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7月24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唐云舒编译）西方国家未能从道德立场打击中共对中国民众的群体灭绝性迫害，将因此付出战略性代价；实际上，各国已经在付出代价了。
西方国家能够在（对苏）冷战中取胜，是因为其维护自由和人格尊严的道德立场为其赢得全球声誉，从而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并（在这方面）进行最有成效的实践。即使是与西方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明白，自己没有（执政）合法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拒绝履行保护公民生命、信仰和个人自主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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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Washington）到堪培拉（Canberra），从柏林（Berlin）到渥太华（Ottawa），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寻求从中共那里获得经济回报，并为此抛开道德价值观、成为中共的附属伙伴，“西方价值观”所带来的声誉日益黯淡，（执政）合法性也越来越不足。
那么，我们这些全球各地过正常日子的人，会不会因为没大声反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行为，也负有罪责呢？
为什么一些西方人相信有关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群体灭绝的证据，却看不到中共针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行为呢？
很显然，遭受痛苦的维吾尔人得到了许多西方情报机构的支持，这是因为新疆连通了中国、巴基斯坦和中亚大部分地区，地理位置非常关键；而该地区现在隶属于共产中国。
法轮功则没有这类西方情报机构认为可以给它们带来好处的东西。
一些人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属于群体灭绝行为，但中共的这些做法完全符合联合国1948年给“群体灭绝”行为下的定义，即：
- 杀害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成员；
- 对（某个）群体的成员造成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
- 故意让（某个）群体处于某种生活状态，目的是从肉体上消灭全部或部分成员；
- 对（某个）群体施加阻止生育的手段。
上述这些事情，中共都对法轮功学员做了。此外，中共还利用其情报和外交机构，并通过渗透社交媒体，来骚扰已经逃离中国、寻求在国外过平静日子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偷偷向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下手，使得他们成了产值不断增长的中国地下器官活摘产业的供体。由于法轮功学员的身体（普遍）健康，使得中共很容易向世界各地的人“推销”。不只是中共活摘器官牟利，科索沃（Kosovo）当局也与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的绑架并为获取器官而杀人的活动有关。
法轮功的所谓“反党罪行”，实际上就是法轮功学员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唯党是从；而中共将此视为不安全因素，从而对该团体发动镇压运动。法轮功拒绝“叩头”即被视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威胁，是因为该组织平和及独立的特点，与中共的独裁及暴虐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轮功（的存在）突显中共没有得到中国人民授权、缺乏和人民的“社会契约”这一事实。
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那些把犹太难民遣返回德国、让他们在纳粹死亡集中营受死的西方国家仍然受到谴责。而对于那些拒绝承认土耳其政府在20世纪头几十年对亚美尼亚民众进行种族灭绝性迫害的政界人士而言，其行为至今是个耻辱。
很少有人愿意给埃塞俄比亚奥罗莫（Oromo）和提格雷（Tigray）地区当权者杀害阿姆哈拉人（Amhara）和阿法尔人（Afar）的行为贴上“群体灭绝”的标签。人们不辞劳苦地界定“群体灭绝”行为，但却无视受害人脸上、身上及空房屋里的（受迫害）印迹。
“群体灭绝”行为是全人类良知上的污点，不只是作恶者的罪。这是在联合国限制条款下，全世界人都有义务阻止的行为。现如今，没几个人能说他们不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性迫害，可不只是新疆维吾尔人有这样的遭遇。
在中共统治下的“新中国”，人们只能表达其独裁领导人的思想，目前全国公认的思想是“习近平思想”。
在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确切地说，截至2023年7月20日是24年），全世界的媒体、政治家和情报界都已经看到了中共因信仰问题迫害人民的突出例子，该党采用的手段完全符合“群体灭绝”的法律定义。中共从1999年开始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是因为该功法越来越受民众欢迎，而且“涉嫌”违反中共的无神论政策。但中共奉行的并不是无神论，而是一种更世俗化的“宗教信仰”，那就是对党和党魁的崇拜。
中共从一开始就把法轮功定性为共产中国的敌人，如果它不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就无法撤销这一决定。该党已经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但这不是外国政府，更重要的，不是外国民众和企业凭良心来说可以支持中共政权的理由。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已经过去了数十年，现在有人认为，如果当时世界各国了解第三帝国的集中营，就不会和纳粹德国进行交易。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当时全世界很多国家实际上都知道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罪行，但都没有去制止，直到希特勒让德国处于和盟军对抗的战争状态时，才开始抗击。
当今我们所处的世界，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沉迷于“实利主义”和“交易论”。因此，现如今我们以有利于经济发展为由、将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而对受害者的哀嚎充耳不闻。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在面对大规模的暴力和群体灭绝罪行时，比我们的祖辈更加麻木。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是否能够坚定地站在法轮功的一边、抵制这场大屠杀，以重获它们昔日的尊严和高尚品质，进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再次受到青睐。在支持法轮功的同时，西方国家也会关注到中国、非洲、巴尔干地区发生的针对其他人群的大屠杀行为。
尽管坚定支持法轮功在短期内会令西方国家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遭受损失，但它们在道德方面的吸引力会因此增强，收益远大于损失。
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能救得了法轮功学员，更在于我们是否能通过向他们伸出援手、救赎我们自己。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和国防出版物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纪的新全面战争和恐惧大流行的诱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The Shame of the Silence of the Wes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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