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燦輝教授:被迫流亡的港人 回不去的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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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1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梁珍、曾蓮香港採訪報導)2020年,中共在香港強行通過《港區國安法》後,香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迅速下降,大批學者、知識分子從此離鄉背井,被迫流落他鄉。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張燦輝教授也是其中的一員。

如今在英國生活了三年的張燦輝,先後出版了兩本書,包括《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和《山城滄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學》,記錄了他作為中文學者的心路歷程。過去三年,張教授仍繼續為自由發聲,並探討香港學者當下面臨的艱難處境。

《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書影。(張燦輝提供)

家園被毀 留下或離開的人都在流亡

過去幾十年,香港經歷多次移民潮,張燦輝教授分析,這幾次移民潮的性質不同:「香港人經歷多次移民,97年、89年的時候移民,是在恐懼將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回流,但是這次我們移民很匆忙,現在發覺當時擔心的事情馬上就發生了,是吧?沒有時間了。」

他提出,「移民」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移民外國,我不喜歡這個地方,我去別的地方,隨自己的意願去做的。還有一個是在遷徙自由的時候,移民之後可以回家的;第二個層次就是『放逐』,因為犯法被人趕出去;第三個就是『流亡』,就是我們想的事情、講的事情,跟我們當地政府的思想是不合的時候,我們發現不能夠留在這裡了,所以我們要流亡。」

最讓他痛心的是這一次香港人的離開,是不能回家的「流亡」:「我們離開香港,我們是無家的。雖然是自由,是無家的自由,留在香港是有家的痛苦,因為那個家再不是真正以前的家。無論如何,我說留在香港,和我們離開香港的這班人,都是流亡人。如果我們覺得過去的香港是我們的家的話,這種離開香港的我們,和留在香港的朋友們,都因為這個家消失了。現在的一切感受,都像是流亡分子,包括一個在家流亡,另一個在海外流亡,現在明白這件事了,我們流亡的地方,就是因為我們那個家不能夠再回去。」

「比如說,最近回香港的人都說以前不是這樣的,覺得為什麼以前那個家再不存在?所以無論怎樣,去了海外或者留在香港,大家都在流亡。無論在哪裡,大家的心都已經不同了,所謂在家流亡和在海外流亡是一樣的,因為我們的家已經消失了。」

《山城滄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學》書影。(張燦輝提供)

回不去的中大 無學術自由變成「買賣知識」

「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裡教書,我曾經是在中國境內最自由、最開放、最平等、最有人文精神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學內成長、生活、任教,我的老師和學生在這裡生活了幾十年,直到有一天看到這個地方遠離了我。」張燦輝撰寫書籍《山城滄桑》副標題「回不去的中文大學」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是我(自己)回不去了,第二就是中文大學本身也回不去了。當然我想回去,我在中文大學幾十年,當然懷念。有很多懷念的東西,那裡曾經是最自由的地方,但現在不是了,我回去又能怎麼樣呢?開玩笑說,我現在回去,都可能不讓我進去,我沒有證件。大學以前是一個很公開自由的地方,現在發現原來大學裡面要查證件、是不容易回到大學裡面去的,不是很悲哀嗎?從大環境看,這是一個荒謬到無倫的地方,曾經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文化、講理性的地方,突然變成一個獨裁、以『長官意志』為重要、沒有任何人能表達自己意見的,是言論自由被清洗的地方。」

張燦輝教授很敬佩的一位中文大學學者是勞思光,因勞思光很多哲學觀點和言論都影響著他的教學生涯,張教授分享:「勞先生的教導是,哲學不是在上課講了就算,不是在研討會上講一下。學術文章,是要落地的,是關乎生命的,這是一個要和人民、和我們當代世界要反省的,不然的話,哲學只是一個語言遊戲,文字遊戲而已,就等於跟你在這裡爭論一下,謬誤等等的話,是沒有意思的。」

他認為,哲學並非空想,而是要實踐在生活中:「比如在哲學裡面,人們如何面對生命、面對當代世界的反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根據,就是思想自由。當你沒有思想自由的話,哲學一定是假的。哲學在過去一、兩千年裡面,所有真正的哲學家,大部分都是反叛者,他們覺得之前的大師都是有問題的,要反對。例如,最有名的就是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他曾經說過『吾愛吾師,吾也愛真理』,這就是說老師很了不起,但真理更重要,所以我不能同意。不是因為你是老師就是權威,就不能不同意。真正的是要反省,反省不只是理論上,而是看到世界、面對的人、這個社會,我們怎麼看呢?我們在一個不公義的時候,怎麼去反應?在一個不合理的時代,我們怎樣去回應?」

他觀察到,如今很多學者為了明哲保身,不再說話,大學成為了買賣知識的地方:「大部分在大學裡的學者,其實在做什麼?只是知識的買賣。他們忘記了大學的一些基本信念。在過去幾年的香港社會運動裡面,我們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或學者中,那些讀哲學的、讀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朋友,對於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是持怎樣看法、怎麼反應呢?有沒有人公開說過話、為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回應社會上的事情還會多一些,但更少有人會為學術自由而發聲。」他續言:「比如我們看到,在行政方面,和一些重要的位置裡面,慢慢的,再不是由關心香港的人來擔任。很久以前曾經在中文大學,我們的院長,是由我們的同事選舉出來的。選舉出一個文學院長,和大學校長聘一個院長,分別在哪裡?這個院長肯定是,如果是被選舉出來的話,他應該向我們每個文學院的教師負責任;但如果是被校長聘任的院長,他主要是對校長負責,因為老闆是校長,不是我們。這裡有很多是十多年慢慢變化而來的。」

張燦輝理解,他的同事們不敢說話,亦面臨著很大的壓力:「我看到很多我們的同事,在無數的遊行裡都有出現,但到了大是大非的時候他們不出聲、不敢說話,為什麽?我知道,他們在強權專制下,要繼續生活、繼續做他們的事情、教他們的書,盡責任做他們的工作,是很難得的,因為還有很多方面的壓力。《港區國安法》是宇宙國安法,如果我多說幾句話都可能變成是罪證,因為現在大家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裡。」

對於香港各大學在全球的排名,張燦輝直言:「整個大學排名,其實是什麼?是鼓勵什麼?若是獨裁制度下的大學,這件事當然是很大的問題。當比較大學排名和學術自由排名的時候,就能看出來那個質素。目前香港學術自由排名是很低的,跟獨裁國家的排名越來越近。」他指出,在最近20年當中,用大學排名來決定一間大學的好壞,「其實是把大學本身的學術自由發展,從傳統中扼殺了,變得很簡單,大學現在變成一個學術產業。所以如果我們只看到排名很前,其實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他們現在作為一個學者處境的悲哀。」

張教授續說:「現在香港的大學是一個政府領導下的知識工廠,我們從香港的所有大學裡看到,其實基本上不再是香港人的大學,慢慢變成一個政府領導的知識工廠,只關心怎麼樣為大灣區培養一些技術人員,但是跟我們所說的公義正義、人民、民主自由等等就不要提了,歷史也不要再說了,那不是很悲哀嗎?」

從錢穆AI到唱紅歌 痛心中大變色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錢穆舊照。(香港中文大學校史館網頁)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在去年的2月20日晚上舉行音詩畫《似是故人來》節目,用上AI人工智能技術呈現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錢穆,提出「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裡,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又請師生唱紅歌《歌唱祖國》。

當時國學大師錢穆逃難到香港,反共立場鮮明,如今卻被中共「擺上台」,為中共塗脂抹粉,這件事讓張燦輝憤慨不已:「如果在尖沙咀唱歌,我不管。但這是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後面是甚什呢?後面是錢穆圖書館,左手邊,我歷歷在目的,唐君毅的塑像,還有孔子像。唱紅歌的時候,其實就是將錢穆,一個反共的學者,變成為共產黨信徒。怎可以將一個老祖宗,這樣去侮辱?錢穆是歷史系的,把錢穆放在圓形廣場唱歌頌祖國的大陸歌,不就變成歷史事實了,是不是?歷史系的學者若不去指正,就等於是接受了這個謊話變成歷史。我們的要求、在學術標準裡,怎麼就可以不負責任呢?」

最讓張燦輝教授感到悲哀的,是這個荒謬的事件竟沒有人發聲或批評:「可惜的是什麼呢?在新亞書院,在中文大學的歷史系,將歷史真相歪曲在,卻沒有人發聲,沒有人去批評。不要說在香港的,就是說錢先生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在世界上教導了很多的學者,很多在有名的大學裡任教的老師,為什麼他們不發聲呢?」

對比十幾二十年前,很多學生和老師願意站出來發聲,但如今只留下沉默,2021年當自由民主女神像被人半夜三更搬走的時候,也沒有老師發聲。「因為很明顯了,涉及到他的人身安全,白色恐怖的重點的是什麼?就是將我們最重要的,我們免於恐懼、自由的東西取消了。為什麼以前我敢說話呢?因為我覺得我不怕,我在中文大學裡寫東西、講話,給傳媒寫文章的時候,不會覺得會有任何的問題。但是當你發覺現在『立場案』等等ㄈ是以言入罪,變成了一個極度專制的白色恐怖。」

眼見短短幾年,香港變色,張燦輝感言:「我們一次又一次被打壓,被壓制,接著721、831,接著『立場案』,一次一次的被打壓,我們根本就不發聲了、投降,或者暫時先將怒火放在心中,是不是?等有一天,歷史會告訴我們,這只是表面上的臣服。獨裁者以為,用強權可令別人覺得是全世界唯我獨尊,所有人都會拜他;作為一個領袖,這是最大的謊話。皇帝的新衣大家知道的,我覺得只要我們在海外有自由的人,更加要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要說出什麼呢,盡量能夠說我們相信的真話,繼續告訴身邊的人,我們不會因此就閉嘴,過去Say No的我要繼續Say No。這個就是我們將來繼續做下去、繼續有生命力的其中一個動力。如果自由之地都不能夠發聲,我們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我來這裡幹什麼?我來這裡是想將我自己想的東西,可以講出來。」◇

責任編輯:陳玟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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