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古代科舉百科

古代進京趕考，學子們都住在哪兒？

舉人進京赴考。圖為《豐山恩榮次第圖冊》之2：雲程祖道。（公有領域）

文／遠山

2026-08-1811:33 中港台時間|08-1811:40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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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三百首》裡有一首晚唐著名詩人馬戴的《灞上秋居》：
灞原風雨定，晚見雁行頻。
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

灞上在哪裡呢？灞上在長安東郊。一個久困科場的讀書人，寄居在這郊野的旅舍裡，風雨方停的黃昏，看著南飛的雁陣一行行掠過，聽著他鄉的落葉簌簌而下，獨對一盞寒燈，坐到深夜。那份漂泊、孤寂和苦等功名的滋味，一千多年後讀來，依舊叫人心頭一緊。

馬戴那盞孤燈，其實照出了一個很實在、卻很少有人細想的問題：一千多年裡，一代又一代讀書人像潮水一樣湧向京城趕考，他們，到底都住在哪裡？

霸上即灞上，又名霸頭，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一帶。《長安史蹟考》：西安附近史蹟圖局部。（公有領域）

唐朝：寄居灞上，借宿僧寮

先說唐朝。馬戴寄居的灞上，在長安東郊，緊貼都城東門——擱到今天，大概就相當於挨著地鐵口、進城方便的城郊結合部。出入方便，房租又比城裡便宜，於是這裡成了唐代求功名者扎堆借住的地方，同時這裡又是長安東郊重要的旅舍、送別和遊賞之地，許多來京士人曾在此停留。這在唐詩中多有描繪。

其實說白了，這些從各地湧來、久困場屋的舉子，就是那個時代的「京漂」：一樣的背井離鄉，一樣的租不起市中心，一樣在城邊上租間便宜屋子，一邊省吃儉用，一邊苦等一個出頭的機會。

可灞上並非唯一的落腳處。更多的舉子，是散居在長安一百多個坊里之中：有的賃屋而居，租一間民房；有的則借宿寺院。

唐代長安旅社主要分布在東城，因靠近東市，並靠近皇城景風門。唐長安城坊圖。民國24年9月初版《長安史蹟考》。（公有領域）

唐代的大寺，往往備有客房招待四方士人，清靜又省錢，於是僧寮便成了窮舉子溫書備考的好去處。日後寫下「曲江流飲」「雁塔題名」這些進士盛事的地方——慈恩寺、大雁塔，本就在寺院之中。

但住得下，未必住得起。長安米貴，居大不易——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則唐代舉子的掌故。唐張固《幽閒鼓吹》和王定保《唐摭言》等文人佳話裡都有記載：相傳白尚書（白居易）少年時進京參加科舉，剛到京城時，拿著自己的詩作去拜訪著作郎顧況。顧況看到他的姓名，仔細端詳了一番，對他說：「如今米價正貴，在京城居住可不容易啊。」這句話其實是在拿白居易的名字「居易」開玩笑——小伙子，「居易」就是「居住容易」的意思，可長安米價高昂，要在長安討生活，可沒那麼容易哦。

等到顧況翻開他的詩卷，看到開頭一首寫道：「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讀到這裡，顧況大為驚歎、讚賞說：「能寫出這樣的句子，住在這裡也就容易了。」

於是顧況替白居易四處宣揚他的才名，白居易的聲望很快便大振，名滿長安城。

玩笑歸玩笑，「居大不易」四個字，卻道盡了外地舉子在京城安身的艱難。

更難的還在後頭呢。唐代科舉時，考卷尚未糊名，取捨很看名氣與人脈，於是舉子到京，還得四處奔走權貴之門，把自己的詩文寫成捲軸投獻上去，求人賞識延譽，謂之「行卷」「溫卷」。一個個年輕人，就這樣賃居陋巷、輾轉僧寮，一邊苦讀，一邊奔走。馬戴灞上那盞孤燈下的寂寞，其實是整整一代唐朝寒士共同的處境——他們是分散的，是各自為戰的，是孤獨的。

宋朝：客邸如林，官給路費

到了宋朝，情形寬鬆了不少。

宋代商業空前繁華，北宋都城汴京（東京開封府）、南宋的臨安（杭州府），都是人口百萬的大都會，客店、旅館、邸店鱗次櫛比，接待旅客自有一套成熟的規矩。赴省試的舉人到了京城，盡可以尋一家客邸住下，不必再像唐人那樣苦尋棲身之所。官方的驛館，除了接待往來官員與外國使者，也兼為上京赴考的士人服務。而汴京的大相國寺，更是士人聚集之地——寺內有著名的「萬姓交易」（直譯過來就是「各色人等都來做買賣」，形容大相國寺開市時，三教九流、士農工商雜然而至、人山人海的那種盛況），書市林立，趕考的舉子常來此淘書、訪友、切磋，熱鬧非凡。（據《東京夢華錄》）

比住處更暖心的，是宋朝對舉子的制度性優待。宋代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動輒數百人，還放寬了應考條件，不論財富、門第、年齡皆可應考；尤其難得的是，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朝廷還給予路費。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設起了「貢士莊」一類的學田，用田產的收入，專門資助本鄉舉子赴京趕考的盤纏。一個寒門子弟，縱使家徒四壁，也多了幾分走出去、搏一把的指望。比起唐朝舉子的各自掙扎，宋人趕考路上的那份孤寒，到底被制度悄悄暖了一暖。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名士子在掛有「久住王員外家」招牌的客店裡研讀。（公有領域）

元朝：科舉冷落，舉子寥寥

元朝是個例外。蒙古入主之後，科舉一度廢置不行，直到元仁宗延祐年間（1315年前後）才正式恢復，且時斷時續；加之取士名額極少，又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作四等、待遇懸殊，讀書人由科舉進身的路，一下子窄得幾乎看不見。於是這幾十年間，京城趕考的盛況也隨之冷落下來，舉子寥寥，客邸清冷，是科舉長河裡一段短暫的低谷。

明清：會館興起，同鄉有家

真正的大變化，出現在明清兩朝。這一回，進京趕考的舉子，終於有了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會館。

「會」是聚合，「館」是供人寄居的房舍，合起來，便是同鄉人在異地聚會、寄居的場所。北京的會館大體興起於明代，最初與各地來京士人的聚會、寄居以及科舉應試密切相關。早期會館往往兼具同鄉聯絡和接待舉子的功能，後來才逐漸發展成遍布京城的同鄉組織。

此後，各省、各府縣紛紛在京城建起自己的會館，最初就叫「試館」，用途單純得很——專門接待本鄉本土進京趕考的舉子。到了嘉靖、萬曆年間，會館日漸興盛。

清代更是登峰造極。清代北京逐漸形成內城以旗人居住為主、漢人主要聚居外城的格局，會館也因此大量集中在前三門外，鱗次櫛比，熱鬧非凡。據統計，到近代，北京城裡的會館多達550餘座。每逢三年一次的會試，各省舉子從四面八方湧來，動輒六七千人，加上隨行者多至上萬——他們一到京城，便直奔本鄉的會館：那裡食宿低廉甚至免費，一進門就是熟悉的鄉音，同鄉的前輩或可指點門路，同科的舉子還能彼此切磋文章。孤身趕考的讀書人，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一下子有了一處落腳的「老鄉會」。

1912年4月20日，孫中山與胡漢民等人來到廣東會館，受到留閩廣東同鄉會的熱烈歡迎，並攝影留念。（公有領域）

與會館一同成熟的，還有趕考路上的種種優待。明清兩朝規定，考中的舉人必須進京參加會試，而這一路的花銷，大半由地方與朝廷承擔：舉人赴會試，可憑官府文書乘驛，謂之「公車」；所乘車船前往往挑一面黃旗，上書「奉旨會試」，沿途關卡放行、盜匪避讓。久而久之，「公車」二字，竟成了赴考舉人的代稱——清末康有為率各省舉人聯名上書朝廷，那樁震動天下的大事，就叫「公車上書」。至於考試本身，則另在貢院裡進行：北京的順天貢院，號舍多達上萬間，舉子考試的那幾天，便是關在這一方方逼仄的小隔間裡，吃住答卷，晝夜不出——那又是另一番苦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