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Ethan Gutmann撰文／唐云舒编译）约瑟夫（Joseph）已经身在伊斯坦布尔，一早起来却在回想新疆集中营上工前的情景。在那里，囚犯们一天要劳动16个小时，吃早饭前要唱共产主义歌曲。饭后，看守会为他们播放一段电影风格的视频。影片一开始是中共的便衣特工架着维吾尔人、把他们塞进没挂车牌的汽车并给他们套上头套的场景。
接下来镜头一转，显示出一条街道，街牌上写着德文、阿拉伯文或英文，表明不是在中国。约瑟夫说，这个影片就是当局对囚犯们的一种嘲弄：想跑那就试试，我们无处不在，华盛顿特区也不例外。
“华盛顿会有电视台拍摄我们吗？”
“可能会有，约瑟夫。要知道，你们是第一个逃离集中营、并将前往美国的基督徒；也是第一个（逃出来的）吉尔吉斯家庭，甚至可能是第一个全家都逃脱的。”
“你能保证那里没有中国媒体，是吗？”
“这我保证不了，约瑟夫。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
约瑟夫的妻子朱莉（Julie）忍不住插话说，“那我们能不能把脸遮住？”
“不行。”
约瑟夫带着悲伤的神情笑了笑说，“再告诉我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叫‘媒体训练’，我们只是想让你适应镜头。你要知道，约瑟夫，媒体对你有兴趣，不然我们可能要在伊斯坦布尔等更久。”
约瑟夫本名叫奥瓦尔贝克‧图尔达昆（Ovalbek Turdakun）。我用他的教名来称呼他，是因为不想破坏他一连串堪称奇迹的好运气：
首先，朱莉在不到一年内就把他从新疆集中营里搭救出来；
第二，他们带着9岁的儿子，全家人穿越中国边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我在那里首次采访他）；
第三，发生“圣诞奇迹”，2021年12月15日，也就是约瑟夫要被套上头套前48小时，我的朋友康纳‧希利（Conor Heal）把他们一家从比什凯克（Bishkek）救出来，送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班机。
一位英国媒体专家也通过网络、远程参与了我和约瑟夫一家的对话。在感觉到约瑟夫已经进入状态时，她用中文说，“约瑟夫，有个问题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会问：中国政府说‘再教育’活动结束了，你们已经掌握了新技能，他们（因此）关闭了‘再教育营’。不会再有强制劳动的事情了，大家都回家了。”
约瑟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在记事本上画草图，并放低声音说，“我和你说说关押我的集中营和我住的地方。”
“（牢房）墙壁有18英寸厚。这是精确数据。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里面肯定是金属框架。牢房的门也很厚，只（比墙）薄了几英寸，但是全金属的。就像银行的金库，你明白吧？每扇门都安了8个电子锁，每边两个，还有顶部、底部。当他们打开那扇门时，你可以听到门栓回弹的声音。”
约瑟夫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说，“（囚犯们）一个一个（往出走）。门可以打开了，但中间有一根巨大的钢筋，这是用来把门固定在混凝土门框上的。所以门其实只是开了一条缝，只够让囚犯低着头、扭著身子通过。每个囚犯都要花两分钟才能走出那扇门，平均近一个小时牢房才能清空，你懂的。但对警察来说，花多长时间不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墙角都是圆的，所以我们用头撞墙的话（不会伤得太重），也就没有理由住进医院，借机逃跑。每个囚犯都有三个警察看守，如果你又高又胖，就会有五个来守着你。”
约瑟夫并说，即使发生自然灾害、警察神奇地消失了，牢房坚固的墙壁也使得囚犯无法逃出，集中营也就成了乱葬岗。他说，“即使发生7.0级的地震，我们也无法从这样的设施中逃脱。”
“你觉得有人建造这样的东西是为了用一、两年吗？”约瑟夫问道。他的目光落在屏幕上，然后落在我身上，“当然不是。这是为将来准备的。是永久性的。”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进行“媒体训练”。三周后，我们飞抵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美国政府官员带着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帽和新鲜出炉的巧克力饼干，在移民通道迎接了图尔达昆一家。这是第四个奇迹：抵达美国。
然而，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营救约瑟夫，不是因为他持有中共的文件或核机密。撇开人道主义方面的原因不谈，我们营救约瑟夫还因为他有“超能力”、可以过目不忘，对集中营的布局了如指掌：强奸室在哪里，他撇了一眼就记住了；哪里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机，记得清清楚楚。约瑟夫每天都会向狱友低声询问集中营工厂方面的情况，这让囚犯们很惊恐。最后，一个狱友低声斥责说，“你想搞数据统计，是不是？收手吧，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
“哈沙”
为了走访维吾尔难民，我专门去了中亚和土耳其。当地政府觉得这类调查会损害其与中共的关系。他们的想法没错，所以我接近难民时十分谨慎。大多数人在中国都有亲属，所以我没有询问他们的姓名。我记录下了他们的证词，用安全的方式将其发送出去后，就从移动设备中删除。
在吉尔吉斯（Kyrgyz）南部离奥什（Osh）不远的一个村庄，我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他留着典型的白胡子，目光凝重。他在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即新疆）长大。早在1985年，当地汉族官员就命令他每个月劳动三天。当我问他为当局做什么样的工作时，他看到我郑重其事的样子就笑了，回答说“我为党铲屎”。
这样的经历，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中国知识分子或“黑五类”可能会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连习近平都提到过，他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脸上被泼了粪。对于汉族老人来说，这些都是礼节性的谦虚话，他们的孩子永远都用不着从事这种工作。然而，没有一个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这样和我讲他们的故事。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诗人阿布都热依穆‧帕拉奇（Abdurehim Parach）曾被强迫劳动过“40多次”，他表现出维吾尔人的坚忍不拔。
他说，在西方媒体意识到之前很长时间，维吾尔人就遭强制劳动了，“并不是从习近平（当政）才开始的”。相反，想像一下温水煮青蛙的情景，青蛙（维吾尔人）试图从锅里跳出来的努力越来越徒劳。帕拉奇在喀什地区一个居住着3,000名维吾尔人的村庄长大。我问他，1985年（帕拉奇9岁时），他们村的村长是汉人还是维吾尔人。“那时候？”他说，“这不重要。”
“从那个时候起（1985年），我就知道我们村里有‘哈沙’（Hasha），意思就是强制劳动。”帕拉奇说，那是穷人的一种缴税方式。维吾尔族家庭每年都会拣出“被选中的人”到田地里劳动几个星期，也可能筹款行贿（以免除劳役）。如果被选中的人没有去劳动，或者没有行贿，官员就会罚其家庭的款。“对维吾尔人来说，免费为政府劳动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例行的、常态化的‘哈沙’。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从没有过。”
“哈沙”本身在作物总产量方面常常创造不了多大价值。但对当地官员来说，可以通过强制劳动换到钱。
帕拉奇说，如果当局不干涉维吾尔人的生活：即不没收土地、不派武装守卫在棉花田边巡逻、不强迫儿子和父母分离一个月以上、不强迫维吾尔妇女做“哈沙”，每家每个月出劳力干两天活儿算不得什么。
帕拉奇说，1994年1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冬天寒冷刺骨。我和朋友们去做‘哈沙’时，在结了冰的池塘上滑行”。到了集合地点，“汉族当局命令我们‘清除每条灌溉渠里的冰’”。
这群年轻人以为当局在开玩笑，“要是在别处做可能还说的过去，但当时根本没有水进入灌溉系统。喀什的冬天极其干燥。到了春天，初雨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让冰块融化。”他们猜测这是当局玩儿的把戏，“就是让我们忙，不让我们聚在一起，或者防止我们密谋反对政府”。一个男孩勇敢地说，“真的没道理让我们清冰块啊。”
当局对此反应强烈，勒令全村人都去清除冰块。“我们用镐头和铁锹在灌溉渠内四公里长的冰面上凿啊、铲啊，整整干了三天。每家每户都要清理五到十米。”从此以后，“‘哈沙’就变得没完没了了。当局下令每月劳动五天，但都是做无用功：在不该收割棉花的时候收割棉花，在从不种东西的地方开垦土地，只是为了消耗你的时间。”
亚辛（Yasin）是一个眼睛带笑的农家男孩。那年夏天，他感到情况不太对劲儿：老板不让工人们喝棉田里的饮用水，意在“拖垮”他们。
1997年2月5日，军警向新疆伊宁（和平）抗议的维吾尔人开枪。曾在当地公安局工作的巴提亚‧赦姆什丁（Bahtiyar Shemshidin）告诉我，警方内部估计，如果算上后续大抓捕中死掉的人，这次事件共造成400人死亡。在伊宁事件发生后，一位穆斯林阿訇及一位农家男孩说，每家每户的“哈沙”劳役翻了一番，每年多达70天。亚辛亲眼看到当局命令维吾尔人开垦棉花田。“然后汉族企业家来种植棉花，很明显是和当局达成了交易。”
在阿克苏地区，一名绰号叫“河童”的男子在木扎尔特河畔的一个维吾尔村庄长大。他带着敬畏的神情描述冰冷的河水，以及不断流淌的激流。1998年，也就是河童17岁时，掌管村庄的人宣布木扎尔特河要改道，命令维吾尔族男青年去承担这项工程。当局让他们在河面上铺设金属三角架，并说这比建谷仓容易得多。
然而，三角架像反坦克桩那么重，两个男孩才能抬起来，而且有可能需要在水下操作。因此，这些男孩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年纪大一点的维吾尔人则一边往河边走，一边大声讨论。“他们可以用重型机械来挖土、在河里打地基、填石块。但他们却让我们的孩子（受苦）。”管控人员听到后，便聚在一起（商量），然后生硬地宣布，第二天会“大推进”。
第二天早上，当年轻人和长辈们就位后，一批警察开进来，其中一人向空中鸣枪。在三个警察把一名男孩推进河里后，长者们便不再出声。男孩在快速流淌的水流中惊恐地挣扎了一阵后，终于站稳了脚跟。年轻人于是开始劳动、把三角架抬向河岸。两个男孩向穆扎特河中走了几码后，三脚架深陷在河床里；两人也被带了下去，喘着粗气沉浮了几下，就像双发子弹一样坠入河中。其余的男孩挣扎着回到岸上，有的哭喊着说，“我们不想下去，会死掉的。”
一队维吾尔人顺着木扎尔特河搜索。几个小时后，他们抬着两个男孩的遗体到了村中央，有上千名维吾尔人等在那里。紧接着，五辆警车开了进来。又有一名警察呼叫人们遵守秩序，并向空中鸣枪。这次人们都高喊，“朝我们开枪！朝我们开枪！看看我们有多少人，你们能杀完吗？”警察于是慢慢往出退，维吾尔人向他们涌过去，扯下他们的枪。当天开第一枪的警察被绑在一辆拖拉机车头上。该事件中最轰动的一个场景是，一位维吾尔族农民把那名（被绑的）警察赶到河里，一次次地把他摁入水中，“直到他求饶”。
太阳落山前，30名军警开进村中央，挨家挨户地突击搜查。在清冷的凌晨时分，所谓的“分裂主义份子”被带走，并被判处三年徒刑。
但当局对（维吾尔人）死亡、童工或河流改道计划等，都不闻不问。当地的“哈沙”工程继续进行，但悄悄缩减。河岸上的三角架锈迹斑斑，就像是一个个粗糙的死亡者纪念碑。当局没再试图让“狂野”的木扎尔特河改道了。
高等“教育”
1998年9月的一天，13岁的玛丽亚‧苏尔坦（Meryem Sultan）排队等候三辆巴士。她和她的维吾尔同学要搭乘这些巴士前往塔里木劳改营的一个废弃监狱。他们将去摘一个月的棉花，晚上在监狱的水泥地上打地铺睡觉。
不过，只有一辆巴士到达。温宿县（Onsu）一中的管理人员于是命令三个班的学生都挤进这辆巴士。在前往棉田的四个小时里，车里一片混乱，15岁的男孩“阿里”说他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昏倒了。巴士开了一个小时才停下。玛丽亚眼看着阿里被送往医院。
玛丽亚是个“摘棉花好手”，每天都能完成任务。阿里是她最好朋友的哥哥。那天晚上，当她躺在给他们当宿舍的废弃监狱地板上时，想着阿里也在休息。玛丽亚知道汉族学生当晚都在家里睡觉，但“哈沙”也是“功课”，四个星期后她也会回家。
第二天，她得知阿里已经死了，当局给了他家人一千美元的补偿。
玛丽亚几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她在入学时问老师，“我们必须做‘哈沙’吗？”大家哄堂大笑。“这让我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些严酷的规定，被训练得像机器一样，无论上面下达什么命令都毫不犹豫地服从，只听党的话。”
中共最近将玛丽亚上的中学改造成一个集中营。玛丽亚常常在梦中看到阿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以前从未采访过戴面纱的女子，但在2007年5月采访了“拉比娅”（Rabiya）。她当时刚毕业，被选中参加“决定前途”的“特别考试”。我看不到拉比娅的脸，只能通过她的眼睛来观察她。这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闪着聪慧的光芒。
她回忆说，“在考试结果出来前，我和其他25名年轻女学生被带进一个大礼堂。”校长向他们宣布，有个“绝佳机会，可以免费上培训班、学中文等，为你们进中国工厂工作做准备”。
现场一片沉默。“我们谁都没同意去上什么培训班”，拉比娅说，“但那时被锁在大厅里，一群老师围着我们，监视我们。甚至在一个女孩要上厕所时，都有两个老师陪着去陪着回来。”为了防止和校外的家长发生冲突，老师们使劲儿拖延时间。12个小时后，一辆巴士到来，在夜色笼罩下把女孩们带到了“帕伊扎瓦县职业培训中学”。三周后，女孩们被迫上了一辆有警卫的火车。到了天津，管理人员把她们赶到工厂大院，并说“你们是第三组”。
在（拉比娅）所在的县，16岁的维吾尔女子“毕业女孩”被告知要在一个“特别仪式”上领取毕业证。然而，在学生们排队进入礼堂后，保安锁上了门。校长举起双手，耐心地等待交头接耳声停止，然后说，“你们将去内地工作。”
家长们聚集在学校门口。一位学校代表说，“你们的女儿必须去布厂，但她们会受到细心的监护，而且绝对安全。”他解释说，现在有新要求了，维吾尔人家家户户都要做一年‘哈沙’。所以，“如果你现在离开这里回家，在你女儿回来之前你家不用做‘哈沙’。”但如果“女孩不去布厂，如果父母阻挠，做‘哈沙’的日子就会增加”。
拉比娅肯定地说，有210名维吾尔女孩在一条流水线上缝制男式短裤。但她不认识汉字，所以衣服品牌、工厂名称和位置都不得而知。但这不重要。她们不能离开工厂大院，甚至从未见过汉族工人。拉比娅怀疑他们是按件计酬的，所以在正常时间段工作。“唯一在晚上工作的汉族人”是管理员。“我们在一个大厅里工作，中央有一个摄像头，来回旋转。天花板的四个角落也都有摄像头。”她们上厕所时要举起一张金属卡，如果监控摄像头没有照到卡片，“我们都会受罚，被扣工资”。
工厂管理人员告诉女孩们，她们每个月的工资相当于50美元。两周后，他们告知说，“你们都是坐火车来天津的，所以要付车费。”六个月后，他们又说“你们要付回程的火车票。”
因此，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女孩们的工资实际上是每月35美元。“有些日子我们必须完成800件，其它时候是700件。我们一般工作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1点。你知道，我们必须在早上6点前起床。甚至生病的时候也一样。”每隔15天，女孩们会休息一天，用来洗自己的衣服。拉比娅说，“我们当时年龄还很小，从来没和家人分开过这么久。我们每次给父母打电话，都是哭着挂掉的。”拉比娅的母亲会说，“要有耐性，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上帝恩赐，你很快就会回家的。”但她的声音有点劈，拉比娅知道她在强忍泪水。
9月初，“毕业女孩”被送上“没有当地人坐的专列，并受到全面的控制。加上老师和警卫，每列车上大约有150人”。女孩们被带到北京的一个工厂区，为一家名字叫“达兴”（Da Xing，音译）的服装公司缝制时装包，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饭菜只给“饿不死”的量，以诱使女孩们在公司食品摊上买零食。“（厂方）没有公开侵犯或羞辱维吾尔人，但时不时的会有瞧不起少数名族的现象。汉族工人老是说‘你有羊腥味儿’，这样子对待我们。”
拉比娅的直接上司是维吾尔人，她和同事叫他“叔叔”，并把他当成发牢骚的对象。但在年中时，“叔叔”在午夜时与工厂主管发生了争执。他说，“你们让这些孩子工作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要这么逼迫他们？你们剥削他们剥削得过分了吧？”
对方回答说，“她们必须继续干活儿，现在不能离开。”
“叔叔”先出手了，揪住主管的手臂。两人就互相扭打、撕咬，最后“叔叔”伤得很重。那天晚上，几个维吾尔女孩制定了秘密逃跑计划，但按照法律无法登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双方的敌对消减了一阵子。
一天凌晨1点，“叔叔”再次对工厂负责人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必须停工，让这些孩子去休息，因为他们明天还要工作。”
“他们必须完成订单！”
“如果你不让他们休息，他们怎么能继续工作！？”
两人又开始推搡。随后几名汉人包围了“叔叔”，把他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踩踏他。维吾尔女孩们不由自主地抓起机器部件（向汉人）投掷。但汉人们却无心理睬她们。“叔叔”要死了吗？
在救护车开走后，女孩们才完全意识到：“叔叔”走了，也许死了。他是她们与喀什、与伽师县之间唯一的纽带，也是唯一阻止汉人绑架她们的人。女孩们团坐在工厂的地板上，彼此相拥，呜咽着，哭泣着，甚至昏死过去，祈求有人能救她们的命。这之前，拉比娅只是盼着轮到自己给家里打电话。那一刻，深深的恐惧突然向她袭来：我再也见不到家人了。
第二天早上，一群维吾尔族管理人员来到了女孩们的宿舍。女孩们站在一起，齐声说，“我们不会再工作了。”
管理人员说，“你们的合同期是一年，还没结束。你们必须继续工作。工厂目前有一大批紧急订单，你们必须完成。”
没有钱，无路可逃，“叔叔”还在医院……女孩们于是默默地去工作了。一年终于过去了，拉比娅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她的父母行了贿，她再也没回内地。
拉比娅的面纱熨烫得很好。从她和我谈话的样子来看，她并不怕当地的阿訇，更不怕有美国犹太人窥视。我怀疑她戴着面纱是因为她谁也不信任。
2008年夏天，中共当局将“毕业女孩”和她的工友们送上返回喀什的火车。当地不知何故传谣说，“毕业女孩”在内地受到性侵；为了消除谣言并防止她再被拉去强制劳动，一个名叫“巴图尔”的农家男孩在一年后娶了“毕业女孩”。
那时后还能有个比较好的结局。学校曾向家长保证，“小心监护”和“绝对安全”。尽管拉比娅很担心被绑架、再也见不到家人，但当时维吾尔女性并没有成为系统的性交易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拉比娅和“毕业女孩”与同事们（在工厂时）能够睡上下铺，无须在水泥地上相互抱着取暖。一个房间睡12个人或6个人。拉比娅和“毕业女孩”都吃清真食品，没有被迫吃猪肉。在宿舍和厕所里也没看到麦克风和摄像头。警卫没有强奸她们。但在十年后，连这点基本的保护都没有了。
婚后不久，“毕业女孩”的丈夫巴图尔就维吾尔女孩在毕业典礼上被绑架一事，与一名低级别汉族官员发生争吵。巴图尔受到惩罚，被派去“代表中国政府”测量农作物种植面积。每年，党官都会给汉人分配更多农田。如果他们需要灌溉田地、获取化肥，或者整修道路，地方政府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但维吾尔人却没有这种待遇。
对于维吾尔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一切。但现在汉人不断侵占他们的田地，巴图尔都记不清有多少地被夺走了。随着维吾尔农民拥有的农田日益缩减，他们每年要为汉族人耕作100天。
新疆有许多由汉族定居者组成的“建设兵团”，维吾尔厨师尤瑟夫（Yusef）在一个大兵团内经营流动食品摊。他说，兵团拥有“无边无际的田野，就像大海一样一眼看不到边。在白花花的棉花田里，所有干活的都是维吾尔人，全部是维吾尔人”。
许多劳动者都是维吾尔大学生，他们被轰出教室，被逼在军团里听煽情的训话，“你要发自内心地感谢大学让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咒骂）等等这样的话。”尤瑟夫说，最后，当局干脆派武装士兵在田间巡逻。
2009年7月，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爆发了短暂的冲突。尤瑟夫说，在当年7月之前，“士兵们还显得比较专业”。7月之后，他们开始公开表现出种族歧视态度，轻蔑地说“我们不和维吾尔人合作”。
从2015年开始，中共下令建造“再教育营”。大规模的监控系统——人员检查站及可以远程确认种族和压力水平的电子阅读器成了标配。到2016年底，有100万人被关进再教育营。起初，这些设施是用来洗脑的，后来就成了遭强制劳动者的住所。
2019年，我在哈萨克斯坦难民营采访难民。在妇女居住的营区，有一群18岁左右的青少年将提前离营。营地管理员会在午餐时间宣布“毕业”，并提到让他们前往农场工作，或从事纺织品生产，或让“这些女孩去东部的一家工厂工作”。管理员毫不掩饰地公布这些事情，并鼓励大家鼓掌。中共否认存在大规模监禁、强迫服用精神药物、施加酷刑、系统性强奸、强迫绝育、为出口假发而剃发、大规模将维吾尔人驱逐出境，以及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器官摘取等行为，并将强制劳动换了个漂亮的说法，包装成“就业项目”。
中共的“反恐”表演
再说回土耳其，“亚伯拉罕”给了我一份概述他家情况的剪报，从中可以看到（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到了什么程度。他的妻子和所有的孩子，不是被监禁、遭强迫劳动，就是被关进孤儿院；他的三个兄弟都在监狱里，一个摘棉花，另外两个生产水泥。我问亚伯拉罕是否和家人通过话。他回答说，“没人在家。只有孩子和老人。每个人不是在难民营里被迫劳动，就是被关进孤儿院，或者监狱。”
亚伯拉罕所描述的情况可以用一个名词来描述：私产奴役（chattel slavery）。即一个人出生时就是奴隶，是一种资产，没有寻常家庭该有的权利。现在的（奴隶）拍卖场是电子的，但最终结果一样：摧毁家庭、瓦解文化，把人变成骡子。
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共也会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例如“西部大开发”项目：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引进外国资金、让维吾尔人口袋里有些钱。他们会被同化。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党内是否有同情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派别，因为对中共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伊宁事件，或者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或者乌鲁木齐冲突。唯一重要的日子是9/11。
9月10日，中共称维吾尔独立运动团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代理人；9月12日，该党又进一步将这些团体定性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总有年轻人会拿起枪，我就采访过一个曾接受反叛军训练的维吾尔人；但如果只关注（这方面的）行动和反应，就会忽略中共反恐行动中的表演性因素。这场反恐行动是演给汉人看的，其目标不是为了消灭恐怖分子，而是为了给其侵害维吾尔人的行为找一个长远的理由。
为什么（针对维吾尔人）？很难下定论。但从难民的证词中，特别是从他们没提到的内容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例如，他们几乎没有提到过“伊斯兰恐惧症”，或者回族穆斯林。有人告诉我，回族人的伊斯兰教规则比维吾尔族人更严格。但是回族人讲普通话，所以他们似乎没有被关进难民营。然而，近一半的难民在证词中提到了汉族人的种族歧视。
我相信这是真的。我在北京时，我的中国生意伙伴拿“维吾尔俱乐部”来取乐。他们找乐子的方式是相互挑战，看谁敢吃驴子的生殖器，同时观看所谓的“维吾尔女子”穿着基斯梅特（Kismet）服装跳舞。音乐很好听，是北京最好的。但这些东西都让人有不道德、（种族方面）差别待人和剥削他人的感觉，有点像“咆哮的20年代”时期的“黑人爵士俱乐部”。汉族人的种族歧视是切实的，不是困扰西方人的所谓“微歧视”，而是赤裸裸地把人视为“猴子”的那种歧视。
问题是，维吾尔人的就业前景到底如何？人们普遍忽略了监狱劳动，人权倡导者没有把这个问题列为重点关注事项。粗略地看，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数量在减少，但许多人实际上被转移到了监狱里，而且难民营越来越注重强制劳动的产出。
阿里是一个40岁出头的男子，脸紧绷着却依然布满了皱纹。他吃不饱。他的眼睛（告诉我）他饱经风霜。这就是一个“被奴役了12年、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报偿”的人的样貌。
阿里在1998年遭拘留，经历了两年的审讯，然后一直劳动到2012年。
他最初是在“第一监狱工厂”干活儿。那里有20栋建筑、5,000名工人，生产水泥地砖。阿里整天干码货、装货和卸货的事情。他干活儿时很小心，但活儿太重了，半数工人的腿、脚都折了。
阿里还做过切割和抛光奇异石头的工作。这个活儿对体力要求不高，只是端“一个装胶水的大锅”，把石头镶嵌到金属框架里。他们干活时戴口罩，但胶水（加热）产生的烟雾，以及抛光石头所用的化学品“有毒”。阿里长期头晕，迷迷糊糊，“如果口罩戴得不紧，我的眼睛就会不停地流泪”。
他（出狱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条配备了150人的流水线上，为石油公司工人作裤子。一个班次工作12小时。阿里负责缝口袋。生产时会产生“微尘”，但由于工期很紧（顾不上清扫），灰尘不断堆积，（车间）就变得像埋在沙漠里的废弃房屋。“没人关心（工人的）健康问题。你就是工作、工作，没人关心你戴没戴口罩或护目镜。身上全是灰尘，如果不戴口罩的话，肺部会出毛病。缝衣服时灰尘也会阻挡视线，视力越来越差。噪声会伤害大脑。也会晕眩，因为食物太少。这就是纯粹的迫害。”
2005年，联合国（U.N.）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访问了乌鲁木齐第一监狱。（监狱当局）事先告知阿里和其他犯人，（来人时）就埋头工作，面部表情要保持温和，不要流露出受虐待的样子。我让阿里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太坏的事情。他自豪地说，著名维吾尔作家、《野鸽子》的作者死前是他的狱友。
阿里在2012年获释，出狱前狱方搜了身，以防止他携带纸条什么的。阿里逃到了越南，然后又去了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最后来到土耳其。
阿里因被当局控为“分裂分子”而入狱。他的刑期一再延长，是因为他拒绝出卖朋友。阿里说，他的罪名“毫无根据且荒谬”。但（对于中共而言）这一向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忠诚不忠诚的问题。
“一旦党意识到可以利用维吾尔人赚钱，就会制造种种借口，说你是分离主义者，说你使用微信。他们把整个东突厥斯坦（新疆）变成了生产线。汉人让维吾尔人繁衍，强制维吾尔人在监狱里劳动。免费的。什么都不给。没有（正当的）指控程序。（我们）没有罪。要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生错了地方。”
我不忍心问阿里是否有妻子或女朋友。在我结束三个小时的采访、要离开时，他脸上的失望和愤怒表情说明了一切。我怀疑阿里的命运预示了维吾尔人的未来：妇女在工厂工作，被关在宿舍里（不能自由活动），直到过了生育年龄；男子独自（在外）孤零零地生活，因癌症和器官衰竭而英年早逝。
维吾尔族难民渴望回到“应许之地”（《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及其族人的土地），但眼下看不到一线曙光；即使有，也是一闪而过。
2022年11月，中国各大院校的学生举行烛光晚会，悼念乌鲁木齐公寓大火（受害者）。这栋楼因COVID遭封锁，人们逃不出来，一名维吾尔母亲哀号的场面（令人动容）。显然，学生们厌倦了封锁政策。然而，每个手持蜡烛的大学生都知道自己面临着面部识别等技术监控；现在他们的学业前途面临着被断送的危险。
“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出自《圣经》）这是中国战前一刻：不可信赖的政治精英集团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带入黑暗、让整个社会罪恶横行，在这危险的存亡时刻，需要亿万烛光来照亮回归之路。
作者简介：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是一位调查作家，著有《屠杀》（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和《失去新中国》（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等书。葛特曼还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高级中国问题研究员。他曾对中共监控民众和活摘器官等问题进行调查，并与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共同撰写了有关中国器官移植业情况的深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II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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