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11日讯】
【背景说明
本文初稿发表于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2001年5月5日举办的“2001知识经济社会与国家发展学术研讨会”，后经两位匿名评审意见修正后刊于该所《国家发展研究》创刊号。本文对现代科技的功过作深入探讨，回到“人心层面”，由道德沈沦的根本关键作剖析。】
一、前言
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长达十年的蓬勃经济成长，在高经济成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亮丽指标表现下，逐渐掀起一片“新经济”、“知识经济”热潮，台湾也无法免俗。2000年在新政府成立之后，即大力倡导“绿色硅岛”，并以“知识经济发展方案”作为政策并拟加以推动。不过，尽管知识经济的名词喧天价响，且有政府政策之规划，但其内涵却不甚明确，而观诸政府和专家们的政策和谈论，着重知识在科技进步上的角色似很明显，如此的强调极可能将社会资源导向科技知识和技术进步上。果若如此，是否即能成就物质面的经济成长？即便可以达成目标，其所隐藏的代价是否值得？或其带来的后遗症是否有益于“永续发展”？这些关系重大的课题值得国人关切。
本文即拟对这些课题作概括性的全面观察，而为使观察有意义，首先宜对知识经济试作定义及厘清。在廓清知识经济概念之后，接着藉由观察当前惯用的测量技术进步贡献之文献，来得知一般感兴趣的知识经济与科技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紧接着就此种通用的做法及看法，由科技概念的澄清和永续发展之本质探索，审视流行的知识经济理念和方案及偏向负面的可能性。最后则提出本文的结论。
二、“知识经济”的概念及问题
尽管知识经济的观念引发不少的争议(1)，但却有明确的“文字”定义。根据行政院经建会在2000年底发布的“知识经济发展方案”，所谓的“知识经济”就是“直接建立在知识与资讯的激发、扩散和应用上的经济，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凌驾于土地、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之上，成为支持经济不断发展动力。”
这个定义发源于“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该组织在1996年发表〈知识经济报告〉，认为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型态，知识已是生产力提升和经济成长主要动力，随着资讯通信科技的快速发展与高度应用，世界各国的产出、就业及投资将明显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此后，知识经济就普受各国学者与政府的高度重视。(2)
在学者方面，Atkinson & Court (1998)即明确指出：美国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知识及创意为本的经济（The New Economy is a 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economy.），而新经济也往往被视为知识经济的同义词，这两位学者再将知识经济认为等同于“创意经济”。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追溯创意经济的起源，罗默（P. Romer）就被认为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此领域中最杰出的学者。他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故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3)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佘罗（L. Thurow）在2000年出版的畅销书Building Wealth中也明白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经济过渡期，个人、企业或国家都将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新科技的应用将引爆新一波的产业革命，创新的科学技术正快速地改变了过去创造财富的基本规则。这股势力不但使新产业享受爆发性的成长，也使得传统、现存的产业进化到超出以往我们认知的模式，这也意味着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凸显他极度重视知识经济，佘罗这本书名的副标题就是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以上所引用的大都是国外学者对知识经济的看法和定义，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作过描述，其中将该名词定义最清楚且完整的可推高希均为代表。他在2000年11月1日出版的《远见杂志》发表〈“知识经济”的核心理念〉一文，将“知识经济”定义为“泛指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运作模式”。此定义似乎与上引各家定义并无二致，不过，高希均还特别说明了知识的重要性，并强调“知识需要获取、累积、扩散、激荡、应用、修正。”而且他还将“新经济”定义为“跨越传统的思维及运作，以创新、科技、资讯、全球化、竞争力…为其成长的动力，而这些因素的运作必须依赖‘知识’的累积、应用及转化。”所以，高希均认为“知识经济”与“新经济”难以完全分辨，甚至可以交换使用。
在简单定义过“知识经济”之后，高希均再以十个核心理念来分析其精义：一是“知识”独领风骚，两百年来的经济成长理论，不同时代曾重视不同生产要素，从劳力、土地、自然资源、资金、科技到今天的“知识”。二是“管理”推动“变革”。三是“变革”引发“开放”。四是“科技”主导“创新”。五是“创新”推向无限的可能。六是“速度”决定成败。七是“企业家精神”化不可能为可能。八是“网际网路”颠覆传统。九是“全球化”开创商机与风险。十是“竞争力”决定长期兴衰。
高希均几乎将所有曾经浮现过、用来描述知识经济的各种“特质”，一网打尽，而且他也特别提醒知识经济也会产生不少负面影响，举凡科技与非科技间的所得差异、科技带给人与人间的疏离、人才与资金在高科技和传统产业间的流动及排挤，以及传统产业面对的竞争压力。他最后还强调，“知识”在十九世纪是权力的象征，二十世纪则知识普及而成“知识共享”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知识即责任”，对个人是追求优质生活，对企业是追求健康成长，对国家是永续发展。
为了凸显对“知识经济”的重要之重视，并为使台湾顺利踏上这条路，高希均和李诚邀集十一位学者共同撰文，编成《知识经济之路》一书，该书可说是迄今国内本土最完整探讨知识经济的著作。全书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建立知识经济的基础建设，另一是有关建立知识经济的财经与社会建设。该书涵盖了知识经济定义、标的，以及如何结合产、官、研、学各界，加强分工合作，而利用政府政策来走稳通往“知识经济之路”。
综合上文的引述，我们很明显地得知所谓“知识经济”，旨在强调“知识”这种生产要素，在创造及增进人类的“财富”上已居首要。虽然高希均的文章中已明白点出“人类悠久的文明历史，本来就是人类知识累积的纪录”，知识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特别受到一些著名学者及媒体的重视，只不过反映了“迟来的智慧”。他也以中国传统上“士、农、工、商”的排名，正是反应知识份子居最重要地位，且知识产业最终必领先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作为其立论证据。
同时，高希均也就西方经济思想史，从十八世纪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杜能（H. von Thunen），到二十世纪美国学者费雪（Irving Fisher）和舒兹（T.W. Schultz）、贝克（G.S. Becker）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先后指出过人力投资、教育训练、知识运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而且还抬出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两位大名人及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等人对“知识重要”的话语，来强化重视知识并不新鲜，由而提醒读者进一步去蒐寻“知识经济”的内涵。不过，即使经由高希均如此的努力引经据典，我们终究还是看不到对“知识到底是什么？”的说词。
或许文字有其极限，某些词只能意会无法明确言传，而“知识”是否就是如此？经查字典，知识意指“知道事事物物的道理”。既然如此，一旦降生为人，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不是时刻都在努力做这种事吗？而“知识就是力量”、“无知”等等也早是人们的口头禅，于是“追寻知识”想当然是任何寻求幸福人生者无时无刻都念兹在兹的。所以，比较有趣的问题是：为何在二十世纪末突然掀起“知识热”呢？由上文所引述的各种看法中，隐约推知源自1990年代开启的美国“新经济”。高希均已对新经济作过定义，所强调的是“成长”这个目标且求其成果之丰硕，而促进的动力因素是“创新”、“资讯”、“全球化”、“竞争力”等，而这些动力又特别依赖“知识”的累积、应用及转化。
稍对经济成长理论、甚至对1776年出版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亚当．史密斯经典著作有些了解的人，应当都知道“追求财富的增长”一直就是经济学家及经济学所最关切的。所以，知识经济的特色应该是在促进成长的“因素”上。在美国新经济上，最具代表的典范或样板就是名闻遐迩的加州“硅谷”，若能窥知硅谷之内涵，对新经济或知识经济之为何物，应可有深一层了解。
英国作家、同时也为大企业从事研究并担任顾问的李德彼特（Charles Leadbeater），在1999年著作的Living on Thin Air（中译《知识经济大趋势》，2001年出版）中第十二章，对硅谷作了极为传神的描述。他说：
“硅谷是一条充满各家公司的产业带，……是因此地最有名的电脑晶片得名。愈来愈多的智慧，一层又一层包覆在有限的空间里。晶片使硅谷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资本集中地，有丰富的金融资本，以及世界最多的创业投资家。这地区的经济由社会联系与网路共同建构；从创业投资家到律师，从大公司到小公司。创业精神在硅谷很兴盛，创业家只要有好的构想，即使他刚从大学毕业，也会马上被创业投资家、律师与顾问拥抱。他们会协助他创设公司，并且找来具备辅助技巧与资产的经理人。这简直就像是有机生物的程序，好比细胞繁殖与成长一样。”
李德彼特以这样一段话鲜活道出硅谷的特色：网路为基础、快速集体学习、弹性调整、开放社会。在此环境中不断快速的创新是生存要件，学术与商业的界线模糊。硅谷的成长如流星般迅疾，其活力来自速度，其成功是因为机会与文化，而不是政策与计划。硅谷是创新、合作、人际关系与社会资本相互连结的范例。李德彼特说硅谷不只是一个地名，也是一种心态，一种对创业精神以及知识网路努力奉献的心态。
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德彼特所强调的“对创业精神以及知识网路努力奉献的心态”，其中的“心态”更点出了关键。李德彼特在书中其他章节，以各种方式对此加以诠释。对应于其他的著作，尤其是佘罗为代表的主流经济成长学家来说，李德彼特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已深入知识经济的内涵，尤其第十四到十六章对于“知识产权”的描述，更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与亚当．史密斯时代的区别所在。当然，提到产权，我们绝对不能忘掉寇斯（R.H. Coase）这位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产权理论”上的贡献，而华裔国际著名产权学者张五常更在1985年就将产权理论用在“知识资产”的分析，并特别对“专利权”作了详细解剖，这些立论在其1985年结集出版、脍炙人口的《卖桔者言》一书中第五篇，以九篇文章作了精彩呈现。如此一来，难免让我们对当今的“知识经济”到底有什么超脱以往的特质更加迷惘，或许怪不得人们会特别重视网路高科技这种工具性特质，于是，在现实世界里，以“量化”、“数理模式”为特色的分析较受重视也不足为奇，特别是最能得到政府决策者的喜爱。为何情况会如此？这种主流分析有何盲点在？
三、知识经济与科技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主流观点、做法及检讨
亚当．史密斯是“经济学之父”，可说没有异议，而史密斯的经典著作《原富》已被公认是第一本且是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而该书的主旨就在讨论“人类财富的源起与促进”。到了所谓“新古典学派”时代，重心转向资源使用效率及分配课题。迄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发生，加上数理分析工具及计量方法的相继完备，尤其顾志耐（S. Kuznets）(4)创造了国民所得帐让国民所得可以量化，之后“经济成长”又开始领风骚。先是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以“投资双重性”为基础，得出有名的“哈罗德－多玛成长模型”，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计划即以该模型为蓝本作推估，但因其有“剃刀边缘”的不稳定性，诸多学者乃分头作改进研究。其中以梭罗（R. M. Solow）最有成就(5)，而“新古典成长模型”（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也就此奠定，同时新古典生产函数也在理论和实证上广被应用。此时，技术进步对经济成长的重要也被凸显出来，而测量技术进步也成为显学。不过，由于新古典成长理论也存在重大缺失，在1970至80年代初就沈寂下来。直到1980年代中期，在罗默带动下，成长理论才再以新面目抬头，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和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 E. Lucas）都是其中重要贡献者，而在杨小凯带动下的“新兴古典成长模型”（The New Classical Growth Model），如今也逐渐崭露头角。(6)
1980年代中期之后对于经济成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关键所在是所谓“外生成长”和“内生成长”之区别，指的是技术进步到底是外生或内生的。梭罗的新古典成长模式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卢卡斯和罗默将规模经济引进传统的成长模型并假定规模经济是对整个经济或整个行业，而不是对个别厂商而言，所以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所谓外部规模经济）。他们的模型能在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产生长期经济成长。特别重要的是，传统的经济成长模型不能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卢卡斯的内生成长模型能解释教育部门相对生产部门的扩大，而罗默的一个内生成长模型能解释中间产品的种类增加对生产力进步的贡献。
罗默用经验数据说明，经济成长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成长率的上升（所谓起飞或加速成长），而新古典模型不能预见这种成长，并且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经验观察显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收入差距会拉大。而他的新模型可以预见加速成长及收入差距加大（趋异论）。不过，另一些经济学家用数据和理论模型证明，我们也能观察到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现象（所谓趋同论），而且他们批评罗默的新模型不能解释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经济成长放慢（减速增加）的现象。
杨小凯带头的新兴古典经济成长模型比新古典模型和罗默的新模型有高得多的解释能力。他们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报》（JPE）上发表了一篇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演进解释内生的经济成长之文章。按照他们的理论，经济成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他们假设每个人都是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作为消费者时，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时，喜好专业化的生产，因为专业化的生产可以加速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交易成本和专业化产生的高生产力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有可能产生劳动分工的逐步演进。
在一个经济的初始阶段，人们没有生产经验，所以生产知识有限，生产力低，人们付不起高度分工专业化水平所产生的高交易成本，因此每个人都自给自足生产所有必需品，因而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非常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都慢慢积累了一些每种生产的知识，这种通过“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知识使生产力得以改进，因而人们会付得起交易成本，因此他们会选择高一点的分工专业化水平，使得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得以上升。这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专业经验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使生产力加速上升，因而人们又可以付得起更高的交易成本，因而又能选择更高的分工专业化水平。这种所谓良性循环和正反馈机制就会产生经济起飞和加速成长的现象。
但是专业化和市场规模的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例如专业种类数和市场规模不可能超过全世界的人口数），所以当分工专业化演进的潜力耗尽后，经济成长就不可能来自分工演进，而只能来自于经验累积，这后一个成长的动力只可能产生减速成长。同时杨小凯等人也证明，劳动分工演进的速度受交易效率限制，而经济体制、城市化和交易技术都会影响交易效率。
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解释“趋同”和“趋异”两种现象，因此比新古典模型（它不能解释趋异现象）和罗默的新模型（它不能解释趋同现象）有高得多的解释能力。杨小凯等人的模型可以产生三种成长模式：一种是没有分工，在自给自足社会中完全靠经验积累产生的成长，其成长率是递减的；第二种是基于分工演进的成长，成长率是递增的；第三种是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成长是基于高分工水平条件下的经验积累，其成长率则是递减的。如果某些国家从第一阶段成长进入第二阶段成长（起飞）时间较早，这时，落后国还在第一阶段（成长率递减或极低），则两类国家的收入差距会扩大。但当发达国家进入第三阶段（递减成长），而落后国家进入起飞阶段后，两类国家的收入差距又会缩小。(7)
经由以上对经济成长理论演进的简要介绍，已可得知标的都在追求财富（以所得或产出为代表）的增进，自新古典成长理论面世之后皆以“生产函数”来表示运作过程，藉由生产要素的贡献来获取最终目标。在梭罗引领风骚的时代，“技术进步”已经被认为是最关键因素，而由“剩余”（residual）、“我们无知的测量”（the measure of our ignorance）等等名词来代表技术，已明显地显露出对技术的无知及莫可奈何，可能就因此而使新古典学者干脆就认定它是外生的。罗默则以“创意”、贝克和卢卡斯等人则以“人力资本”（包括教育、训练、营养等）来解释技术进步，至于杨小凯等人则回归到亚当．史密斯的分工和专业化或以寇斯、张五常、诺斯（D. North,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对于“组织、制度”的结构变化来诠释技术进步。最大的差别所在是在生产函数的处理，新古典生产函数是边际分析的内部均衡解，而新兴古典则以“角点解”之数学模式来处理。概念上是后者比较接近现实人生，也较合乎当今“知识经济”所强调的特质。不过，杨小凯执意以数理模式来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难免再掉入将活生生的行为人“机械化”之泥淖，也难逃新古典生产函数“黑盒子”之缺失(8)。由现今对知识经济的实证研究，或许可以看出我们之所以如此评论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以张温波（2000）、钟景婷和陈淑贞（2000）两篇最近期的典型文章为例。这两篇文章都在从事知识经济对一国经济成长的实证研究。第一篇（简称张文）先由理论、数理模式分析，而后寻求出实证模式，虽然作者分成隐含知识因素的经济成长会计模式和新经济成长理论（以知识为本的研发模式为主）两类，究其根本还是立基于“生产函数”，只是函数形式和投入分类有别，由而演算出的有关指标不同而已。总的来说，旨在将梭罗的技术进步或总要素生产力予以分解出“知识经济”和“其他因素”。重点就在找出代表知识经济的指标数据，大体上都采用OECD的做法，将知识经济的衡量指标分为知识投入、知识存量与流量、知识产出、知识网路与知识和学习等五项，每项指标各再选用一些变数来代表。由于OECD建立的知识经济衡量指标体系相当完备，但因为需要大量的调查资料，在实际应用上有困难，所以各国在运用时都针对自己的情况各自选定。准此，张文建构综合指标（包括知识投入、知识产出及知识扩散）和产业指标，来从事台湾知识经济贡献的实证(9)。在得出实证结果后，发现1985～98年间，台湾总要素生产力成长率对该段期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之贡献，高过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之贡献，而总要素生产力之贡献中，知识的贡献高于一半。基于此，张文乃得出政府需强化知识的政策建议。
第二篇文章的基调与第一篇可说相同，但换由劳动生产力对经济成长率贡献的角度切入，探索美国1992～97年整体劳动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来源，实证发现源自“知识型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接着又由资料实证得知“知识型产业劳动生产力的增加，主要来自电子器材业与机械业。”为何如此？原来是美国重视科技研发（以总研发经费的增加和基础科技研发经费份额高两种数据作为佐证）。换由需求面来看，资料实证发现1992～99年美国经济大幅成长，主因是民间部门的固定投资中设备与软体投资的巨幅扩增。该文也发现美国民间固定投资之得以大幅成长，源于1980年代以来政府致力松绑法规、灭少管制，促使民间积极研究创新。同时，1990年以来政府财政收支改善和货币政策运作得宜、低利率、金融创新、全球化发展潮流、资本市场持续活络提供企业充裕资金及避险管道等。在分析过美国新经济成就后，该文也指出，国外资金大举涌入美国股市，形成资产财富累积效果，民间消费大增、储蓄率降，致民间债务大幅攀升，隐藏着忧虑。作者接着利用相同方式，估算1991～99年台湾经济成长的决定因素，发现主要由民间部门主导，其中民间固定投资居要角，而又以机器设备和运输通讯等技术密集工业投资的增加最快速。不过，由于十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快速，劳动市场中结构性失业居高不下，同时，台湾的基础研究经费比率和知识经济指标，与美国相较显着偏低。
这两篇虽都属于官方研究，但都依OECD所用的方式作实证估计，代表性颇高。它们都是“量化”研究，并由结果推出政府应采之政策。这两篇实证文章所利用的理论方式，形式上固与梭罗的新古典成长模式类似，也与《知识经济时代》（英文原文即上文所引的Building Wealth）书中，佘罗在一开头所画的财富金字塔三角图无异(10)。该图如下所示：
这个图形的确已将“供给面”创造财富的情形作了清楚表示，其本质也就是“生产函数”理念，其在“概念”上是毫无问题的，但一旦落实在“实际规划、执行”的所谓“量化”层次上，问题就出现了。一来生产函数的理念如上文所言，是一种“黑箱”；二来将人的行为机械化；三来如杨小凯的一系列文章所言，一般常用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方式根本脱离实际，尤其佘罗的图示中“社会组织”所应呈现出的人际关系，是无法以此种函数呈现的；四来在实证上，根本无法找到合适资料来代表这些投入；五来勉强找到一些替代资料之后，所用来估计的等式关系，事后资料所呈现的只是“会计恒等”，不能以“因果关系”来解读；六来或许最重要的是，藉由这样模式的实证结果，往往就是政府政策的依循基础，但因其系在“无内涵”及极可能是错误因果关系情况下得到的，至少会有“锦上添花”、“对弱势者不公平的排挤效果”出现。
因此，这样子的做法，其结果之用途，若只作为一种参考资讯是没问题的，民间业者要做营运准据也没问题，但以之作为政府政策依据可就有待商榷。毕竟政府这个组织不同于一般民间业者，政策的影响遍及各方，能不慎乎？兹举一例，由上引两篇最近期实证文章，一致得到政府应在“基础研究”上戮力，于是对研究发展经费必须挹注，对于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也应大力支助。可是对于研究机构等的品质、从事研发者的心态，以及组织管理等等“质”层面，却未能虑及，或者可以说，即使考虑到了，但“量化之”却大有疑义，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弹性、多变是很重要的特色，以“一国”的角度言，投下去的“公共资源”，成就的是“个人较多”，一旦楚材晋用，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真要站在“国家角度”，应由开创一个吸引全球人才、资金的良好环境着手，而不宜对某个机构、某个产业有所偏爱，甚至于对具所谓的“强大外部性”之“功能性、非敌对性”行为或财货，也不应以“公有资源”去补给，终究其利是会归于某些特定团体或者附着于某些个人身上的！
如果真要探索政府在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扮演的角色，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自由、适于居住的发展环境”才是重点所在。即使将财富局限于“物质层面”，“组织”因素还是比较关键，佘罗在其书中虽然也将“社会组织”列为重要因素，但并未深入组织的本质，只作几个国家大体制的粗略比较而已。相较之下，李德彼特的《知识经济大趋势》书中就作了较深刻的分析，从第四章开始的各章节都扣紧这个主题。简单的说，作者抓对了对象和方向，由活生生的人为主体，再进到人际间的各种组织，而其维系的灵魂则在“人心”，表现出来的是“伦理道德”、“信任”这些“人的本质”，在这方面，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角色是如何让这些本质不再继续沈沦、甚至于设法回归。可是，当前世人对知识经济的解读似乎忽视这个面向，还是在物质层面上落力，此由仍以追求“国民所得”的提升作为财富增进标的，以及重视工具面向的科技、R&D、技术进步等等所反映出的“科技万能心态”，可窥一斑。而佘罗的“经济获得成长，环境才能改善”所得出的“经济成长并非环保主义敌人”之看法，就或可作为一个代表呢！
四、知识经济、科技与永续发展
尽管人们对于“知识经济”作了诸多解释，也将某些特质指了出来，但终究还是归结到“如何将知识让技术更上一层楼，进而创造高经济成长率”之上，而所谓的“知识密集产业”也很自然地指向“高科技产业”了。如此，如何将“散在民间的知识”(11)之中的“创意知识”，有系统地、有形地结集、传送，让创新发明更快更多，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大特色。那么，“技术无止境”、“科技万能”的迷思也难免有意无意地在现代人身上显露出来，海耶克在二十世纪末期所忧虑的“科学迷”是否更为明显了呢？
人类对科技的依赖已有不短的时间。十八世纪末马尔萨斯（T. Malthus）提出“人口呈等比级数成长，粮食只以算数级数增加”，因而人类将在“生存线”上挣扎苟活，迄今此情此景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出现，“技术进步”被公认是主因，尤其工业革命、电力的发明，更让人类对技术进步充满信心。众所周知，既然降生为人，总要过日子，而使用资源就避免不了，于是很早就遇到“资源是否有限、是否稀少”的根本课题。在诸多资源中，“自然资源”最为根本，而经济学开宗明义显着的就是“人的欲望无穷、资源有限”，于是“选择”也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代价”、“成本”也随之出现。不过，空气、阳光和水三种人类日常生活必需品，曾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说。但不可否认的，这人生三大宝早已必须支付代价，其逐渐成为稀少应该也是无疑义的了？
如此一来，连这三种资源都已逐渐变为稀少了，更遑论其他资源！但是，晚近问世的一些著作，却有不一样的看法，例如保罗․皮尔泽（Paul Zane Pilzer）在1990年出版的《点石成金》（Unlimited Wealth），就以“技术进步无穷无尽”（该书中称为“经济炼金术”）来否认人世间存有稀少性，亦即，透过技术的进步，资源的使用及创造“很可能”永无止境。
相对于这种“乐观”的看法，也早有另一种极端的“悲观”论调出现，就以1972年春季问世的《成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来说吧！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作者群就以计量模型估算出资源耗竭的时日，这曾给世人带来无比的震撼力，正巧的是，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更加深世人的恐惧感。此后讨论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著作、会议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罗马俱乐部不久之后再出版另一书修正原先那么悲观的论调，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心却已经散布在人世间，而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也普遍受到重视、甚且蓬勃了。直到现在，对环境资源各抱持悲观和乐观两种极端论者仍为数不少，乐观者就是立基于对技术进步的信心，上文引过的佘罗新书就是最新的代表性观点。悲观者甚至引述老子《道德经》及热力学中“能趋疲”定律，来强调“民胞物与”、“对天地万物无私”才能“永续发展”，旨在告诫世人珍惜万物（包括植物、动物等等所有物种），才能成就世代人的永生。(12)
到底是悲观论者对或者是乐观论者正确，极可能永远没有答案，而关键就在对技术进步的看法。处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科技似乎偏向正面、乐观，而无止境的进步也在电脑、网际网路等等高科技产品面世之后被较乐观的认定。不过，科技进步促进经济成长可能是无止境的吗？纵使科技进步是无止境的，其对人类的“福祉”一定是正面的吗？而政府以政策再予以强化，是否应该呢？
如上文分析结果所显示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所依恃的就是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但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却也走入不景气，“新经济是否已成明日黄花？”的质疑此起彼落。无论如何，新经济还是落入生产力递减的宿命，而“景气循环”也仍是难免，科技进步对经济成长的支撑也总是有起有落，而21新世纪伊始的全球经济下滑，又有“空前危机”的论调出现，这至少告诉我们，靠科技引导经济成长终究是有限度的。其次，纵使科技仍会不断进步，但高科技所伴随的风险是否愈高呢？众所周知，科技进步依靠电力，一旦电力不继或管理失当，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对大？台湾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停电和经常传出的断电、跳电之经验，我们是否该严肃思考过分依恃电力的科技进步，相对地风险是否也愈来愈高？
这种风险对日常生活愈来愈依赖电力及诸多电器产品的现代人会带来愈来愈大的“意外损害”之外，每个活生生的行为人由于科技的愈见发达，原始的求生本能会不会愈来愈消褪、甚至于有朝一日丧失殆尽呢？
除了一旦出现意外，现代科技用品即停摆无法使用外，科技愈发达，其发出的能力愈大，一旦用在作奸犯科事务，反而会对人类产生无比的危害。举例来说，诺贝尔发明炸药，若用来开采矿产或作为建设之用，固然可在物质层面上造福人群，一旦作为战争用的各式武器上，其祸害实在难以计量。电视、电影中的战争情节固不必说，就现实生活中的几次大战之惨状，以及日常生活里恶徒更方便作案，而善良无辜民众的安全威胁更大已可知这种顾虑并非危言耸听。
分析至此，一个重要的根本性课题就浮现出来了：现代科技产品是“工具”，其本身设计不良或使用者疏忽所产生的不安全性，固然愈来愈高，最严重的是有些“人”刻意使用它来戕害同类。所以，让我们深自思考的是：“人心为何愈来愈沦丧？”而这种现象与科技的进展是否呈现极高的正向关系？
上文的分析已透露出，现代科技的进步几乎已等同于物质享受的提高，而物质的提升是否会腐化人的心灵？尤其金钱游戏出现以后，求利的欲望更加速人心的腐化。再加上电脑的威力，让人际之间已被资讯网路替代，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愈见淡薄，“人性”也就愈见消蚀。分析至此，我们也有必要提及现代总体经济学在引导政府以政策追求物质性的“国民所得”之成长上，所扮演的推波助澜角色。
一来以“量化”作分析基础的当代总体经济学只强调物质面，此由“国民所得”指标的广泛使用，以及各国政府莫不全力追求该指标的提升，已可得知现代总体经济学所发挥的威力之强了(13) [p1] 。二来为了加速经济成长，亦即为求经济成长率数据的增加，如今大家已都不约而同的强调“科技”，而R&D的促进就是最典型的代名词，不幸的是，当前所谓的R&D或科技，不但已失去人文理念，甚至于已与生活必需脱节，可以说奇技淫巧已悄悄注入并朝全面掩盖迈进。此外，生物科技的高度发展，复制人的出现似乎已是早晚之事，“真人”将何去何从已非杞人忧天的课题了。(14)
因此，在知识经济、科技岛、科技挂帅动人口号下，政府利用政策极力促使科技的“进步”是否必须改弦更张了呢？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台湾人民对这两句话应该不会陌生，甚至于绝大多数人还曾经用力背诵过，因为它是在那个威权时代，学子被强迫背诵的“八股”。不过，在时下叫得喧天价响的“永续发展”下，仔细思索这两句话实在是很传神的阐释该境界了呢！尤其当台湾集集921百年大地震、萨尔瓦多及印度大地震相继发生之后，更加会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吧？！不过，现时的台湾、甚至是全球人士，背离这种境界可说愈来愈遥远。
“人是万物之灵”几乎是每一个人朗朗上口的话语，但其涵义如何恐怕是人云亦云，最直觉的或许是宇宙中的万物都为人所用，人就是万物之首。即便是如此，要当万物之灵是否必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而且也应该具有比万物高明的特色呢？是否就是会思考、有智慧，或者是知过能改、具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这些特质呢？恐怕上文所引的那两句“八股”话语，才差可作为特质吧！那么，如何让人类这一代的生活增进、如何一代一代繁衍下去生生不息，且生活福祉不断提升呢？
首先，必须问的是，生活福祉的意义是什么？从1776年亚当‧史密斯的经典名著《原富》开始，“财富”或“富裕”的增长似乎成为比较标准的答案，一直到顾志耐在1940年代创造“国民所得帐”之后，财富或富裕的指标又有比较明确的全球性共识。不过，如（注13）所言，顾志耐创造国民所得帐的本意，只不过是在记录一个较大范围地区在某一段期间的生产及支出等活动的结果，而且也明白指出这项指标无法涵盖全部生活福祉，但即使在可以量化的“物质”面，也是缺失不少。因此，在使用此项指标时必须非常小心，奈何几十年来的演变，却已被舆论塑造成最神圣的目标，并赋予政府利用政策来创造、提升的权力和任务，而产业政策就是典范。
纵然将福祉局限在物质产出面，也以“附加价值”作为衡量指标，并将食衣住行育乐化约成各种产业类别，由而产业结构的演变，被当成经济成长的一项指标，于是经由各地区的历史资料，可以归纳出由农转工转服务业、由劳动密集或自然资源密集，转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产业，及至所谓的知识密集产业，是所谓的“标准发展轨迹”。我们仍然无法、其实可说根本不可能知道变化速度多快、程度如何，才是最符合人民生活福祉，说政府政策得以担当此任务，单由政策的决定及执行，只操在某些少数“凡人”手里，就可知并不可能，而由晚近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失灵”的描述也可作佐证。
大致来说，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自群居开始，人就不断寻寻觅觅，如何让人际间的“交易成本”达到最低，而分工合作也很自然地成为增进人类福祉所采取的行为，这是“经验试误”或“做中学”的结果。亚当‧史密斯将之明白诉诸于文字，而到李嘉图（D. Ricardo）手里，更提出“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法则，来诠释这样子的行为方式。可是，这一个“理念”却被发展为“可以客观算出”比较利益，于是政府可以推知未来最适合发展的产品及产业，再配合政策鼓励、引导之。如此的做法已将比较利益原本作为分工合作有效率使用资源的原意，予以扭曲，也将比较利益所隐含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人可藉由良性竞争逐渐趋近最适生产及工作位置的本意， 做了大幅转折，甚至于将“竞争”转为“斗争”，将和谐分工扭曲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演变到今天，“人人为近敌”的局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认知和实施，也使人际间原本经由经验试误“自然长成”的交易规则，演变成“做成的”秩序，也让基本的伦理道德逐渐消褪，并且愈来愈急速恶化。
如果人类还是寄望于政府以产业政策等工具来拉拔经济成长率的提升，而不着眼于让政府负责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自由且品质高的整体生活环境的本务，让个人的道德“由衷”主动地回升，恐怕类似地震这种天灾人祸会时常来到。当前，也许比较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各个市场都尽量开放竞争，逐渐逼迫道德败坏的人类，由痛苦经验当中重拾诚信等“做人”的根本伦理道德，让每个人的比较利益自然地发挥，而交易和贸易行为也自由自在地顺利进行。
若深入解剖知识经济内涵，“信任”是不可或缺元素，此在上引李德彼特书中已以极多篇幅强调，可说诠释知识经济精义的难得著作，而“诚信”美德的重要，福山（F. Fukuyama）在1998年出版的《诚信》（Trust）一书中也已明确表达，可见人类还是不乏具反省和洞察力的有识之士，而回归“古典世界”(15)的讯息也早就散发出来，但这种人毕竟还是稀少的啊！
总之，除非能彻底明白知识经济和科技的真义，将现时世人通用的国民所得指标和经济成长率之精义作彻底澄清，让政府政策的迷思清楚地呈现。而后每个“个人”都逐渐作内心的自省，让沈沦已久、程度已深的基本伦理道德重新拾回，否则天灾人祸仍将伴随有形科技的日新月异，在21世纪的人间持续出现，而人类的永续发展也可能只是南柯一梦罢了。
五、结论
1990年代以来，迄至20世纪终了，“知识经济”热潮一直延烧不断，凸显出“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生产资源之相对重要性。尽管“人本”及“社会资本”（指信任、互信等伦理道德）也被提出且有时还被强调，但偏向“有形财富”（物质生活）为标的却异常明显，而且有形的创新技术也是焦点所在。因此，即使“知识经济不是指高科技产业”的声音一直存在，但情势的演变还是往此方向倾斜，加上各国政府激励政策的推波助澜，倾斜度更大毋宁极其自然。
不可否认的，物质生活对于人是必需的，然而“过犹不及”用来形容还是非常适当，对于“知识经济”在科技层面过分强调，难免形成“科技万能”及“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迷失，于是“负面效果”乃不知不觉滋生、急速成长。最明显的莫过于“投机泡沫”的蓬勃膨胀，循环波动剧烈的不安定性大增，而“创新带来更多无知和人群两极化冲突的加剧”，以及“科技万能”两股力量相互矛盾冲激，在机械化、自动化日新月异程度加大下，“人的本能”消蚀速度也日渐加快，在“善心被贪心逐渐吞噬”下，方便的科技创新工具转成更方便、更大的毁灭力量，于是不但“不知名的文明疾病不时的滋生”，而且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此起彼落，最可怕的是搞权谋、彼此伤害的“人人为近敌”场面已司空见惯，科技进步的利早已快速逆转为弊。如此，“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之“永续发展”境界，可以期待吗？
于今之计，赶紧将“知识经济的精髓——诚信和互信伦理”寻回并加以特别重视，让沈沦的“善心”往上提升，人人向内自省、自制，毕竟“无私才能成就自利的极大”，而让每一个人逐渐往找回基本的“人的价值”之路迈进，明白“自助而后人助、互助”的自动自发道理并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落实。不作此图，妄想再以政府政策方案往追求物质提升，但精神内涵却愈见腐蚀的另一个方向之创新、科技进步的带动、激励前进，如此，“永续发展”终究会是海市蜃楼！
参考文献
1.行政院经建会（2000），〈知识经济发展方案〉，http:www.aproc.gov.tw。
2.李德彼特原著，李振昌译（2001），《知识经济大趋势》，时报出版公司。
3.吴惠林（1995），《自由经济大师神随录》，远流出版公司。
4.吴惠林、谢宗林（1997），《自由经济的本质》，中华征信所。
5.吴惠林（1998），〈“诚信”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前瞻》，第58期，页86~89，中华经济研究院。
6.吴惠林（1999），〈企业伦理、市场伦理与永续发展〉，《企业伦理与永续发展研讨会》，页74~87，中央大学。
7.吴惠林（2000），《经济学的天空》，翰芦图书公司，修订四版。
8.吴惠林（2000），《飞越黑板经济学》，翰芦图书公司。
9.佘罗原著，齐思贤译（2000），《知识经济时代》，时报出版公司。
10.奈思比等人原著，尹萍译（1999），《高科技高思维》，时报出版公司。
11.海耶克原著，夏道平译（199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二和第四篇，远流出版公司。
12.海耶克原著，谢宗林等译（1995），《不要命的自负》，远流出版公司。
13.夏道平（1989），《自由经济的思路》，远流出版公司。
14.高希均（2000），〈“知识经济”的核心理念〉，《远见杂志》，11月，页40~44，更完整文章载于高希均、李诚主编的《知识经济之路》第一章。
15.高希均、李诚主编（2000），《知识经济之路》，天下文化公司。
16.陈曙光（2000），〈“知识经济”的观念辩论〉，《贸易杂志》，63期，页12~15。
17.张五常（1989），《卖桔者言》，第五篇，页199~244，远流出版公司。
18.张温波（2000），〈建设知识经济、增强国家实力〉，《自由中国之工业》，5月，页1~26。
19.福山原著，李宛蓉译（1998），《诚信》，立绪出版公司。
20.福山原著，张美惠译（2000），《跨越断层》，时报出版公司。
21.邹继础（1996），〈经济成长：理论与台湾经济经验之省思〉，载于于宗先，吴惠林合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之演变》第二篇，中华经济研究院。
22.杨小凯（1999），〈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68期，页3~12。
23.杨小凯（2001），《杨小凯经济学文集》，翰芦图书公司。
24.谢宗林、吴惠林（1999），〈科技概念与问题之研究〉，《台湾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页433~464。
25.钟景婷、陈淑贞（2000），〈美国新经济模式与台湾经济发展〉，《自由中国之工业》，10月，页35~61。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注释
(1) 如陈曙光（2000）就对“知识经济”的观念辩证了一番。2001年2月12日台积电张忠谋董事长在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会中的〈知识经济之迷思〉专题报告也是其一。
(2) 此段文字引自经建会〈知识经济发展方案〉页1。
(3) 请参见张温波（2000）页3。
(4) 顾志耐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也因该成就获颁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5) 就是因为这项成就，梭罗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6) 关于经济成长理论的演进，可参见邹继础（1997）。不过，该文尚未提及新兴古典成长理论，但其行文中其实已提及该理论的内涵。
(7) 这几段分析大都引自杨小凯的〈重新思考贸易理论和经济成长理论〉一文，关于新兴古典成长理论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杨小凯（1999）或杨小凯（2001）中有关篇章。
(8) 可参见谢宗林、吴惠林（1999），页434～437。
(9) 有兴趣了解详情者可迳参考张温波（2000），页12～16。
(10) 必须提醒注意的是，梭罗（R. M. Solow）与佘罗（Lester C. Thurow）不同，但台湾有些媒体将后者中译为前者，其实两人有很大的差别，而前者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1) 这是一代大儒、也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海耶克（F. A. Hayek）一篇文章的名字，强调知识是附在每一位普罗大众身上，而且都各有其价值。
(12) 参见《经济前瞻》，1993年4月1日第30号。
(13) 在此必须为顾志耐讲讲话，他当年创造国民所得帐，目的在对一国的某一段期间经济活动有概括了解，并未强调追求高成长，且也了解经济生活不只含括可量化的物质面。可是，由于此会计帐的发明，竟然演成各国竞逐物质上的经济成长，甚至于还让保护主义普遍扩展。
(14) 有关科技本质和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参见谢宗林、吴惠林（1999）；关于高科技的利弊、特别是弊害的描述，请参见奈思比等（1999）。有关科技与社会价值断裂的分析，则可参见福山（2000）。
(15) 这里所说的“古典世界”指的是亚当．史密斯当时，而史密斯是伦理学教授，他所强调的市场机能和分工，是行为人具备诚信等伦理道德下的运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