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古代科举百科

古代进京赶考，学子们都住在哪儿？

举人进京赴考。图为《丰山恩荣次第图册》之2：云程祖道。（公有领域）

文／远山

2026-08-1811:33 中港台时间|08-1811:40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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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里有一首晚唐著名诗人马戴的《灞上秋居》：
灞原风雨定，晚见雁行频。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灞上在哪里呢？灞上在长安东郊。一个久困科场的读书人，寄居在这郊野的旅舍里，风雨方停的黄昏，看着南飞的雁阵一行行掠过，听着他乡的落叶簌簌而下，独对一盏寒灯，坐到深夜。那份漂泊、孤寂和苦等功名的滋味，一千多年后读来，依旧叫人心头一紧。

马戴那盏孤灯，其实照出了一个很实在、却很少有人细想的问题：一千多年里，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像潮水一样涌向京城赶考，他们，到底都住在哪里？

霸上即灞上，又名霸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一带。《长安史迹考》：西安附近史迹图局部。（公有领域）

唐朝：寄居灞上，借宿僧寮

先说唐朝。马戴寄居的灞上，在长安东郊，紧贴都城东门——搁到今天，大概就相当于挨着地铁口、进城方便的城郊结合部。出入方便，房租又比城里便宜，于是这里成了唐代求功名者扎堆借住的地方，同时这里又是长安东郊重要的旅舍、送别和游赏之地，许多来京士人曾在此停留。这在唐诗中多有描绘。

其实说白了，这些从各地涌来、久困场屋的举子，就是那个时代的“京漂”：一样的背井离乡，一样的租不起市中心，一样在城边上租间便宜屋子，一边省吃俭用，一边苦等一个出头的机会。

可灞上并非唯一的落脚处。更多的举子，是散居在长安一百多个坊里之中：有的赁屋而居，租一间民房；有的则借宿寺院。

唐代长安旅社主要分布在东城，因靠近东市，并靠近皇城景风门。唐长安城坊图。民国24年9月初版《长安史迹考》。（公有领域）

唐代的大寺，往往备有客房招待四方士人，清静又省钱，于是僧寮便成了穷举子温书备考的好去处。日后写下“曲江流饮”“雁塔题名”这些进士盛事的地方——慈恩寺、大雁塔，本就在寺院之中。

但住得下，未必住得起。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则唐代举子的掌故。唐张固《幽闲鼓吹》和王定保《唐摭言》等文人佳话里都有记载：相传白尚书（白居易）少年时进京参加科举，刚到京城时，拿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访著作郎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姓名，仔细端详了一番，对他说：“如今米价正贵，在京城居住可不容易啊。”这句话其实是在拿白居易的名字“居易”开玩笑——小伙子，“居易”就是“居住容易”的意思，可长安米价高昂，要在长安讨生活，可没那么容易哦。

等到顾况翻开他的诗卷，看到开头一首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读到这里，顾况大为惊叹、赞赏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住在这里也就容易了。”

于是顾况替白居易四处宣扬他的才名，白居易的声望很快便大振，名满长安城。

玩笑归玩笑，“居大不易”四个字，却道尽了外地举子在京城安身的艰难。

更难的还在后头呢。唐代科举时，考卷尚未糊名，取舍很看名气与人脉，于是举子到京，还得四处奔走权贵之门，把自己的诗文写成卷轴投献上去，求人赏识延誉，谓之“行卷”“温卷”。一个个年轻人，就这样赁居陋巷、辗转僧寮，一边苦读，一边奔走。马戴灞上那盏孤灯下的寂寞，其实是整整一代唐朝寒士共同的处境——他们是分散的，是各自为战的，是孤独的。

宋朝：客邸如林，官给路费

到了宋朝，情形宽松了不少。

宋代商业空前繁华，北宋都城汴京（东京开封府）、南宋的临安（杭州府），都是人口百万的大都会，客店、旅馆、邸店鳞次栉比，接待旅客自有一套成熟的规矩。赴省试的举人到了京城，尽可以寻一家客邸住下，不必再像唐人那样苦寻栖身之所。官方的驿馆，除了接待往来官员与外国使者，也兼为上京赴考的士人服务。而汴京的大相国寺，更是士人聚集之地——寺内有著名的“万姓交易”（直译过来就是“各色人等都来做买卖”，形容大相国寺开市时，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杂然而至、人山人海的那种盛况），书市林立，赶考的举子常来此淘书、访友、切磋，热闹非凡。（据《东京梦华录》）

比住处更暖心的，是宋朝对举子的制度性优待。宋代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动辄数百人，还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门第、年龄皆可应考；尤其难得的是，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朝廷还给予路费。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设起了“贡士庄”一类的学田，用田产的收入，专门资助本乡举子赴京赶考的盘缠。一个寒门子弟，纵使家徒四壁，也多了几分走出去、搏一把的指望。比起唐朝举子的各自挣扎，宋人赶考路上的那份孤寒，到底被制度悄悄暖了一暖。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名士子在挂有“久住王员外家”招牌的客店里研读。（公有领域）

元朝：科举冷落，举子寥寥

元朝是个例外。蒙古入主之后，科举一度废置不行，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1315年前后）才正式恢复，且时断时续；加之取士名额极少，又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作四等、待遇悬殊，读书人由科举进身的路，一下子窄得几乎看不见。于是这几十年间，京城赶考的盛况也随之冷落下来，举子寥寥，客邸清冷，是科举长河里一段短暂的低谷。

明清：会馆兴起，同乡有家

真正的大变化，出现在明清两朝。这一回，进京赶考的举子，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会馆。

“会”是聚合，“馆”是供人寄居的房舍，合起来，便是同乡人在异地聚会、寄居的场所。北京的会馆大体兴起于明代，最初与各地来京士人的聚会、寄居以及科举应试密切相关。早期会馆往往兼具同乡联络和接待举子的功能，后来才逐渐发展成遍布京城的同乡组织。

此后，各省、各府县纷纷在京城建起自己的会馆，最初就叫“试馆”，用途单纯得很——专门接待本乡本土进京赶考的举子。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会馆日渐兴盛。

清代更是登峰造极。清代北京逐渐形成内城以旗人居住为主、汉人主要聚居外城的格局，会馆也因此大量集中在前三门外，鳞次栉比，热闹非凡。据统计，到近代，北京城里的会馆多达550余座。每逢三年一次的会试，各省举子从四面八方涌来，动辄六七千人，加上随行者多至上万——他们一到京城，便直奔本乡的会馆：那里食宿低廉甚至免费，一进门就是熟悉的乡音，同乡的前辈或可指点门路，同科的举子还能彼此切磋文章。孤身赶考的读书人，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一下子有了一处落脚的“老乡会”。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来到广东会馆，受到留闽广东同乡会的热烈欢迎，并摄影留念。（公有领域）

与会馆一同成熟的，还有赶考路上的种种优待。明清两朝规定，考中的举人必须进京参加会试，而这一路的花销，大半由地方与朝廷承担：举人赴会试，可凭官府文书乘驿，谓之“公车”；所乘车船前往往挑一面黄旗，上书“奉旨会试”，沿途关卡放行、盗匪避让。久而久之，“公车”二字，竟成了赴考举人的代称——清末康有为率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朝廷，那桩震动天下的大事，就叫“公车上书”。至于考试本身，则另在贡院里进行：北京的顺天贡院，号舍多达上万间，举子考试的那几天，便是关在这一方方逼仄的小隔间里，吃住答卷，昼夜不出——那又是另一番苦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