十八人（毕业时仅有十三人），而政治派系纷陈，且有一位教授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否认是共产党徒）。我对政治活动毫无兴趣，但对中国经济将来应该是什么路线却颇关心。照我当时的肤浅了解（可能在无形中受了一点左派影响），以当时中国所具备的社会经济条件，似不宜走西方的资本主义路线，因而比较倾向于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在修完大学三年级的暑假中，我开始构想四年级修业期满时必须缴交的毕业论文。那时我们深信中日战争不久即将结束，而且中国必胜；但是战后经济重建与发展所需财源的筹措，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时中国自然要仰赖外援，但是我们自己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于是我参阅有关的文献，首先想到的就是苏俄经济建设的经验。我读了几本关于苏俄在这一方面的书籍（英文著作）之后，惊骇的发现，苏俄主要是以高压手段强制派税，以筹措经济建设所需用的资金。但是由于民间经济诱因几乎全被扼杀，而中央计划当局对经由强制派税而筹集的资金又不知如何有效利用，以致全国经济状况逐年退化。其间所发生的许多悲惨故事，令人不忍卒读。鉴于事态的严重，列宁终于被迫于1930年有限度的恢复资本主义—这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这个发现，顿使像我这样一个学识基础浅薄而又无坚定政治信仰的大学生恍如大梦初醒，从此再也不谈什么计划经济了。

1942年大学毕业后，我应征入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后改为所）工作。那时资委会主任委员为翁文灏先生，副主任委员为钱昌照先生。他们二人的分工合作，似乎有一定的默契。翁先生主要关心政务，而钱先生则主要关心政策—尤其是对下属的思想指引。钱先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政治经济，深受费边学派的影响，主张以渐进方式在民主政治体制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在每次周会中，他不断对同人灌输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在基本上等同费边主义的理念，并强调国营事业的社会使命（那时全国工矿电等重要事业大部分已归资委会管辖）。浸淫既久，我个人也渐渐觉得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结合民主政治的架构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倒不失为比较合乎国情的另一选择。

然而这个信念也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领导英国人民击败德意志纳粹轴心的保守党，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即为承袭费边主义的工党所取代。工党政府除迅即立法使涉及全民利益的大企业转移为国营外，“由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计划亦陆续付诸实施。那时英国国力尚未完全恢复，以前殖民地的丧失更削弱其经济基础；而现在国营化企业经营效率的低落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浪费又时有所闻，更使英国经济一蹶不振。以英国民智之高，守法精神之强，工党施政方针犹不能有效施展，以福国利民。若欲行之于教育落后、法制不修之偌大中国，似乎有些过分浮夸，不切实际。而由英国企业国营化的经验，也使我开始怀疑政府干涉企业经营方针是否明智。

这个怀疑，在我于1945～46年度到芝加哥大学进修期间才获廓清。在这一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大师，即奈特（Frank Knight）、范纳（Jacob Viner）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奈特讲授经济思想史，范纳讲授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我由这两位大师所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任何干涉政策（除对垄断市场行为和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施行者外），必然影响经济效率；资本主义虽有缺点，但是它的活泼创造力，使它至今还没有可被取代的经济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对我影响更直接的是海耶克教授。他在1946年春季才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而且只开了一门课应该说是专题讨论（seminar），主题是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约仅十人，几乎全部都是教授（我现在只记得货币学教授Lloyd Mints及农业经济学副教授William Nicholls）、讲师，以及正在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我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旁听了几次，只能大略体会海耶克开这个课的目的，似乎是借此探索美国独占和寡占企业的营运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以后我虽然没有再去听讲，倒是趁这个机会读了海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经济计划》（他任主编）和1944年出版的《到奴隶（役）之路》。前一本书我在出国前曾经粗略读过，但是大都分不甚了了。这一次重读，才深切领悟集体经济计划在理性上根本不可能实行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为着实行集体经济计划而要求人民所做的牺牲，绝对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者浪漫的憧憬—即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实际上，他们的牺牲所换来的，只是更落后与更贫穷。后一本书—《到奴隶（役）之路》—主要是警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动辄寻找借口，干涉私人经济部门，以免不自觉的陷入计划经济的泥沼，而走向奴隶之路。（在海耶克的心目中，集体经济计划完全剥夺了人民选择的自由，人民的地位实际上等于奴隶。）这本书虽然有些夸张，以致引起强烈批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某些新兴国家的预警，则其适切性似毋庸置疑。”

由邢先生的这一大段自述中，很清楚地得知邢先生是在经过十多年的摸索之后，才选定其思想信念，由马克思、计划经济、费边式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到自由经济为止，而后终其一生坚守“自由经济”观念。在其自述中，也很明显地指明海耶克是影响他的最关键人物。对于这段寻寻觅觅的前因后果，邢先生都作了极坦诚地交代，其并非盲目地做选择，更清楚地跃现于字里行间，至于邢先生五十多年的后半生以上时间，所坚守的“自由经济”观念，其内涵到底如何，留待下节再详细交代。

在记述过自由经济观念的奠定过程之后，邢先生接着在该篇序文中又非常精要地回忆其自由经济“政策”的生根过程，他写道：

另外在政策层面意外对我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位大师，是顾志耐教授（Simon Kuznets）。1946年10月后的半年间，我有幸追随他在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即NBER）学习国民所得与国民会计。他之所以对我如此垂青，完全是因为那年暑假他受聘到南京资源委员会担任了三个月经济顾问，而我正是由资委会派到美国进修经济的学生。记得有一天他带来一本厚厚的卷夹，其中包含他在南京期间关于中国国民所得估计的讨论、被邀出席多次学术座谈会的讲话，以及演讲稿等（我髣彿记得1947年回国后在资委会经济研究所也曾见过这个档卷）。我赫然发现演讲稿中竟有一篇是用颇不寻常的语气对资委会总部全体同人发表的（主持人正是钱昌照先生）。在讲稿中，他特别强调全国生产资源的调配，应由市场力量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利用效率，从而促成最大可能的经济发展（以上是现在可能记忆的大意）。这一段话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与奈特、范纳、海耶克的语气几乎相同，而不像是出自顾志耐本人之口（虽然他的著作中也强调国际分工的利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我猜想（我从来不便问他），在1946年暑假他担任资委会经济顾问的期间正是资委会发展的颠峰（它的实力，因为接收东北前由日人经营的许多大型企业而迅速膨胀），那时钱昌照先生已经高升主任委员，他的声望如日正中天，很可能他已经开始经营类似英国工党的经济政策;但是顾志耐却担心这个可能的发展对尚未起步的中国经济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不便直接进言的情况下，他才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资委会全体高级及中级人员不露痕迹的宣扬他认为正确的经济政策理念。他特别强调市场机能，正是要与可能即将笼罩全国的企业国营化政策作一对照。由此方可看出虽然他的治学方法不容许他提出未经事实确证的假设，他对市场机能调配生产资源的效率还是深信不疑。这个故事，更加深我对自由经济政策理念的信心

1948下半年，大陆政局逆转，次年初我即奉调来台。那时台湾已宣布进入“非常状态”，一切施政决策，自不能以常情论。然而当局并非只作暂时打算，而决心建设台湾为“复兴基地”;故凡施政决策，均兼含长远之计。我对当时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十分关心，每见其手段与目的自相矛盾之处，辄欲一吐为快。自幸机缘巧合，自1950年起我即先后被当时几位经济领导人延见，参与台湾经济政策的讨论。由于我所抱持的自由经济政策理念与他们所习用的管制经济理念很难沟通往往大费唇舌而意有未逮，乃综合多次关于各项重要问题的争辩，于1954年撰成我的第一篇以结合理论与实际的方式有系统的陈述自由经济政策的专论〈经济较量与经济政策〉，亦即本选集的首篇。

回顾过去四十年来我所撰写的关于经济政策的文字，我不得不承认我真是一个老顽固。虽然我向政府所作的建言，除在1950年代后期对政府外贸改革的方向可能稍有影响以外，可以说一直未受重视，但是我对自由经济信念竟然没有丝毫改变。所幸自由经济理念现在已经主导全世界的大潮流;前苏联和东欧共产集团的崩溃，以及由此分裂与重组的新国家、和现存的少数共产主义国家也都一致朝着自由经济的方向开放改革，在在显示自由经济理念现在已无国界之分，甚至亦无政治信仰之别。因此我自信过去四十年来没有走错大方向。

我最感遗憾的，倒是政府在1960年代初期完成第一阶段自由化政策以后，却在缺乏宏观与前瞻的“务实主义”导向之下迷失了方向。假如当时继初步外贸改革之后，政府立即逐步（注意“逐步”不是躁进）撤除195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切反自由化的政策措施，必能得到甫于外贸管制解放出来而获厚利的外销产业的谅解与支持，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必能因自由化政策的指引而逐步提升，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很可能已经加入工业国家的行列。那时美国强施的自由化、国际化的压力，对国内产业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对其投资意愿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然而，这个大好时机，却轻易的被放弃了，以致国内产业在1980年代上期终于逃不过美国强施的自由化、国际化的压力，而备感艰辛。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期间外汇存底剧速增加也是一项重大成就。殊不知这项成就正是归因于政府自1960年代初期以后对国内产业刻意保护与扶持（包括台币价值长期低估），而后者正是国内产业不能适时培养竞争能力的基本原因。至于外汇存底剧增的事实，则正好成为美国迫使台币大幅升值的借口，其所招致的恶报，我们已深切体会。尤有进者，政府因政策错误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而换得的庞大外汇存底，竟不知灵活运用，及时以其中之一部分按照“以量制价”决定的利率贷予陷于困境的国内产业，使之向西方工业国家购置新式机器设备及转移技术，以补强其体质，及提升其竞争能力，结果台湾又一次失去成为经济大国的机会。至于外汇存底剧速累积而使货币供给剧速增加，以致引发的高昂社会成本，更令人万分扼腕。

在检讨1960年代初期以来政府所采行的经济政策之后，我很遗憾不得不作如下的评断:在经济方面凡是政府平时不该管的，政府却管了;而在危急非常之秋，政府应该做的，却没有行动。尤其是，政府完全忽略1950年代后期以至1960年代初期第一次经济自由化成功的经验，以致原本光明灿烂的台湾经济发展前途，竟被导向至现今维持中低度发展尚难预卜的境地。无论这个政策误导的过失究应由谁负责，结果都是同样可悲。

这一段引述中，可清楚得知“国民所得之父”顾志耐竟然是对邢先生的自由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之大师，而顾志耐则坚信“市场力量”正是调配全国生产资源的最佳方式，邢先生还特别强调这与奈特、范纳和海耶克的语气几乎相同。在自由经济的政策生根、茁壮之后，邢先生在1950年起即以之与当时主导台湾经济政策，且抱持管制经济理念的经济领导人时常争辩，〈经济较量与经济政策〉这篇邢先生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乃于1954年出炉。1960年代初期著名的“外汇暨贸易自由化”改革，就是邢先生和蒋硕杰、刘大中院士等人说服尹仲容先生的杰作。可是自由经济政策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尹仲容的去世而“人息政亡”，之后“务实主义”领风骚，经济自由化不进反退，而1980年代泡沫经济的出现就是苦果，其间邢先生居于知识分子的职责，提出不少自由经济建言，奈何都被当成耳边风，而原本应是光明灿烂的台湾经济发展前途，于是导向中低度发展。邢先生对这种政策误导的过失可说深恶痛绝，也很可能积怨过深而加重其病情。邢先生是如何主张自由经济政策的，他对当时实施的经济政策又是如何看待的，我们将在第四节中再详细剖析。以下先详细解析邢先生所终生抱持的“自由经济观念”究竟是如何。

三、邢先生的“自由经济”观念

经由上引邢先生的自述中，我们应可十分笃定邢先生所抱持的基本经济观念是“自由经济”，而自由经济的本质又是“市场机能”。若要进一步明了邢先生对自由经济观念的完整概念，我们可在其1986年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这本书中窥其全貌。正如1995年底去世的自由经济学前辈，也是影响台湾民主思想扎根极其重要的《自由中国》（1949年11月诞生，1960年9月被禁）半月刊社论主笔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86年9月29日刊于《中国时报》的书评所言：“就它所涉及的理论之不艰深，所征引的事实之不罕见而言，就它尽量少用专门术语，尽量避免学究的论式而言，这本书确是名实相符的通俗讲话。可是从经济学教育的观点来看，这本小书（约十五万字）的教育价值却远高于一般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这是因为它通俗，特别有利于教学的普及；更因为，也是更重要的，它不仅没有像（当代）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那种曲解和误导，而且特别着重于指责和纠正当今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以及受这些观念影响的经济政策。而且在其爽朗明快的指责和纠正之间，有习见的事实，有简明的理论。事实与理论交织成的文章，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因而更可收到教学效果。这又是一般教科书望尘莫及的。”

夏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曲解和误导”，是说最近这几十年编的经济学教科书：“在这些教科书里面，属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根基。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因而没有紧紧地把握住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性的观念，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也即与人性及人的社会最有关系的一个观念，市场机能，通常很严重地被曲解，被误导。”夏先生在此提出了最具关键的“市场机能”，不论是否修习过经济学的人士，大概都对此名词琅琅上口，有的甚至以为它很简单，也很可能自认对之了解甚深，但在夏先生的诠释里“市场机能，是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一项发现。现在通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虽也讲到它，但每每被曲解为‘理性行为’是其必要条件。事实上，人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必要条件既不存在，市场机能不也就被否定了吗？其实，市场机能并不以什么理性行为作必要条件。古典经济学家也从未讲过人的行为总是理性的。相反地，他们却是常常提醒大家要正视‘人是会犯错的’这一事实。人，既是会犯错的，那末，日常在市场中熙熙攘攘的人众，为什么不妨害市场机能的顺利运作呢？这是个说来话长的问题。这里我只能扼要指出：个人的经济行为之犯错，每每是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发现，也是在竞争过程中调整过来。发现错误、调整错误，是市场机能的一大妙用。换言之，市场机能之顺利运作，不是靠人的理性行为，而人们经济行为之趋于合理，却要靠市场机能的自由运作。这其间的因果关系，恰好被许多人弄颠倒了。”，对市场机能的这种描述，看似平淡无奇，其内涵却非常之深，而“至简至易”的“无形大道”也往往是难以“真正理解”的。[5]

夏先生提到市场机能被现在通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误导之外，又谈到另一个曲解，即“讲到这里，又触及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另一个曲解。那就是把竞争分做完全的与不完全的，而所谓完全的竞争，就其假设的几个条件来看，其中过半数的条件无异于把无竞争的情况说成完全竞争。以致许多念过经济学的人竟然不懂得竞争的真谛。”也就是对竞争的曲解，让“丛林法则”“斗争”都被与竞争划上等号6。对现在经济学的此种批评，早就在1949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第235页中出现：“当今大多数的大学以‘经济学’这个名称讲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的否定。”

邢先生这本书“是以通俗经济讲话的方式，寻求基本观念的沟通”（邢先生语），该书共有十二讲以及四个附录，十二讲的标题依序是：一个医生的经济处方，国民经济流通，市场机能的运作，国际贸易、总体经济均衡与价格波动，“看不见之手”技穷的时候该怎么办，政府干预市场机能的后果，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亚洲两个自由经济城市（指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经验与问题，波澜壮阔的经济大辩论（上）—凯因斯对古典学派，波澜壮阔的经济大辩论（下）—货币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对凯因斯学派，自由导向的经济稳定与成长的策略，以及技术官僚主义与晚近经济迷思的危险。四个附录分别是：经济较量与经济政策、自由经济政策下农业政策、自由经济导向的进口关税政策，以及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诚如夏道平先生所言，光由这些标题就知本书重点所在，也就是都围绕着“自由经济”这个核心，将政府在市场机能运作下的角色尽量说清楚。若能顺序读完这十二讲，的确是一部精简的有系统经济学课本。夏先生建议说，念过大学经济学的人，最好把它从头到尾每讲读一读，不只会有“学而时习之”乐趣，更重要的还可清除或有的先入为主之谬见；而未学过经济学但关心经济问题和当前经济政策者，则无妨挑自己所想读的、所能读的几讲来读，不必“付出相当大的耐心”（邢先生的话）一开始就顺序读它们。

这本书通书都扣着自由经济观念，将市场机能、市场内的行为人，以及政府和体制间的关系娓娓道来，个人非常认同夏道平先生所最特别强调的第十二讲之重要性，这篇〈技术官僚主义与晚近经济迷思的危险〉也正反映海耶克所强调的关键理念。由于夏先生浸淫海耶克的思想甚久，对其精髓有着充分把握，我们因而就可经由夏先生的补充，更了解邢先生偏向海耶克的自由经济思想底蕴。在夏先生那篇书评〈一本新书的读后感〉后半段这样写着：“本书这一讲所征引的事实，包括一九三○年代美国技术官僚主义的兴起，以及一九八○年代美国几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以工程师的思想方法著书立说，大谈其理想中的经济重建；这一讲所援用的理论，是海耶克教授关于集体主义经济计划问题的一篇文章（附录四）的一节，也即‘技术与经济问题’的申论。海耶克对这个问题的论旨，其内涵丰富，散见于他的诸多论著中。本书为求各讲的内容安排得匀称，不能单把这一讲写得过长，故只摘述海耶克一篇文章中的要点。现在，我再在这里把海耶克另外两本书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论点，溶合起来，试以浅显的文字来转述。这两本书，一是关于方法论的《科学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是属于政论性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希望这里的补充，更可加强本书这一讲的效果—澄清技术观念与经济观念的混淆，并进而促动经济自由化切切实实地推行。

中央计划、中央控制，如其计划控制是在扭曲市场机能，而非润滑市场机能使之顺利运作，那就是经济自由化的基本阻碍。海耶克再三指出这个阻碍，寻根究底是来自他所说的‘科学迷’（Scientism）和工程师心态。

科学迷的出现、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实在叫人惊服，科学方法给人以万能的印象。于是热心于社会改良者急于事功，对于社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也一律诉之于科学方法。这就是海耶克所说的科学迷。科学迷，实际上正是‘非科学的’。因为他把科学的方法错用在不是科学所能研究所能解决的对象上。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或物与物之间机械的因果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离不开人，是人与物，或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目的与手段之关系。当科学迷把经济问题当作科学的技术问题来处理的时候，也即把活生生而有心灵的一个一个的人，当作无愿望、无意志的一堆堆的物来看待。就这个意义来讲，马克思把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叫做科学的社会主义。倒是很恰当的。

与科学迷有密切关系的，是工程师心态之汎滥，汎滥到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决策。

工程师所从事的工作，其目的是单纯的。凡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力量，他都可以控制。为他的目的，他可以自由支配一个既定量的资源。因此，他一开始就可以把全部过程中各部分的施工，计划得清清楚楚作成一个蓝图，再一步一步完成其全部预定计划。换言之，工程师在他所从事的这个特定的小世界里有完全的控制力。凡是与他的工程有关的各方面，他都可以一一观察到，都可以十分明了。而他所处理的事物，只是一些‘已知量’ 。在他遇到工程上的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并没有别人的独立决定来干扰他。换言之，仅就他在解决工程上的问题这个范围以内来讲，他并不参与社会过程。他仅凭他个人的头脑，活动于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隔离的世界里，所以从一个工程师的观点来看，他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完全性。其实，这种想法存有几分幻觉。他可以按照既定的价格购买他所需要的原料，按照既定的工资雇用他所需要的工人。那些价格和工资他通常是视作当然，而不会了解那都是错综复杂的市场运作所形成。所以一遇到物价或工资的波动出乎他的意外而影响到他的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是一些不合理的力量在作祟：而他所谓的不合理的力量，意思是指未被好好管制的力量，于是乎工程师的见解就扩张地应用到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而要求广泛的计划和管制。于是乎有‘社会工程师’‘经济工程师’这一类的名词。（一九八五年出版一本畅销书Zero Sum Solution的Lester C. Thurrow是一位十足的经济工程师而非经济学家）。”

夏先生的这几段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关键点7，将有血有肉的“行为个人”活了出来，让无数的行为人发挥它们的最佳判断，在各个市场里尽其本分，海耶克认为“知识是散在民间的”，任何人不可有“不要命的自负”，不可认为自己有能力洞悉全社会运作，妄想可精密摆弄经济社会运作，否则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固然如此，就是社会福利、凯因斯主义也不可免，而“到奴役之路”是共同的归宿，只是时间快慢而已。8至此，读者应该也明白本文一开始为何援引凯因斯的警言了，我们不知凯因斯是“当局者迷”或“明知故犯”，竟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和政策了。9

走笔至此，已清楚得知邢先生所坚持的是“自由经济”观念，而且是偏向海耶克所主张的，如此，不但对于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福利等敬而远之，甚至对晚近佘罗等经济工程师所显现的凯因斯“政府干预”，也应持反对态度。那么，在此自由经济观念下，所孕育出的“自由经济政策”又是怎么回事？

四、邢先生的“自由经济政策”

在上文所引《台湾经济策论》的序文中，邢先生已明文自白“抱持自由经济政策”，而其主要的政策论点也就几乎涵括在这本文集之中，做人、行事都一丝不茍的邢先生，已在这本文集中以〈编辑解说〉，将其经济政策依时间先后作“阶段性”分成三个时期：起自1950年代，迄1980年代，先是“台湾经济发展初期政策检讨”，再来是“长期经济发展政策申论”，最后是“中央发展外汇基金建议及有关讨论”。第一阶段是1950到60年代，只有三篇代表性文章，第二阶段是1980到88年，共选了七篇文章，最后阶段则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主要以“中央发展外汇基金”作论题，前后共有七篇文章。邢先生自己招认1960年代初以至1980年前后，留了将近二十年的空白，他说是因为筹设及接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十年间，时常劝告同事，经济学家不应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但在治学扎根期间，却不宜在普通报刊上乱写时论，以求成名。邢先生为表示以身作则，乃向同事们承诺他自己也尽可能不写时论，因而这段期间邢先生的时论发表记录实际为零。不过，邢先生也坦承，他之所以许那种诺言，多半是因其觉得1950年代阻碍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及解决方法，已都在〈经济较量与经济政策〉这篇专论中交代了，且邢先生眼见50年代后期以至60年代初期外贸改革成功，乃期待尹仲容先生逝世后的经济接班人，继续走向自由开放道路，使台湾经济脱胎换骨，步入发展国家之林，于是在满心期待中未提笔。对此，邢先生也非常明白地为其“因预期错误而未多尽言责深感愧疚”。10不过，邢先生也补充说，1974~78年间，所谓“财经六院士”的三次建言或可稍补此缺口。

第一阶段的三篇文章中，当然以〈经济较量与经济政策〉最具代表，在邢先生的两本文集中都搜录此文，而他在1993年10月27日刊于《传记文学》的〈怀往事，思故人—追念蒋硕杰先生〉一文中，特别用了显着篇幅提及它，而邢先生和刘大中及蒋硕杰院士之结缘，这篇文章也是一大触媒，因为蒋、刘两位先生被聘来台提供建言，所写的报告属于“高级机密”，无法广为流传给高级官员参阅，而邢先生这篇文章中关于“台湾外汇和贸易问题与政策”所表示的意见与他俩对政府提出的报告不约而同。11这篇1954年刊在《自由中国之工业》，且用邢杞风笔名发表的重要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今天研读过基本经济学的人，念过这篇文章之后都应可得知是应用最基本的“比较利益原理”来剖析问题，并提出去除农作、物价、贸易、外汇等等管制，以及撤除保护和扶持政策的建言。于今观之可能稀松平常卑之无甚高论。但在1950年代的环境下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但当时的台湾流行着管制和保护，它还是全球的潮流呢！12这篇文章微妙地扮演着当时“自由经济政策浸淫灌输”重责大任。值得一提的是，邢先生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和数字例子娓娓道来，没有高功力者是无法竟功的。第二篇文章乃接续上篇，就外汇政策作建言，主要建议是汇率交由结汇证市场自行决定均衡汇率。因为当时官方虽也是在寻求均衡汇率，但用的是在“基本”汇率之外逐步调整结汇证价格的模索渐近方式，邢先生认为这看似务实，实则漫无标准，他还指出有不便指名的高层官员曾讥讽官方心目中之均衡汇率系比照游走于台北市衡阳路口之三、五美元交易商之平均成交价格，而且邢先生认为政府机关一向保守，某一均衡汇率统一订定，即不免于僵化胶着，丧失其均衡原义。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顾虑在长久管制之后完全开放外汇自由交易可能失控、导致混乱。就在这些考虑下，邢先生乃建议在过渡期可仿效“叫价拍卖”方式，以创造一个自由竞争之外汇市场，使之行使决定均衡汇率之机制，等待政府及交易参与者信心建立后就可代之以实际自由外汇市场，这样一来就可避免由官方订定均衡汇率之武断及汇率订定后之僵化与胶着。13

邢先生事后回忆，他的建议被拒绝接受，由而上文所提他所担心的流弊终未能避免。而且再因1960年代初期外贸改革初步完成，当局却未能继续改革1950年代遗留之其他反自由化政策措施，以致1980年代上半期外汇存底出现滚雪球式之累积，引发尔后难以解决之诸多问题，可谓一着之差、谬以千里。我们稍后再回头说明及检讨这项让人不胜浩叹的往事。至于此时期的第三篇文章〈科学教育与经济发展〉，乃鉴于1960年代虽收到实施第一阶段外贸改革之效，但长期展望则阙如，于是写作此文呼吁尽速发展科学教育及高级科技研究，而且为了说服对美援运用有高度影响力的美国驻台人员，又曾将此文改写成英文发表。今天“知识经济”响彻云霄，正印证近四十年前邢先生的高瞻远瞩，而且此文也显示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及政策的邢先生，并不排斥政府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有所作为，不过，邢先生特别强调“科学生根”，并以日本为对比，希望我们对准科学发展的目标，有步骤、有决心、有毅心去做，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在这一块土地上将不难看到科学的奇葩，当时的邢先生已认定这是台湾经济发展关键之所在，也是国家生机之所寄，也在那时就急呼“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快一点吧!”印证今日的台湾，我们有何感想呢？

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之间二十年的空窗期，原因如上文所言，而邢先生提及财经六院士的三次建言可作补充14。既然如此，我们就将这三次建言作摘要简述如下：

第一次是1974年，由蒋硕杰、刘大中、邢慕寰、费景汉、顾应昌、邹至庄等六院士共同提出〈今后台湾财经政策的研讨〉建言。该文有三大基本原则，一是除非在极短和极特殊情况下，经济政策宜尽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二是除非施行按人口定量分配办法，政府若管量就不能管价，管价就不能管量，要同时管量和管价必须能确定该价格就是供需均等的平衡价格；三是稳定物价的平均水准比稳定某物的价、量重要。

在这三大原则下，该文提出三大建议：

（1）设立健全之货币市场，由资金供需决定均衡利率，从而使储蓄与投资同达最高水准，而无通货膨胀之虞。

（2）实施机动汇率，以避免国际通货膨胀之传播及增强我国货币政策之自主，并谋国际收支平衡之自动调节。

（3）改进税赋，包括加强征收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准备实施加值税及调整综合所得税之“最低扣除额”（藉以补助低收入者因公营及公用事业在政府补贴取消后调整产品及服务价格所增加之负担）。

第二次是1976年，也是由这六位院士所合撰的〈台湾财经政策之再检讨〉，提出六项建议：

（1）取消按保证价格无限收购稻谷办法，稻谷平准基金应以“数量操作”代替“价格操作”（及其他辅助措施）。

（2）修订公用事业定价政策（重申并强调第一次报告中所提之建议）。

（3）设立自由竞争之货币市场（重申第一次报告中所提建议，并提出更为具体之办法）。

（4）改进关税及贸易政策，使国内投资资金不致流为国外资产之累积。

（5）营利事业之未分配盈余应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现行对土地增值之特别优惠课税办法应迅速废止，以免诱导投资者自生产事业转移其投资房地产之投机。

（6）取消按个别出口货品之进口中间品含量分别计算退税之办法，而代之以各类货品出口按划一之平均税率退税，并从速合并营业、货物，以及印花三种间接税为营业加值税以促进国内工业进一步之发展，并增强一般内销工业舶来品之公平竞争能力。

第三次是1978年，由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邹至庄等五院士（刘大中先生已去世）合撰〈经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建言。

在该文中，先就经济计划之原则，依投资资源之来源、国民生产能力之增长、规划国民真实生产最高增长率之原则循序说清基本原理。而后再提出六项建议：

（1）资金市场之建立及健全化；货币供给之控制应包括信用卡之管制。

（2）奖励生产事业保留盈余以作投资，并以“自由折旧”鼓励，去除现有赋税对投资意愿之打击。

（3）间接税之改良。逐渐降低关税，以一般性之加值税替代货物税及营业税。

（4）发展新重心工业（机械及汽车工业）之策略。

（5）改善公共事业。

（6）加强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之职责，使能真正负起经济计划任务。

这三次建言，共同的宗旨就如邢先生所言：敦促政府加速经济自由化之步骤，（尤其避免指令式之经济政策）与巩固经济稳定之基础，从而保护台湾经济之健康发展。但这些建议受口头赞誉者多，见诸接纳而实行者少。且自1978年之后，政府就不再定期邀请诸院士提供政策建议。当时邢先生人虽在香港，但鉴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经济衰退，西方工业国家开始酝酿对采行保护主义之东亚若干国家联合抵制，而且亚洲四小龙之间在国际市场上已展开短兵相接之竞争，加上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亦因工资低廉而加入国际市场竞争行列，更使台湾经济远景难以捉摸。眼见政府似无妥善因应此国际形势之巨变，邢先生懔于事态严重，乃责无旁贷担起提供建言之责，这就促成第二阶段1980年代七篇“长期经济发展政策申论”。这七篇分由工业出口、技术革新、长期工业发展政策、农业政策、进口关税政策等等为文，每篇都以自由经济为前提，以委婉之语气劝告政府接受全面经济自由化及现代化之挑战，对于国内市场中进口关税之农产品及工业品价格结构力促应尽可能接近国际市场上各类相同等级商品之价格结构。此外，邢先生也坚持撤除1960年初期外贸革新所遗留之各种管制，对于多年来台币对美元价值之被大幅低估也急呼松绑。这七篇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趁早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一文，因其兼具“承先启后”之任务，引出最后阶段的诸篇文章。

该篇文章就迄当时为止的政策作正负面的评价，进口代替政策的保护措施固然是错误的，就连备受称赞的出口扩展政策，所用的台币汇率高度低估及外销品原料退税，致外贸出超逐渐扩大，到1986年竟然高达46.4%的国内储蓄毛额用于增加国外资产（即外汇），而不用于国内投资。这种不正常的的情形产生了两个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是制造业的结构变动，由19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突呈缓慢，表示技术升级停滞；二是外汇存底大量累积，货币供给增量钜大，游资泛滥严重，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和股票投机、大家乐和六合彩赌博等问题接踵而至。更重要的是，这一笔庞大的外汇存底和继续增加的出超，正好提供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作为借口，强迫台湾开放市场和台币升值。这本来是台湾早就应该逐步做到的，但该做不做而积累到一下子做到的急迫要求，致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招架，因而引起严重的失业，使原已有退化迹象的社会秩序必将增加一个更大的扰乱因素。此种出口扩张和外汇累积成为政策目标，这样的政策与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在基本上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因而邢先生将之称为“新重商主义”。在文末，邢先生引用1987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梭罗（Robert Solow）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此即“台湾的高储蓄率并未在国内适当的运用，因此大多以出口的方式为国外运用，支持了国外的经济发展，而换回一笔笔的外汇资产；这笔资产，严格的说只是一个外汇累积的数字。台湾政府应该考虑如何运用这笔资产刺激自己国内的投资意愿，以及增加工业的产能。多多利用外汇进口资本设备、鼓励企业大量投资或直接引进外商参与投资，都是现阶段台湾为提高投资意愿必须采取的积极作法。总之，我认为台湾不应以目前的发展为满足，台湾的工业基础还应该再扩大”15 。

梭罗的诤言与邢先生的说法不谋而合，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自1985年起外汇资产猛增，游资泛滥就已在台湾作怪，“台湾钱淹脚目”“五鬼搬运”的热烈投机炒作更在台湾炽热上演，迄1990年股市暴跌、泡沫游戏崩盘，对台湾造成的冲击无以名状，不只在纯经济面上受创颇重，更叫人痛心的是：台湾人民的纯朴、打拼美德、工作伦理遭到无情摧残。这种影响既深且远，而其因果关系是难做明确计量分析的。不过，邢先生和蒋硕杰院士等高瞻远瞩人士事前的警告、建言，如今看来果如耳边风，而当游资高度泛滥，危机已然形成时，邢先生还不死心想要亡羊补牢，乃有第三阶段一连串时论推销“中央发展外汇基金”，邢先生选出七篇代表性文章收录在其《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

这几篇文章的出现背景虽已如上文所述，但由邢先生自己来说当更真确，且解决方案提出之后的反应、回响，当中的转折内幕，也由邢先生描述最为恰当。因此，以下就将邢先生在〈策论〉一书中，对中央发展外汇基金建议及有关讨论的〈重刊弁言〉全文照录：

1980年代前期美国迫使台湾实行自由化、国际化之经济政策，至80年代中期终于导致国内企业投资意愿衰退。国人多以为，美国若不对台湾施压，台湾经济必能长久维持繁荣。殊不知80年代前期台湾对外贸易出超加速累积，至80年代中期已使中央银行拥有之外汇存底达五、六百亿美元之多，在国际顺位上仅次于西德而居第二。若美国容忍台湾继续采取反自由化经济政策，则台湾贸易出超及央行外汇存底必将继续累积。在按固定汇率结汇之情况下，更大数量之台币供给必将充斥市场，如此不待多时即将引发一场毁灭性之通货膨胀与股票及房地产投机，其对经济及社会后果之严重，将远超过美国迫使台湾改采自由化、国际化之后果。不幸政府原来采取之反自由化政策行之太久，积弊过深；以往在高度保护与扶持下养成之产业，自难经受进口关税大幅降低及台币大幅升值等自由化、国际化政策之冲击，此实为国内产业投资意愿低落之最基本原因。依我个人观察，台湾此时已进入重大危机之非常状态。然而，大多数企业明知欲解救当时之困境，唯有立即更换大部分在以前保护及扶持政策（包括大幅偏高之台币对美元汇率）下用以与国外企业竞争之机器设备，并积极讲求研究开发；但在保护与扶持环境中养成之企业，多不敢接受此一严酷之挑战，而宁愿以远期外汇操作之接单方式谋取预期台币升值可能获得之利益，以求苟延残喘；或竟以其出口外汇换得之台币从事房地产及股票投机，谋取非分之暴利。终致传统之优良工作伦理及朴质社会风气，在数年间即大部分遭受破坏。近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坚持自由经济理念，而对政府采取之高度干涉政策批评不遗余力；今亲见政府铸成如此大错，窃以为在不违反自由化、国际化之大原则下政府应及早有所作为，以振奋企业信心，提高投资意愿，从而化危机为转机。故在1987年4月在《中国时报》上一连发表两篇专论，倡议设立“中央发展外汇基金”，每年通过商业银行贷与企业一百亿美元，专供其向国外购置新式机器设备（及转移技术）之用。同年5月2日，经建会主委赵耀东及副主委王昭明均公开表示对此一建议十分重视，并已交付有关单位详加研究（见是日《经济日报》），但此后即无下文。本于敝帚自珍之偏见，自觉关于“中央发展外汇基金”之建议关系台湾前途至巨，故在此后四、五年间连续撰写一系列专论，分别从不同层面及不同角度讨论一切有关之问题。及至最后我已肯定政府方面决不可能采纳此一建议，而经济学界对之亦无任何有意义之反应时，方始决定投笔《注》。在台湾经济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之关键时刻，我虽以老病之身，坚守原则，力陈所见，竟未能说服政府适时活用外汇存底，使台湾产业掀起波澜壮阔之技术革命，使此一小岛成为全世界不可忽视之经济大国，从而能充分掌握自身之命运（包括两岸关系之发展）。作为一个长期参与台湾经济发展政策之讨论者，衷心感到十分歉疚。

现今政府正斥巨资实行“六年国家建设计划”，虽其详细内容未经公布，亦可推测此一计划似应兼具全面性与前瞻性。私心正感快慰之际，却发现此一推测似又不同于有关新闻报导—后者予人之印象，为“六年国建”主要为一创造内需之公共工程计划，而经建计划则非其主要内容。果如此，不知经济当局何时方能改变小格局之心态，提出兼具宏观性与突破性之发展策略？“时不我与”，不胜企予望之。

（《注》

我提出之建议中，我从未主张央行将外汇存底无偿交与企业运用；我仅建议政府设立“中央发展外汇基金”，通过商业银行按竞争利率每年贷予企业一百亿美元。但为回答若干知名人士坚持企业需用外汇时必须以等值之台币向央行购买，特在此向其中可能赞同1980年代中期政府应设法积极提升国内企业向海外购置机器设备及转移技术之投资意愿者提出两个不同于“中央发展外汇基金”之构想，尚望惠肯交换意见：

（一）设想在1980年代中期房地产及股票投机已出现“如火燎原”之势时，央行即断然采取适当手段自市场抽取相当于一百亿美元之台币资金（照1987年汇率一美元兑三十六元台币计算，约为三千六百亿元台币，即相当于同年M2总额百分之十），按低利率（武断订定抑依竞争之方式决定？）贷与企业，使之转向央行购买一百亿美元，以便向西方工业先进国家购置新式机器设备（包括防止污染装置）及转移技术。由此所造成之金融紧缩，可能利多害少;而因此可使企业进行向海外购买机器设备及转移技术之投资，则大有助于产业升级，故可谓一举两得。且央行向市场抽取相当于一百亿美元之资金虽然贷与企业，但在同时经由企业向央行购买一百亿美元而全部收回，如此央行在次年及以后多年可继续维持企业更新设备与转移技术之等额融资，而毋需另辟财源，亦不待企业偿还借款以为周转。

（二）设想央行不自市场抽取相当于一百亿美元之台币资金，而决定增发同额货币。如此自不致造成金融紧缩，但亦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盖因央行虽将其增发之货币贷与企业，但企业当即向央行购买等值外汇出入正好相抵。如此以后多年方可继续维持企业更新设备与转移技术之等额融资，故其结果与前一设想完全相同。

上述两个构想，以与“中央发展外汇基全”之运作比较，显示在任一构想之下，央行对企业每年向海外购置价值一百亿美元之机器设备及技术转移之融资目的均可达成。不同之处，在于为达成此目的所采用之手段。（一）要求央行向市场抽取相当于一百亿美元之台币资金，此项要求在1980年代中期虽可能有助于消除游资泛滥之威胁，但能否做到恰如其分，工商业者及学界人士恐难达成统合意见，因而央行或不敢贸然尝试。

至于（二）之运作，其涉及台币交易部分仅系内部转账，故可避免上述关于（一）之争论。就此点而言，除运作主体不同以外，“中央发展外汇基金”建议与（二）并无不同。“基金”在向央行取得外汇时，在形式上亦可先向央行借入等值之台币，作为另向央行购置外汇之支付工具；而在其最后停止运作时，在形式上亦须先将其原来向央行购得之外汇总额换成台币，然后用以偿还当初为取得外汇基金而向央行所借之台币债款。惟“基金”亦为一政府部门，其与央行之间因外汇转移所涉及之台币交易同样属于内部转账性质，故亦不影响台币实际供给。（请参阅〈台湾当前经济问题的两个重要层面〉第五节）。然而“基金”与（二）在实质上亦有其不同之点：首先，依我个人之构想，“基金”委员会为一由央行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组成之专责管理及规划机构，其实际贷放运作，则悉委之于全台所有商业银行；而（二）则集规划与实际运作于央行一身或由央行指定交银及汇银承办其规划之实际业务。无论就决策周全性及运作效率比较，二者之优劣判然。其次，在（二）之构想下，企业实际上仅能向央行或其指定银行借用购买外汇之台币资金，而“基金”则通过所有商业银行直接向企业贷放外汇。在1980年代之下半期，台币相对于美元继续升值已成为普遍预期，企业偿还长期台币借款或美元借款之得失比较、以及因此一考虑使之对以上两个构想下政府着眼于产业升级之企业投资融资计划之反应，不言可喻。

以上所陈，旨在澄清若干人士对“中央发展外汇基金”可能发生之误解。不知在上述三个构想之外有无其他更为周全之有效策略？愿闻高见。）

由这一大段言论中，可知邢先生极力为其提出好似政府干预的“中央发展外汇基金”办法澄清，苦口婆心地表明并未放弃自由经济基本理念，毕竟错误已铸成，为能化危机为转机，乃用非常手段且融入市场机能的方式来将泛滥游资导入生产用途，一来免于泡沫扩大，二来又可厚植产业长期发展基础。邢先生虽一再尝试将政策方案讲清楚、说明白，也期盼质疑者能做理性辩论，但冷淡的反应让邢先生唏嘘不已。16

邢先生尊崇自由经济观念，主张自由经济政策，对于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自是不赞同，虽然他已将其抱持的理念经由讨论、学术论文及文集予以传布，但也期盼能有同道一起帮忙，因而时常注意有无提出类似观念的同好。夏道平先生和蒋硕杰院士等就是如此结为好友，就是对于后辈也以鼓励的方式来表示。我与邢先生熟识就是如此。

记得1989年3月6日我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名为〈明星工业―借尸还魂的“策略性工业”？〉时论，隔天转来一封邢先生的亲笔函，对拙作论点表示赞同，并勉励有加。该文旨在评论当年经建会规划明星工业，主要在规避美方对策略性工业政策施以不公平贸易调查，换个名称但实质仍同，都要以政府之力选择、扶植。凡是有自由经济理念者，都会对此类的产业政策采负面看法，理由有许多，其中之一即“保护往往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基本道理，我曾将此道理写成短文予以阐述，也颇获邢先生的认同。那篇文章收录在1989年5月出版的《经济学的天空》一书中，在邢先生写的序中特别推荐普通读者先读这一篇，为何我要费笔墨写这段过程？为的是凸显出邢先生对自由经济的坚定信仰，连对素昧平生的无名后辈只因稍一宣传自由经济理念就去函打气并答应写序。17

自由经济体制或社会并不是不要政府，也不是认为政府是必要之恶，正确的看法应是将政府视为一个特殊机构，它有该做的事，所谓的“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就是！不过，如何定义“对的事”却是颇棘手的课题，而且由于政府机构里面的成员也是一般凡人，同样拥有七情六欲，在“求利”和“私利”已被窄化为“物质”利益的时代，政府官员难免放弃该担当的任务（这些事情往往吃力不讨好，物质利益很小），反而去从事不该做的事，而一般人所认识到的经济层面又通常是经济成长率这种狭隘定义，在“总体经济学”兴起之后，政府可以拨弄成长数据或“精密调节经济体系”就成为主流思想。不过，即使是此种狭义的经济成长，政府终究还是力不从心的。在邢先生的眼里，1997年中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是一个示范自由经济体制下政府应该有何作为的绝佳实例，他在1982年8月18-21日刊登于《中国时报》的〈一块石头的奇迹–香港经济成长的故事〉一文，就明白地提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政府角色。

在此政策下，政府的应为之务是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和利于发展的环境，至于如何利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生财致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与成长，则完全属于私人范围的事，因而不加干预。在这个政策下，私人企业只要是符合一般工商法规，都可以自由设立、自由经营、自由退出，这种自由包含资金移动和资源配置的自由。为何需要这种自由？原因是经济关系太复杂了。只有私人自己知道他们的利益所在，也只有他们自已知道如何趋利避损，同时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够随时随地把握机会，负担风险。政府官员无论如何精明干练，也不可能知道私人的切身利害，所以对私人的经济活动最好是“任之听之”。18

政府的积极不干预，除了在所谓的经济面之外，社会福利事务也是一样。虽然邢先生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主张出现，但由他在1994年3月底对我与谢宗林先生合撰的〈老人年金、所得分配与储蓄〉一文论点表示认同，应可窥知邢先生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看法。由于该篇论文强烈质疑借助政府强制力规划，照料老年生活问题，不仅是将之与“工程问题”归为同类，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这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个人基本价值予以摧残，且由历史事实资料可以预知包括国民年金强制保险在内的一切“社会福利”强制措施，终将失败并将造成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

这种观点也是典型的海耶克看法，而社会福利且有“冷的社会主义”之称呼，此有青蛙的寓言可供参考，亦即：将一只青蛙丢进一锅沸水中，它会立即跳出，因为水深火热，但将之放在一锅冷水中，它会乖乖、舒舒服服地待着，此时在锅底引火加热，青蛙将会感到温暖、舒服而熟睡，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煮熟、死了。这则生动寓言鲜活地道出社会福利的恶果是缓慢来到，一旦出现却难以救药。19虽说邢先生未有文章仔细谈论此课题，或者由于台湾在1990年代以前并未有社会福利的争议，但邢先生在《通俗经济讲活》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以及《台湾经济策论》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海耶克逝世而作〉中，其实已充分显示他对海耶克主张的认同了，而海耶克对经济管制、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皆持反对态度，也想当然可在邢先生身上看到啦！

五、邢先生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感慨

195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在尹仲容先生点燃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落实之后，不但快速起飞，且享有“经济奇迹”美名，可是迄1980年代末期却遭逢极大困境。其中的缘由看在亲身经历，见证这段历史的邢先生眼里，难免五味杂陈，在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各篇文章中都一再地评论，《台湾经济策论》中第四部分的标题就是“台湾经济发展政策的反省”，涵括了四篇文章。第一篇〈一个长期参与台湾经济发展政策讨论者的感想〉，邢先生说是综合文，扼要陈述台湾经济何以在1960年代初期以后二十年间，虽仍持续发展但始终未能突破产业升级瓶颈，以致在1980年代经不起自由化、国际化之压力而陷于极度困难，更遗憾的是，政府有关当局既无积极解救方法，又不接受他人建议，坐令台湾经济在央行快速累积美元外汇存底之巨富中与台湾社会风气同趋下游。在感概之余，邢先生乃更怀念尹仲容先生1950年代对经济问题所展现之果断作风，而对当时官员的忧时愤世心情表示谅解，但对他们对尹先生的误解却深觉不能不辩，于是写下〈尹仲容先生与我的一段交往–早期自由经济观念的沟通〉。同时，又见自1960年代初即与台湾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并驾齐驱之南韩，当时遍受国际重视，感慨之下乃撰写〈南韩在经济上较之台湾强在那里？〉，阐释两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因决策者之态度而有重大差别。最后一篇则是邢先生深感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密不可分，借着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去世，撰写〈政治与社会的创新对现代经济成长的重要–顾志耐教授的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再对影响各阶段台湾经济成长之有关因素进行有系统之深入分析，希望唤起国人重视政治与社会制度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这些篇章固然都是邢先生对台湾经济政策的论评，但最具代表性，或可说是邢先生在世时最后一篇对台湾经济深入检讨的文章，应是1993年9月15日发表在《远见杂志》的〈台湾做错了什么？—回顾经济发展〉20。光由文章题目就可明白邢先生对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有独到看法，一开头，邢先生就对汗牛充栋的国内外探讨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和讨论，认为过于强调“正面启示”，却对“反面教训”少提，邢先生觉得这是误导，因为“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那么，邢先生心目中的真相何指呢？首先，1949～53年间完成的土地改革，邢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不但农业生产力因而显着提高，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出口增加，外汇供应改善，农对非农部门购买力提高，非农部门产品销路较宽畅，粮食供应充足有助物价上涨压力之缓和与工资之稳定，而且佃农取得土地、地主成为四大公营企业转民营后的大股东，经营效率提高很多。不过，台湾地狭人稠，只靠发展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绝不可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对日治时代残存和经过重组的公营事业也不能寄予希望，1950年代采用进口代替政策，提供各种优惠，并高筑关税壁垒的各种非关税方式限制外国品进口以保护内销市场，这种保护政策又搭配复式汇率、低利率、外汇和金融管制，其复杂程度对台湾经济发展很快到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地步，于是外汇和资金无法有效运用，货品竞争力弱，不但不能出口，且在本地市场也严重滞销，致 1950年代后期生产设备闲置程度骇人听闻。在此背景下，1956～61年进行大刀阔斧外汇贸易改革，复式汇率改为单一汇率，进口品采差别申请限制取消，单一汇率接近市场（黑市）汇率，就在进口申请简单化和出口障碍清除下，本地产业才挟低工资优势冲向国际市场，从此揭开台湾经济发展序幕，这也是有名的1960年代初期的出口导向政策。

在邢先生看来，1960年初期以后二十余年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主因只有一个，就是第一阶段经济自由化的外贸改革（也就是尹仲容先生主导下的自由化运动，或出口导向政策）；助因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稳健的预算控制，经由教育普及和改进而不断提升的人力品质，以及纯朴勤俭的社会风气。邢先生特别强调，这一段话虽与一般关于台湾经济发展政策的讨论互不冲突。但一般讨论却予人“第一阶段经济自由化之后，政府当局更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印象，而邢先生却认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深刻感受到自从第一阶段经济自由化之后，1950年代采行的其他反自由化措施在基本上并未改变，就备受推崇的外贸改革来说，后续任务并未完成：进出口结汇未取消，汇率仍由央行武断订定（直到1986年，之前的大多数年份都是1美元固定兑40元台币，此一直低估台币价值，因而对出口特别有利，是一种“隐形出口津贴”）。在产业保护政策方面，迄1980年代政府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国际压力前，也没什么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地遂行一波波的进口代替，如1950年代即已开始的设厂限制，不但继续，还进一步授权若干制造业公会，对其产制品同类品进口另加签核。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实例，是素以“特权闻名的公营企业，数十年来仍屹立不摇”21。邢先生还以数据证明公营事业的生产效率远低于民营事业，凸显浪费情事，除了公营事业外，在高度保护政策下受特惠的民营企业也呈现类似情况，裕隆汽车是众人皆知的例子22。在批评之余邢先生也不否认第一次经济自由化后，政府曾引进一些有助于鼓励投资及扩张出口的措施，但邢先生更坚信，若在第一次自由化完成后，政府当局能持续外贸改革未竟之业，如逐步取消进出口结汇及任由市场决定汇率，同时按一定时间表取消一切反自由化措施（分批改善公营企业的经营体制、全面革新税制、机动降低关税率、促进金融现代化等等），则这些措施都无关宏旨，而且全面自由开放的强大活力必能在不太长的期间使剩余劳力充分吸收，不待政府的指示，善于适应的本地产业也会由劳动密集型蜕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结构。不幸的是，政府当局非但没有持续第一阶段经济自由化政策，且仍着眼于进口代替，甚至特权维护，与全面自由化背道而驰，结果是：受特别庇护的公民营内销产业不长进，原本朝气蓬勃的出口产业，也因进可外销谋取出口融资优惠和台币长期低估利益，退可内销享受关税及非关税限制进口的保护，并可采取“以内销补贴外销”的国内外市场搭配策略以兼收轻而易得之利，自然不易养成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意识，因而不能随时体察国际市场动态以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邢先生特别提醒注意：尽管1960年代初完成的第一阶段经济自由化掺杂了反自自由化政策，但因其究竟消除了偏高的复式汇率和繁杂的按照类别审核货品进口所产生的困扰，将进口代替导向推到新方位的出口扩张导向，而后来继续推行的反自由化政策，只不过是50年代进口代替政策的延展。因此，1960年代初期以后的经济发展政策，与50年代政策的主要差异，只有出口扩张导向而已，也就是这个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远大于持续进行的进口代替政策之负面影响，才使自1960年代初期之后的台湾经济历二十余年而不衰。

不过，时日一久，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逐渐超过60年代初期自由化政策的影响，而197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80年代前期，贸易出超剧增，外汇存底不寻常急速升高，地价狂飙形成缺乏实质的繁荣，而经济病根迅速蔓延、扩散（国内产业投资持续衰退），邢先生称此病症为疑难杂症。表面上，1980年代出现的台湾经济病象，似乎是由于美国强制实施的“自由化、国际化”压力。但邢先生却不作如是想，因在出超和外汇存底不断高升，而央行仍维持固定汇率和结汇制下，央行势必不断释出“强力”货币，货币供给势必不断增加，如洪流般的资金泛滥势必出现，一场摧毁性的通货膨胀必不可免，结果是二、三十年来经济发展成果必将在二、三年内随风而逝，而且以后可能再没有重振机会。这样的悲惨局面并未来到，但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那场泡沫金钱游戏及其破灭景况想必国人仍点滴在心头，不过其情势似乎还在可容忍范围内。这种不幸中的大幸，邢先生认为该感谢美国在1980年代初期对台湾所实施的开放压力，但它来得太迟且压力过猛，太迟使上述的泡沫游戏还是发生了，过猛则使技术原本落后的出口产业几没有缓冲调适的时空，因而多数被迫也加入金钱游戏行列，结果是：不但艰难创业的业主多数不务正业，一向纯朴勤俭的企业干员乃至基层员工也纷纷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这些人或直接参加金钱游戏，或从事于由金钱游戏刺激成长而易获暴利的相关服务行业。于是乎，辛苦撑持的企业反受人力短缺、工资高涨和取得工业用地倍加困难之累，更不堪的是，自此之后，社会风气丕变，社会治安日益败坏，甚至于影响正在起步的民主政治之发展23。

邢先生举出在“自由化、国际化”的重大压力下，进口关税连续降低和非关税障碍不断撤除，且自1986年起台币大幅升值，台湾GNP年增率至1988年降为7%上下，1990年只为5%。这种几年连续且稳定的中低度成长，有人解读成开发中国家过度到先进国的自然现象，若是如此，应隐含着工业发展在技术上已近于成熟，同时第三类产业不但对工业能提供精致的服务，且对消费者也能提供高品质、多功能的便利。可是1980年代台湾经济逆转时所呈现的情况却是，一个衰败的无力承受外来竞争的工业，且多数业主又被游资泛滥冲昏了头，盲目参加不务正业的股票、房地产投机金钱游戏，同时金融、商业及消费服务等也多以这个大赌场为中心而蓬勃发展。

目睹及想像此一正在发酵的惊悚局面，1980年代中期那时的邢先生还认定那是一时反常现象，还是相信原来艰难创业的企业主仍可能重新步入正途，并认为1980年代台湾经济的逆转还有挽救的希望，于是自1987年四月起连续发表“中央发展外汇基金”系列专论。可惜的是，这项建议未受政府采纳，而政府本身又束手无策，于是上文描述过的那场金钱游戏乃终于发生了24。

邢先生引了苏东坡〈庐山〉这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大家对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观察，特别是活在台湾的观察家反而对台湾经济的真面目了解得不够清楚。从近处或低处看，台湾经济发展经验雄伟可观；但从远处或高处看，台湾经济成长值得欣赏的景观中，却预伏了1980年代逆转的远因，短短数年间台湾竟累积了如此庞大的外汇存底正是经济病征的明证，而这些外汇竟只掀起象征“发高烧”的金钱游戏，没被灵活运用，以挽救逆势，显示出政府当局的“短”视与“低”视。在如此感叹之余，邢先生对“实用主义”这个被政府决策重视的主义作发人深省的评断，而实用主义的具体表现可用“在推动方向建立共识下，对无法发挥作用的政策，即予以放弃，对大部分产生效果的政策则继续维持下去。”这段话来概括，但邢先生质疑说：某些政策之被决定“放弃”是因为“无法发挥作用”，而某些政策之所以“继续维持”是因为“大部分产生效果”究竟是什么意思。毕竟事实是：1960年代继续实行的1950年代所有反自由化政策，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发挥了作用”或“大部分都产生了效果”，但所产生的都是“反的”作用或效果，尤其这些政策后来竟拖累了1960 年代第一阶段自由化政策，使之成为这些反自由化政策的“帮凶”，也终于导致1980年代台湾经济的逆转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令邢先生沮丧的是，不少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十分欣赏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尤其赞美“实用主义”25，于是邢先生希望他们能谦虚点，在没充分掌握台湾经济问题前，不要把架势摆太高，以免自己的学者形象受到损害。同时，邢先生衷心希望“由过去三十年来的实际经验，现在和以往的政府当局都学得谦虚一点，承认经过所谓‘实验’证明在1960~70年代‘大部分产生效果’的经济发展政策，正是在1980年代使台湾经济由高度发展骤趋衰退的政策；而他们主观排斥未经‘实验’的外汇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撤除关税保护及整顿公营企业等全面经济自由化政策，可能正是台湾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这种期望成真了吗？

六、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重温邢先生的文章和话语，其高大、伟岸、瘦削且严竣的身影栩栩如生浮现脑际，其对“自由经济观念”的坚持，苦口婆心推销自由经济政策的苦行僧精神更叫人动容，而“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诗句也不由得浮上我的心头。

邢先生的行文看似严竣，其实心软、厚道，更不愿伤人，对于批判对象从不指名，虽有记日记习惯，也应将诸多内幕实情记在其中。为了让宝贵的台湾经济发展实情历史场景重现，有识之士曾说服邢先生作“口述历史”，奈何因故胎死腹中，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邢先生离开尘世后参酌其日记来撰写，没想到邢先生为了不增添在世者的麻烦，竟然带着日记一起上天，同时也使历史成灰烬。

幸运的是，邢先生精心整理出版了两本重要文集，由这些篇章我们得以了解邢先生自由经济观念的浸淫灌输过程，更明了其不忮不求的书生本色，而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关切，恨铁不成钢的情怀着实令人怀念不已。对照邢先生的言行，今日台湾的景况改善了吗？由逆转反正了吗？向上提升抑往下沈沦了呢？

由邢先生最强调的“自由化”之路来看，1980 年代全球一面倒向自由经济之际，台湾也似乎不落人后，1984年明确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三化政策方向，但流于口惠，终而酿成上文一再提及的那一场金钱泡沫游戏。当1990年股市由一万两千点自由落体至二千多点时，论者以为泡沫破灭了，其实“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何况这种斩草并非我们自动去做的，而是受市场力量惩罚，如果不是美国在我们第一次自由化之后停顿反转再走回“反自由化政策”之际，藉由中美贸易咨商强压台湾在贸易保护方面的开放动作，这个泡沫不知还会被吹得多大，其破灭所产生的破坏不知又会多强大呢！怪不得邢先生反而认为应感激美国这个经济强权。

另一方面，国际潮流早在1947年10月30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签订即宣告走回自由贸易老路，但也经四十多年的演变至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才较明确，不过，有形的关税障碍去除已快速进行，而无形的非关税领域障碍也在“公平贸易”旗帜下逐步透由谈判、沟通而渐进解除。也幸而有这些国际性压力，台湾的自由化才得以有些进展，可是脚步却相对缓慢，尤其与对岸中国大陆相较更是凸显。政府决策者似乎也有此种觉悟，乃有1995年大张旗鼓的“亚太营运中心跨世纪方案”之提出，且一度紧锣密鼓地推动。可惜的是，一般人还是只认定所谓“有形牛肉”的“六大中心”硬体建设，并不了解“自由开放”、“松绑”的真正内涵，于是在核心工作的诸多“管制法令”之修订废除上，非但进度牛步化，甚且尚有愈修愈回去的现象，因为“有管制就有特权”、“有特权就有利益”，而这些利益当然属于“特殊个人或团体”的“私利”。就在利益纠葛、错综复杂下，亚太营运中心可说事倍功半，最让人扼腕的是“两岸经贸、投资”，其在意识型态和国家安全这些非经济因素的限制和干扰下，分工合作和比较利益无法发挥（指政治干预），实施“戒急用忍”这种被认为“反自由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来台湾失去藉由国际竞争压力而快速脱胎换骨，让产业结构自然且快速转变（或是通称的产业升级）的契机；二来在保护政策下，特权横行的局面演成台湾住民深恶痛绝的“黑金”；三来让民主政治落入民粹而被怀疑，相反地威权政治却获致怀念、憧憬26；四来人性再度被引领至唯利是图、争权夺利，搞权谋，尔虞我诈等行径得到提升，诚信的道德伦理又受到践踏。

此种情势的演变，台湾产业竞争力优势逐渐丧失，人性愈见沈沦，社会风气更加败坏，“白道比黑道更可怕”的另一种黑金猖獗局面，终于让台湾住民忍无可忍，在2000年千禧年毅然地让执掌五十年的国民党政权下台，希望清新有魄力的阿扁总统清除旧疾。可惜的是，新政府仍未能体察现势，不但不了解黑金的来龙去脉，以致抓不到根源，而且还尽量掩藏溃澜伤口，让它再持续恶化。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股市护盘，更不堪的是，无法了解政府的正确角色，仍以“万能政府”的理念来治理政府，当然更谈不上自由经济政策了。

1999年10月纪念蒋硕杰先生逝世六周年时，我就曾感慨地呼应弗利曼对世人阻挡、排拒自由经济的说法，因为表面上似乎人人都在说自由经济已成世界潮流，经济无国界也被挂在嘴边，而“尊重市场”更被决策者念兹在兹，但实际上所作所为仍以“管制”为主，法令、规划无所不在，人民行为的自由度不增反减。虽然WTO的出现证明市场力量有如“生命是会自己找寻出路的”无形大道，但坎坷之路所衍生的代价却让人唏嘘不已。重读邢先生的著作，症结就很明显地浮现，此即正确的“自由经济观念”未能普及，甚至受到严重的抹黑、扭曲。如何让自由经济观念在地球人，尤其是在未来的政府决策者的年轻一代身上浸淫灌输，让此理念落实生根，恐怕是纪念邢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最有意义工作，而由邢先生有关篇章的散布也应是最有效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弗利曼，（1998年4月），〈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奖得主的做事》，第五章，页106~126，天下文化。

2.克鲁曼，（1999年5月），《全球经济预言》，先觉出版社。

3.克鲁曼，（2000年2月），《沿街叫卖的繁荣》，先觉出版社。

4.吴惠林，（1999年11月），〈蒋硕杰先生经济理念的现实印证与启示－观念力量的注释〉，《蒋硕杰经济理念的现实印证与思想源头》，第一篇，页1-55，中华经济研究院。

5.吴惠林，（2000年5月），〈“竞争”非斗争，亦非物竞天择〉，《飞越黑板经济学》，页41~43，翰芦图书公司。

6.邢慕寰，（1986年8月），《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三民书局。

7.邢慕寰，（1990年6月），〈坎坷难行的经济自由路〉，《自由经济的坎坷路》邢序，卓越出版社。

8.邢慕寰，（1995年8月），〈开创传播各领风骚〉，《自由经济大师神髓录》邢序，远流出版公司。

9.邢慕寰，（1999年9月15日），〈台湾做错了什么？－回顾经济发展〉，《远见杂志》，页75~89。

10.邢慕寰，（2000年3月），〈经济学的天空简介〉，《经济学的天空》邢序，翰芦图书公司。

11.夏道平，（1989年1月），〈一本新书的读后感〉，《自由经济的思路》，远流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