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疫苗或损神经支持受害者很重要

布赖恩‧德雷森以她2020年底参加阿斯利康COVID疫苗临床试验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经历，告知公众接种可能造成神经损伤，她因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React 19”，为疫苗受害者提供财务和其它形式的支持。（《思想领袖》提供）

更新 2023-06-01 8:30 AM 人气 660

【大纪元2023年06月01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布赖恩‧德雷森：曾经有段时间，我无法休息，我连一分钟都高兴不起来，所以我想结束那一切，我做好了计划，给我的子女写了遗书。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做了这事，因为我差点（因此）毁掉他们的人生。

杨杰凯：今天我采访了布赖恩‧德雷森（Brianne Dressen），她在2020年11月参与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的COVID-19疫苗临床试验后，出现严重的症状。她是“React 19”组织的共同主席，“React 19”是专门援助基因疫苗受害者的最大的非营利组织。

德雷森：我们想让受害者有做决定的自主权，能主掌自己的治疗进程，即使他们身边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医疗团队、公司和政府都抛弃他们，并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利时也是如此。

杨杰凯：她说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并未说出所有实情。

德雷森：他们开始把大家送出院（送到NIH总部），并研究我们，甚至还从死者身上采集样本。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2020年11月接种阿斯利康COVID疫苗出现严重副作用

杨杰凯：布赖恩‧德雷森，很高兴再度邀请你来《美国思想领袖》。

德雷森：谢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距离上次你来《美国思想领袖》接受访谈已经过了大概一年。上次你是跟史蒂芬妮（Stephanie de Garay）和麦迪‧德加雷（Maddie de Garay）母女一起来的，而且老实说，你让我了解到美国的疫苗受害者情况，尤其是基因疫苗的相关案例。所以我很高兴能再度邀请到你，并了解在这一年内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我想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本身的故事，也就是你发生了什么事。

德雷森：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很健康，我是一位母亲，有两个年幼孩子，我也是幼儿园老师，我想尽自己所能协助找出解决办法，然后照顾我周遭的人，所以我报名参加了美国阿斯利康公司的临床试验，并于2020年11月4日接种了疫苗。结果一小时不到，打了疫苗的那只手臂便开始发麻，后来当天晚上，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并出现重影，然后过了不到两周半的时间，在跑了四次急诊后，我住进了住院。

每次（跑）急诊都（是因为）出现严重的新症状，像是严重的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和四肢无力。出现感觉异常的症状，先是一只手臂，后来另一只手臂也是，最后全身上下都是，我全身上下都有这种可怕的触电感，至今仍受该症状所扰。我严重耳鸣，我一只耳朵会听到货物列车的声音，另一只则是尖锐的高音。

当我住进医院时双腿瘫软，已经不能行走，而且有失禁问题。我对光和声音敏感到连我的孩子们碰我都不行，他们不能和我共处一室，当我被送进医院治疗时，医生不确定是怎么回事，并未进行常规检验，没有去排除乙型链球菌（GBS）、横贯性脊髓炎或任何其它神经系统问题等施打疫苗后的典型症状，尽管这些症状并不常见。

相反，医生们给我贴上了因打COVID疫苗而引发焦虑的标签。四天过后他们便让我出院，并在家接受密集的物理和职能治疗，来复健双腿，并治疗因施打COVID疫苗引发“焦虑症”而导致的认知缺陷。

杨杰凯：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你所描述的这一系列症状竟然被医生诊断为焦虑症。

德雷森：对，这真的有点奇怪。因为当时我是第一个受害者或是前几个受害者之一，所以我对医生蛮宽容的，因为很显然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形，所以我当时想：“好吧，我是第一个案例，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情况。”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遭到心理操纵，并遭到那样对待的原因。

但不幸的是，事实上，就我所知，这已经发生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身上，而且很可能人数还要更多。这些患者在看医生时，医生会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们，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对患者的抱怨完全不屑一顾。

这种态度会让患者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尤其是当他们的家人对患者的症状持怀疑态度时。这是一种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是身体有了问题，但有人告诉这些医生这不是身体有毛病，而是这里（脑袋）有问题，所以这让受此疾病所苦的人被孤立，并让他们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

被诊断成是焦虑症后的六、七个月我饱受煎熬，直到我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无论我看过多少医生、做过什么检查或得到了何种阳性结果，都不重要。只要我到了诊间并哭了一下——因为自己的生活被毁了——那么，对了，一切都是因这里（脑袋）有问题。

我之前都相信医生，真的。他们告诉我是“焦虑症”，次数多到我就想：“好吧，他们是专业人士，所以他们知道是咋回事。”所以我真的跑去看精神科，精神科医生帮我做了全面的神经心理评估，然后他说：“我不确定这是什么问题，但这不是焦虑症。你的身体有些毛病，我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但并不是焦虑症。”

他把诊断报告寄给所有我那些医生们，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己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联系过他们，但他们还是坚持己见。这件事处理了几个月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终于看我可怜，让我飞到那里接受治疗。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介入确认是神经系统受损

杨杰凯：请跟我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你说经过七个月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介入了，大概跟我解释一下整个来龙去脉。

德雷森：我的丈夫是一名化学家，他很早就意识到，医生不会做任何事情，制药公司也什么都不会管。所以如果想解决这件事，他就必须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开始钻研相关研究，并向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求助。

在我生病一个月后，德国的一位首席研究员取得了我的血液，化验结果显示，我的抗神经元自身抗体呈阳性，这意味着，我的免疫系统正在攻击我的神经。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医生还是说我是“焦虑症”。

所以我先生求助于NIH，他联系了NIH的纳斯（Nath）博士和萨法（Safavi）博士，在2021年1月11日，大概就是我生病后的一个半月后，他们马上伸出援手并回复我们。美国还有另一位阿斯利康公司的受害者，她在接种了阿斯利康公司的COVID疫苗后，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一连串症状，所以我们让他们联络了NIH。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我们不知道这跟接下的事是否直接相关，但在我们通报这些症状的十天后，阿斯利康公司便被撤出市场。那时，NIH开始了一项研究，这都是有记录的，他们在2021年1月11日开始了一项研究，调查COVID疫苗造成的损伤，这些损伤的性质是属于神经系统的。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从全国各地的病患采集样本，他们开始把病患登记下来，并开始把病患用飞机运出去。

也就是说，NIH对COVID疫苗所导致的伤害非常了解，他们了解得非常深入、非常详细。但是，公众被告知的是，疫苗很安全。就这样。没有疑虑、没有须注意事项、没有……“疫苗很安全，但顺便说一句，我们（NIH）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不断在把病患空运出院，我们正在寻找可能帮助这些人康复的办法，但我们不会透漏给大家那些是什么，我们是想要保密。”

早期干预很关键有机会彻底改变复原进程

杨杰凯：如果我没记错，纳斯博士其实提到过，当出现这些病症时早期干预算是最重要的做法。

德雷森：对，他说过，他私下跟我说过这些话，然后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这件事，那篇文章（《COVID-19和疫苗接种与神经疾病的关系》），是由AAN所发表，也就是美国神经病学学会。AAN在2021年的秋天发表了这篇论文，距（疫苗）公开推出已经过去了六七个月。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早期干预很关键，就像其它的身体免疫功能障碍，早期干预都很关键，

他们也知道，可以进行免疫治疗，并防止出现严重的疾病被接连引发。也就是说，NIH知情，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知情，他们都知道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能预防病情演变成长期疾病，但却没告诉或告知医护专业人员早期干预的必要性。

杨杰凯：我认为，这其中有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据我所知，NIH的疗法实际上对你帮助很大，对吧？

德雷森：对。

杨杰凯：也就是说，这个疗法确实存在。

德雷森：对。但让我震惊的是，我们送了好几百名病患到NIH，让他们进行研究、评估并救助。但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这几百名，不是只为了被选中的少数人，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答应我们他们会收集这些信息，他们处理那些资讯，然后公诸于世。

我们不是在为自己争取，而是为了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需要接受类似治疗的人。我有种幸存者的内疚感，真的。为什么我被选中？为什么我是少数被选中和获得进入NIH的金色门票，并有机会让自己的复原进程彻底改变的人？当我知道，有成千上万善良的美国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治疗，他们应该得到同样的干预，他们应该得到同样的同情，但他们却没有得到。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是因为知情者沉默不语。

旨在帮助受害者的“React 19”组织

杨杰凯：你的组织“React 19”现在已经有一万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想深入了解这个组织是怎么成长的，里面有哪些人？资金从何而来？因为你提到过筹措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对吧？请你告诉目前的情形如何。

德雷森：它是由受害者创立的，旨在帮助受害者的组织，在短短一年内，我们光是在美国便收集到超过21,000件COVID疫苗受害案例。

我们的资金完全来自基层民众，没有受到任何慈善家援助，都是有同情心的一般大众捐助的，他们看到这个问题后想提供帮助。所有捐款都用于资助受害者，我们完全都是志工，对于这点，我引以为傲，我们希望我们能确保做到这一点，并一直保持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所收到的每一块钱都很重要，也知道那会对某个人产生影响。

无论是通过医疗提供支持，还是任何其它类型的支持，都需要有资金。确实有人是住在车子里的，他们不得不决定自己是要把钱拿去缴煤气费，去食物银行、去买食物，或去拿处方药，我们能够帮这些人获得处方药，帮助他们获得IVIG（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帮助他们获得红光治疗，

我们想让受害者有做决定的自主权，并主掌自己的治疗进程，即使他们身边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医疗团队、公司和政府都抛弃他们，并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利也是如此。

我们有个支持制度，或称为计划，每位受害者都会分配到一位帮扶人员，就像是一种伙伴制度，这些支持人员会倾听，并弄清楚他们有哪些症状，帮助他们在当地找到富有同情心且愿意不断帮助他们的医生。

我们有一个资金补助计划，我们会发放六千至一万美金的补助金，仅供有需要的人作为医药费使用，这有很大的帮助。看到许多大门因着这项计划向大家敞开，真的很难以置信。但这些钱当然不会像魔法一样从天而降，肯定是从某个地方筹措而来的，很难填满这些资金，因为钱一进来，马上就有需要的人在排队了。

CDC审查了不良事件通报系统发现疫苗引发很多疾病

杨杰凯：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在你得知这些基因疫苗，或者至少在辉瑞公司的案例中，从未（对疫苗）进行过（阻止病毒进行）传播的测试时，并且知道社会大众都期盼，它能阻止疫情传播？据我所知，所有的言论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德雷森：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觉得，这是因为到那时，我已经从“完全信任并想找到解决办法”，走向了“我的生活全被毁了，不过，现在我还是要找到解决办法，但要以当时我所不知道却必要的方式进行了”。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疫苗无法防止染疫。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并未研究他们应该研究的东西，他们并未适当评估（疫苗的）安全性，他们并未适当评估（疫苗阻止病毒进行）传播的能力。

《大纪元时报》的扎克‧施蒂伯（Zach Stieber）无疑在寻求真相和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他通过《信息自由法》发出请求，能够获得 CDC（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最近完成的所有VAERS（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系统）审查报告。CDC所做的是，审查了VAERS系统所有不良事件，以寻找安全性（警报）信号。他们发现了什么？CDC发现有500个安全性（警报）信号，比心肌炎更显着、更高。

而且这当中有很多疾病直接使人们丧命。耳鸣，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但是如果你患有耳鸣，你的生活就不好过了，不但在晚上享受不到宁静和放松，脑中还会有尖叫声、响亮的尖叫声，你下半辈子的人生都不得安宁。最重要的是，这是无解的。

如果人们无法休息、无法找到平静、无法暂时缓解，他们的家人都会离弃他们，他们的朋友会离弃他们，医学界也是。那么这个人就会陷入非常脆弱的境地。我们React组织一直在竭尽所能拯救生命，尽我们所能。

但可悲的现实是，我们无法拯救所有人，有些人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痛苦。耳鸣非常痛苦，我想说，大概有 30%、35% 的人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是因为耳鸣。

应对疫苗的不良反应

杨杰凯：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私下有稍微聊过，对你而言，这不是一项学术性议题。

德雷森：对，不是，它不是。它是很痛苦、也是很隐私的话题，它属于那种没人想谈论的事情，而且我也绝对不喜欢谈它，它很隐私，我曾经好几个月都有自杀的念头。疫苗的不良反应并不是暂时的，它不像是你经历了几天糟糕的日子、然后就过去了。

当我处于那种状态时，我好几个月都无法入睡，我有剧烈的耳鸣，全身上下都有电击感，我到今天还是会有电击感，每天的每时每刻都是如此。我脑袋当机的次数多到吓人。我无法进食，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每根肋骨，我瘦了很多，因为我吃不下东西。我只差一步就要插鼻胃管了，医生让我吸大麻，他们试过各种方式想让我能够保持体重并能够进食。

我当时的状态并不好，我记得每天醒来，到现在也是，我每天早上醒来，全身都会充满电击感，它每天早上都会来迎接我。很难应付它，很难学会忍受这个。我曾经有段时间无法休息，那时我连一分钟都高兴不起来，

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以至于我心想：“这有何意义？”所以我想结束那一切，我做好了计划，给我的子女写了遗书。不好意思。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做了这事，因为我差点（因此）毁掉他们的人生。但当时我无法认真思考，我没有想清楚，我没有考虑到他们。

我把那封信藏起来了，我很羞愧，所以我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当我克服了这个问题，在克服了这个问题后，我学会了接受它，但这真的非常、非常艰难，现在这仍然是我要一直努力面对的事情。你看，我每天醒来都面临一种选择。我可以选择接受自己的身体很糟，而且很痛，会有那些奇怪的感觉，我可以接受，

这并不代表我可以认同它，而是代表我能接受它，并告诉自己：“对，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我的孩子们需要X、Y、Z，而疫苗受害者需要A、B、C，如果我被困住了，如果我只会活在悲惨中，并陷入关注痛苦，我对他们毫无帮助，对自己也毫无帮助，因为那样的话，我把所有的治愈能量都花在了自己身上。

就是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我自己从“我的人生完了、糟透了”，变到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要对抗它，我必须坚持下去，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糕，我都要尽自己所能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而且能陪在孩子们的身边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