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7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高涨。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在宣传上相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背后是何原因,未来走向又会如何呢?
“共同富裕”宣传趋淡化
2020年5月过早地宣布战胜疫情后,习近平重提中共的“共同富裕”口号,政府发起了行业反垄断和反垄断调查。在2021年秋季的中共会议上,第三份历史性决议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八次援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且成了中国2021年度的十大热词之一。
但到了2022年中期,官方对共同富裕的宣传几乎消失了。
2022年3月,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的长达17,000字的经济报告中只提到了一次共同富裕。
2022年3月,中共政府推迟了扩大房地产税试点城市的计划,征收房地产税一直是“共同富裕”的财富再分配工作重点。
今年3月的两会上,李克强的报告里则完全不见“共同富裕”的踪影。
3月上任的新总理李强在首次记者会上也没有提及共同富裕。尽管李强在去年12月的中国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各级工商联要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促进共同富裕。
大纪元记者7月6日在人民网等官媒上,仍能搜到今年早些时候地方上有关共同富裕的报导,个别官员的公开言论中有时夹杂着“共同富裕”。但在李强所控制的国务院官方网站搜索“共同富裕”,显示最新的相关文章是2022年6月1日发表的。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7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少提“共同富裕”,主要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现在整个措施是要拉抬经济成长为主,就要做一些调整。
“共同富裕这个政策会对那些规模资金大的企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外国的厂商再回来投资、来振兴,所以它才会不谈这一块。”
不过邱达生认为,当局今年也解决不了外资回来这个问题。“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外资受够了,譬如台商很多就因为这些政策而把资金设备移出去了。要再让这些外资进驻到中国大陆,不是一下就能够重建信心,他们要观察。”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7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的一个招牌,说要减小贫富差距,这在经济上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它就走向了反面。如果要搞“共同富裕”,本来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整改,打碎国有垄断政策,让市场公平竞争。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它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习近平反而整顿互联网大厂,打击教培行业。”
王赫说,中共过去搞政绩是把经济增长速度拿出来标榜。经济增长速度一降,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现在它千方百计地要把经济速度拉起来,就暂时不提“共同富裕”。“相信一段时间也不会再把共同富裕拿出来。”
翟东升谈论“共同富裕”引质疑
官方不提共同富裕,但中共体制内学者翟东升6月在一个论坛发表了题为“货币、债务与共同富裕”的演讲。翟东升承认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不好,并认为要推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励富人搞慈善的思路是回避了真正的矛盾,真正重要的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他呼吁不要有对大政府的恐惧,对债务的担忧、对高福利和高税率的厌恶,等等。
王赫表示,翟东升的话只对了一半。要解决的问题的确就在第一次分配,里面要解决劳动者和资本、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例。但事实上中共政府拿的太多了,税收各方面拿的太多了,企业家也拿的太多,老百姓、劳动力、家庭部门拿的少了。而且国家拿去了那么多钱之后,也没有多少钱再分配到老百姓身上。
“这跟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跟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有很大的关系,这方面就是要推行民主,进行民主转型。”
翟东升文章里有个基本的数据,指按公共部门社会支出(民生支出)占GDP比例,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是21.6%,中国的数据只有6.5%,就连墨西哥的社会支出占比的表现都优于中国。
王赫表示,中共财政分配不公,政府财政分配由中共说了算,老百姓没有知情权。而美国的财政支出分配要在国会,要人民代表来审议决定。中共的人大、政协都是花瓶。
“所以要解决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问题,就一定要中国这个体制改了。翟东升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去讲不要回避大政府,不要回避高税收的问题。他是蓄意地要顺着中共的思路,要维护中共的统治,维护既得利益者阶层,而不是说本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本着经济学的常识来做一个政策解决。”
专家:“共同富裕”也会烂尾
《外交事务》6月29日发文说,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要点是,大张旗鼓地出台重大政策,结果却突然被抛弃,而且往往甚至不承认这些政策的存在。之前的例子是动态清零。而“共同富裕”也会是昙花一现。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7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将“共同富裕”概念,操作起来变成是打压民营企业的一种手段。事实上不符合财富和利润的创造原理。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国家公务员的任务不一样,民营企业家要推出企业策略、商业模式和承担风险,他拿的利润是用来补偿所承担的风险的。
“共同富裕的概念其实跟共产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别人的财富拿出来号称再分配或第三次分配,这会对民营企业家推动创新承担风险构成一种打击,所以很多人在(疫情)解封之后就开始把资金汇出去,资金外流最近相当严重,这就是共同富裕造成的结果。”
“中国应该做的事情是要去鼓励社会底层、中下阶层有机会透过阶级流动来向上攀升,而不是把上头的人拉下来。”他说。
吴嘉隆还认为,中共搞所谓“共同富裕”,真正的动机是因为财政缺口很大,中央到地方都有财政压力,“共同富裕”等同于变相加税,用各种名义要跟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来抢钱,它要填补财政缺口。“这个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党。主要是打击民营企业,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对经济的增长泼了冷水。”
吴嘉隆说,“共同富裕”从概念到政策来讲,是会烂尾的,因为它不是基于一个可持续的正确的概念。
出于恐惧 中国富人大规模流出
6月13日,位于伦敦的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在报告中说,中国今年仍是高净值人士(HNWI)净流出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年将有1.35万名可投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以上高净值人士移民,其次是印度(6500人)和英国(3200人)。
该机构香港董事Denise Ng表示,有些人希望通过更多免签证进入关键地区,改善其财富流动性,或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机会,或享受更大的政治稳定。
吴嘉隆表示,“共同富裕”就是抢钱,抢有钱人的钱,他们当然就跑。
中共当局去年底开始喊话支持民企,李强3月就职后也频频喊话。但近日陆媒“财经十一人”披露,民营房企仍在等待救援,认为地产纾困政策效果不彰,民企几乎贷不到款、债发不出去及受反腐影响,吁当局放松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吴嘉隆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家已经对中共失去信心了,都知道它是有麻烦的时候,才来对民营企业家说一些好听的,等到麻烦过去了,又来打压民营企业家。
王赫说,现在中国经济很糟糕,赚不到钱,而且在政治上的风险很大,中共政策又不可预测,在这些综合因素的情况下,富人会赶快走,用脚投票。最根本问题是,北京当局被马克思主义这套政治经济学禁锢了思想,不能去实行社会的和平转型,它走了一条保党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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