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1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珍、曾莲香港采访报导）2020年，中共在香港强行通过《港区国安法》后，香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迅速下降，大批学者、知识分子从此离乡背井，被迫流落他乡。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前哲学系主任张灿辉教授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今在英国生活了三年的张灿辉，先后出版了两本书，包括《我城存殁：强权之下思索自由》和《山城沧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学》，记录了他作为中文学者的心路历程。过去三年，张教授仍继续为自由发声，并探讨香港学者当下面临的艰难处境。
家园被毁 留下或离开的人都在流亡
过去几十年，香港经历多次移民潮，张灿辉教授分析，这几次移民潮的性质不同：“香港人经历多次移民，97年、89年的时候移民，是在恐惧将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回流，但是这次我们移民很匆忙，现在发觉当时担心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是吧？没有时间了。”
他提出，“移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移民外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去别的地方，随自己的意愿去做的。还有一个是在迁徙自由的时候，移民之后可以回家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放逐’，因为犯法被人赶出去；第三个就是‘流亡’，就是我们想的事情、讲的事情，跟我们当地政府的思想是不合的时候，我们发现不能够留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流亡。”
最让他痛心的是这一次香港人的离开，是不能回家的“流亡”：“我们离开香港，我们是无家的。虽然是自由，是无家的自由，留在香港是有家的痛苦，因为那个家再不是真正以前的家。无论如何，我说留在香港，和我们离开香港的这班人，都是流亡人。如果我们觉得过去的香港是我们的家的话，这种离开香港的我们，和留在香港的朋友们，都因为这个家消失了。现在的一切感受，都像是流亡分子，包括一个在家流亡，另一个在海外流亡，现在明白这件事了，我们流亡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家不能够再回去。”
“比如说，最近回香港的人都说以前不是这样的，觉得为什么以前那个家再不存在？所以无论怎样，去了海外或者留在香港，大家都在流亡。无论在哪里，大家的心都已经不同了，所谓在家流亡和在海外流亡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家已经消失了。”
回不去的中大 无学术自由变成“买卖知识”
“我一辈子都在大学里教书，我曾经是在中国境内最自由、最开放、最平等、最有人文精神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内成长、生活、任教，我的老师和学生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直到有一天看到这个地方远离了我。”张灿辉撰写书籍《山城沧桑》副标题“回不去的中文大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我（自己）回不去了，第二就是中文大学本身也回不去了。当然我想回去，我在中文大学几十年，当然怀念。有很多怀念的东西，那里曾经是最自由的地方，但现在不是了，我回去又能怎么样呢？开玩笑说，我现在回去，都可能不让我进去，我没有证件。大学以前是一个很公开自由的地方，现在发现原来大学里面要查证件、是不容易回到大学里面去的，不是很悲哀吗？从大环境看，这是一个荒谬到无伦的地方，曾经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文化、讲理性的地方，突然变成一个独裁、以‘长官意志’为重要、没有任何人能表达自己意见的，是言论自由被清洗的地方。”
张灿辉教授很敬佩的一位中文大学学者是劳思光，因劳思光很多哲学观点和言论都影响着他的教学生涯，张教授分享：“劳先生的教导是，哲学不是在上课讲了就算，不是在研讨会上讲一下。学术文章，是要落地的，是关乎生命的，这是一个要和人民、和我们当代世界要反省的，不然的话，哲学只是一个语言游戏，文字游戏而已，就等于跟你在这里争论一下，谬误等等的话，是没有意思的。”
他认为，哲学并非空想，而是要实践在生活中：“比如在哲学里面，人们如何面对生命、面对当代世界的反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就是思想自由。当你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哲学一定是假的。哲学在过去一、两千年里面，所有真正的哲学家，大部分都是反叛者，他们觉得之前的大师都是有问题的，要反对。例如，最有名的就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也爱真理’，这就是说老师很了不起，但真理更重要，所以我不能同意。不是因为你是老师就是权威，就不能不同意。真正的是要反省，反省不只是理论上，而是看到世界、面对的人、这个社会，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在一个不公义的时候，怎么去反应？在一个不合理的时代，我们怎样去回应？”
他观察到，如今很多学者为了明哲保身，不再说话，大学成为了买卖知识的地方：“大部分在大学里的学者，其实在做什么？只是知识的买卖。他们忘记了大学的一些基本信念。在过去几年的香港社会运动里面，我们在大学教书的朋友或学者中，那些读哲学的、读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朋友，对于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是持怎样看法、怎么反应呢？有没有人公开说过话、为不公义的事情发声？回应社会上的事情还会多一些，但更少有人会为学术自由而发声。”他续言：“比如我们看到，在行政方面，和一些重要的位置里面，慢慢的，再不是由关心香港的人来担任。很久以前曾经在中文大学，我们的院长，是由我们的同事选举出来的。选举出一个文学院长，和大学校长聘一个院长，分别在哪里？这个院长肯定是，如果是被选举出来的话，他应该向我们每个文学院的教师负责任；但如果是被校长聘任的院长，他主要是对校长负责，因为老板是校长，不是我们。这里有很多是十多年慢慢变化而来的。”
张灿辉理解，他的同事们不敢说话，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同事，在无数的游行里都有出现，但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们不出声、不敢说话，为什么？我知道，他们在强权专制下，要继续生活、继续做他们的事情、教他们的书，尽责任做他们的工作，是很难得的，因为还有很多方面的压力。《港区国安法》是宇宙国安法，如果我多说几句话都可能变成是罪证，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对于香港各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张灿辉直言：“整个大学排名，其实是什么？是鼓励什么？若是独裁制度下的大学，这件事当然是很大的问题。当比较大学排名和学术自由排名的时候，就能看出来那个质素。目前香港学术自由排名是很低的，跟独裁国家的排名越来越近。”他指出，在最近20年当中，用大学排名来决定一间大学的好坏，“其实是把大学本身的学术自由发展，从传统中扼杀了，变得很简单，大学现在变成一个学术产业。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排名很前，其实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他们现在作为一个学者处境的悲哀。”
张教授续说：“现在香港的大学是一个政府领导下的知识工厂，我们从香港的所有大学里看到，其实基本上不再是香港人的大学，慢慢变成一个政府领导的知识工厂，只关心怎么样为大湾区培养一些技术人员，但是跟我们所说的公义正义、人民、民主自由等等就不要提了，历史也不要再说了，那不是很悲哀吗？”
从钱穆AI到唱红歌 痛心中大变色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在去年的2月20日晚上举行音诗画《似是故人来》节目，用上AI人工智能技术呈现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钱穆，提出“无论你去外国留学，你去哪里，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又请师生唱红歌《歌唱祖国》。
当时国学大师钱穆逃难到香港，反共立场鲜明，如今却被中共“摆上台”，为中共涂脂抹粉，这件事让张灿辉愤慨不已：“如果在尖沙咀唱歌，我不管。但这是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后面是甚什呢？后面是钱穆图书馆，左手边，我历历在目的，唐君毅的塑像，还有孔子像。唱红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将钱穆，一个反共的学者，变成为共产党信徒。怎可以将一个老祖宗，这样去侮辱？钱穆是历史系的，把钱穆放在圆形广场唱歌颂祖国的大陆歌，不就变成历史事实了，是不是？历史系的学者若不去指正，就等于是接受了这个谎话变成历史。我们的要求、在学术标准里，怎么就可以不负责任呢？”
最让张灿辉教授感到悲哀的，是这个荒谬的事件竟没有人发声或批评：“可惜的是什么呢？在新亚书院，在中文大学的历史系，将历史真相歪曲在，却没有人发声，没有人去批评。不要说在香港的，就是说钱先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在世界上教导了很多的学者，很多在有名的大学里任教的老师，为什么他们不发声呢？”
对比十几二十年前，很多学生和老师愿意站出来发声，但如今只留下沉默，2021年当自由民主女神像被人半夜三更搬走的时候，也没有老师发声。“因为很明显了，涉及到他的人身安全，白色恐怖的重点的是什么？就是将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免于恐惧、自由的东西取消了。为什么以前我敢说话呢？因为我觉得我不怕，我在中文大学里写东西、讲话，给传媒写文章的时候，不会觉得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发觉现在‘立场案’等等ㄈ是以言入罪，变成了一个极度专制的白色恐怖。”
眼见短短几年，香港变色，张灿辉感言：“我们一次又一次被打压，被压制，接着721、831，接着‘立场案’，一次一次的被打压，我们根本就不发声了、投降，或者暂时先将怒火放在心中，是不是？等有一天，历史会告诉我们，这只是表面上的臣服。独裁者以为，用强权可令别人觉得是全世界唯我独尊，所有人都会拜他；作为一个领袖，这是最大的谎话。皇帝的新衣大家知道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海外有自由的人，更加要在适当的时候说话，要说出什么呢，尽量能够说我们相信的真话，继续告诉身边的人，我们不会因此就闭嘴，过去Say No的我要继续Say No。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继续做下去、继续有生命力的其中一个动力。如果自由之地都不能够发声，我们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来这里是想将我自己想的东西，可以讲出来。”◇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