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2月10日讯】1995年8月我在台湾出版了《自由经济大师神髓录》这本书，2005年10月再增幅推出“修订版”，迄今18年过去了，如今重看其中篇章，觉得并未过时，甚且在全球转向走往脱钩共产和社会主义的现时，更有参酌价值。
我在1995年初版“自序”中这样写着：
“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有两个忧虑，这两个忧虑是他在受奖宴席上的简短讲词中提出的，他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已设立，被选为联合得奖者之一的人，当然会深深感激；而经济学家们应当也对瑞典Riks Bank如此重视他们的学科，以致授予这项最高荣誉，而同样感激。
但是，我必须承认，如果当初我被问到是否要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会断然反对。第一个理由，我怕这样的奖会像某些庞大的科学基金活动一样，势将助长时髦的学风。
我这个忧虑，现在由于我这样一个不合时潮的经济学者居然被选为得奖人而消失。可是，我的第二个忧虑，我仍觉得无法同样的释然于怀。这就是说，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
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如果一个人的业绩落伍了，同行的专家们马上就会轻视他。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表示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的成就，使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奖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逊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力以外对于公共事务表示意见。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紧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夏尔（Alfred 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在这段话中，海耶克的两点忧虑，一是担心诺贝尔奖将助长时髦学风；二是经济学者影响层面甚广，谁都不应有资格获得‘权威”的标签，否则由于得奖之后所引发的膨胀，势将有害于社会。海耶克本人因其在不合时潮时获奖，故免去了第一点忧虑，但由历年来的得奖者之研究领域来看，仍然是存在的。至于第二点忧虑，更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大多数的得奖者都是只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较偏于“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专家，的确令人担心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使经济学脱离“人文”层面愈来愈远。而且正如本书介绍的蒋硕杰院士所言，“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但若误用而导致实施错误经济政策，则遗害将既深且远，共产世界的惨痛经验固不必谈，就是“自由世界里也例证斑斑”，最明显的是着重短期而赋与政府庞大“权力”的凯因斯（J.M. Keynes）理论。可是，为何迄今该理论仍然甚为风行？主因之一是太多人早年身受其教，已在脑中根深柢固，纵使有心去除，当事人也已无力，较可行之道乃由新的一代重新教育起，不过，即使有此体认，也需要有能够学习、遵循的典范，而自由经济大师们的风范就是最佳素材，这也就是本书的出版动机。
自从一九六九年地位崇高的诺贝尔奖也颁给经济学家以来，受奖者中真正属于“纯正”自由经济学家者并不多，本书所选取的九位，是作者的主观选择，计有一九七四年得主海耶克、一九七六年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八二年得主史蒂格勒（G.J. Stigler）、一九八六年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一九九一年得主寇斯（R.H. Coase）、一九九二年得主贝克（G.S. Becker）、一九九三年得主傅戈（R. Fogel）和诺斯（D. North），以及一九八九年得主哈维默（T. Haavelmo），另将未获诺贝尔奖但却曾在提名行列的蒋硕杰这位华人国际知名学者也列入，共计十位。这十位自由经济大师可说都师承奥国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因而本书以这两个学派的介绍开场，接着各章就上列人物依序作其个人的生平、学术贡献推介，并陈述作者的感想。对于前六位，还各选录了几篇详细解说他们理念的文章，穿插在当事人介绍文之后，希望使读者在经过这些大人物的简介后，立即再明了他们学理的应用，同时也将海耶克、弗利曼、史蒂格勒，以及寇斯四位的数本书以短文作推介，让读者更有兴趣去接触大师们的名著。而寇斯和贝克两个人的受奖演说词的中译文也以附录形式各列于他们的篇章中，由之更可明了这两位大师的学说精华，这两篇译文各由谢宗林先生和蓝科正先生、郑凯方小姐翻译，感谢他（她）们应允将译文放入本书。此外，作者又将〈诺贝尔、史密斯、凯因斯、顾志耐〉一文作为本书的跋，以与这篇序作前后呼应。”
2005年增版，虽将原先篇幅悉数保留，但删去其中三章的英文参考文献，以求体例一致，另再新增十一章，全书乃共有三十七章。
自由经济大师的典范值得学习
诚如我在1995年初版“自序”中所言：“因为大多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都是只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较偏于‘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专家，的确令人担心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使经济学脱离‘人文’层面愈来愈远。而且正如本书介绍的蒋硕杰院士所言，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但若误用而导致实施错误经济政策，则遗害将既深且远，共产世界的惨痛经验固不必谈，就是自由世界里也例证斑斑，最明显的是着重短期而赋与政府庞大‘权力’的凯因斯（J.M. Keynes）理论。可是，为何迄今该理论仍然甚为风行？主因之一是太多人早年身受其教，已在脑中根深柢固，纵使有心去除，当事人也已无力，较可行之道乃由新的一代重新教育起，不过，即使有此体认，也需要有能够学习、遵循的典范，而自由经济大师们的风范就是最佳素材，这也就是本书的出版动机。”
而当时我在该书的“跋”中也讲述四个故事印证“观念”和丑陋人心对人类影响力的巨大。当时的领悟迄今不但未褪色，反倒更为凸显，也体认到更有必要加大力度宣扬自由经济理念，因而除了加入夏道平、邢慕寰以及杨小凯三位已过世的华人自由经济大师行谊，各成单章之外，在海耶克、弗利曼和寇斯三位大师的部分都各增两章，贝克教授则加一章。此外，我将自己近几年来对经济学的反省心得放在第一章，让读者们先有一个底。
21新世纪先是快速迈向全球化，当中共国在“大国崛起”进而悄悄占领全界，终而掀起“美中贸易战”之后，全球快速朝向两极化，世人需在自由专制选边之际，更需要纯正的自由经济理念作引导，而为数不多的自由经济大师们的行谊和思想精髓正是最好的触媒，乃决定将本书再以电子书呈现，以响读者。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