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8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陈霆综合报导）姚艾琳（Erin Yao，音译）是一名30岁的图书编辑，她想报名街舞课程和旅行，在中共当局实施COVID-19疫情限制的三年里，她无法从事这些活动。
然而，限制取消之后，她并没有像经济学家们预期的去追求这些目标，反而比疫情期间节省了更多的工资。在大流行期间，她反而觉得自己必须花点钱，囤积一些基本必需品。
（听更多请至“听纪元”平台）
“我会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积蓄来治疗意外的疾病。如果我失业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姚艾琳说。
路透社指出（链接），姚小姐不愿意消费，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后果。许多人认为，这种模式过度依赖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没有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收入和购买力，家庭支出占GDP的比重落后于大多数国家。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为重新平衡经济部门带来了急迫性，但北京仍难以做出将经济资源转移到家庭的决定。因为提高家庭在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中所占的份额，意味着其它部分必须下降，可能是企业，特别是中国庞大的工业，或是政府部门。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国经济学家胡安·奥茨（Juan Orts）说：“它们的下降将使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这是当局不愿付出的代价。”奥茨说，他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谓的“日本化”，指的是1990年代开始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经历了经济停滞的“失落的三十年”。
社会安全网薄弱 中国年轻人不敢花钱、生育
从理论上讲，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过8,000元人民币（约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花更多的钱。据就业网站Glassdoor的数据，这还不到美国图书编辑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国就业市场疲软，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超过21%。占城市新增就业岗位80%的私营部门，仍未从对科技和其它行业的监管打击中恢复过来。
当局虽承诺增加信贷，但企业最终还是受制于脆弱的国内需求。
想让姚艾琳这样的年轻人消费，另一个办法是解决他们的不安全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北京应加强社会安全网。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劳工若参加失业保险，且累计缴费时间1年以上，失业后可领取3到24个月、每月2,124元（人民币，下同）左右的失业保险金。但这个金额，还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间的租金。
她的父母住在中国农村，很快就会到退休年龄，之后每人每年可领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养老金。
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给父亲买药，相当于上舞蹈课的费用。
“如果公共医疗保险能覆盖老年人更多的开支，我会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说。
她补充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也让她对生育却步。
尽管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共当局宣布了数十项刺激消费的措施，包括汽车和家电补贴、延长餐馆营业时间，以及促进旅游和娱乐活动。
然而，姚艾琳没有被说服，她更希望发放消费券。
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已发放了消费券，但金额太小，在宏观层面上并没有明显成效。
企业同样对这些措施不感兴趣。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促进需求的措施，这比支持供给方更为重要。”
45岁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译）在海南岛经营一家餐饮企业，她说收入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疫情发生后人们的收入没有多大改善。
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她自己的消费习惯。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会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王季柳说，“过去，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和旅游，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