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26日讯】进入21新世纪，“全球化”如排山倒海横扫全球。尽管全球化有多种解读，但各地区、各国都迈向“自由经济”大步走却是没有异议的，不论是主动或被动，采用“自由经济政策”已成潮流。撇开各式各样的自由经济说法，大家应都会认同这个潮流并非一夕来到，而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并且一定有先知所提出的“观念”当前导。那么，这些先知是谁呢？在尚存的名家中，2002年7月31日欢度90大寿的弗利曼（M. Friedman）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位。这位名闻全球，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大师，台湾人民或许对他并不陌生，但弗利曼的一些事迹仍然值得一谈再谈，我利用其刚过完90大寿的机会，奉报社之邀为文回顾这位大师温馨的点点滴滴。
二十世纪唯一的一位经济学家
媒体引述，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波尔斯汀曾说，弗利曼是“20世纪唯一的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他的见解几乎永远正确，而且能见人所未见；他更是20世纪少数不按马克思风格，而以对千千万万美国人和全人类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之一。弗利曼的成就是在十多年前就得到其一生对抗的马克思学派学者的充分肯定，1989年马克思学派经济学家海伯纳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开宗明义直言“在正式开始后不到七十五年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已告结束，资本主义已获得胜利。”而弗利曼正是两位纯正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倡导人之一，另一位是已故的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海耶克终其一生都在对抗社会主义，他的《到奴役之路》一书被认为是自由世界得以免受共产主义荼毒的重要书籍。在一般人眼里，海耶克从事的较属于“非经济”领域，弗利曼则直接在资本主义大纛下维护、推销自由经济，他所对抗的较属于“经济圈”内人物，或者说主张“政府管制、干预”的凯因斯学派学者，尤其早年与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论战最脍炙人口。
弗利曼除了学术著作获肯定而有崇高学术地位外，由于他也勤于作一般性演说和从事通俗文章写作，因而在社会上拥有高知名度，尤其1980年初他和夫人萝丝合著的畅销书《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被美国公共电视台改编成电视迷你影集，更是知名度暴增。他在198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重印的序言中写道：“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思潮变化何其之大，我和太太合著的《选择的自由》这本书，不但部分内容被《书摘》重印，也上了封面，而其出版第一年，在美国就卖出四十万本精装本，并已被译成十二种语文，一九八一年该书且以平装本大量上市。有趣的是，该书与《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基本哲理完全相同。先前那本书甚且更富哲理，而且也更为基本。”同样是自由经济哲理，一九六二年（指《资本主义与自由》）乏人问津，一九八０年（指《选择的自由》）却洛阳纸贵；而一九六四年高举自由经济大旗的高华德竞选总统惨败，一九八０年持相同主张的雷根却大胜，印证自由经济复活，而且不只英美大行自由经济政策，连中国、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也从此如骨牌似地倒向自由经济，迄二十一新世纪“全球化”热潮再起，似乎自由经济思潮已席卷全球。但弗利曼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却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文新译本，特别为台湾读者所写的序文中提出预警，他说：“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的生活。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或许就是有此顾虑，弗利曼在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掀起漫天风云，自由化受挫，政府管制再度抬头之际，以八十七岁高龄为文、演说，极力抵挡逆流，对香港由“自由经济堡垒”沈沦痛心疾首，甚至主张废掉国际货币基金（IMF）。
领悟“权力的致命吸引人”
为何弗利曼那么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可能源于他对“权力致命吸引力”的领悟，“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是政治学者的名言，而弗利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导论〉中，更说：“虽然支配权力的人，最初可能是出自善意，甚至起初也未因自己可以运作的权力而腐化，只是权力终将对人产生致命吸引力，终而将其改头换面。”多么传神的描述，也许就是有此深深体悟，弗利曼从不任公职，除担任过高华德、尼克森和雷根的顾问外，从来不肯拿一文公家薪水。也因如此清白，才一直理直气壮高分贝提诤言，而其言也因而具高度国际公信力。
不要因为弗利曼坚持信念，喜好辩论，就以为弗利曼好勇斗狠，不近人情，他其实是和蔼可亲且具悲天悯人胸怀，虽然眼见世事似乎不尽如意，但始终抱持乐观心境看待世人与世事，因其高瞻远瞩。最令人敬佩和感动的是，他为世人福祉，不畏短期的被误解，勇敢地做他认为对市井小民有利的事。最显着的例子是他曾帮智利军政府实施自由经济政策，却背上“为虎作伥”恶名，而让他获诺贝尔奖时，破纪录遭受严重抗议。弗利曼不计个人毁誉，仍然为真理勇往直前，抱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纯真傻劲，不论是什么体制的政府，只要肯听他的自由经济建言，他都乐于献策，完全不在乎被抹黑、丑化，而到头来也总证明他是对的。
这位可敬又可爱的人儿，在一九九八年以八百多页的长篇幅，用他独特写作方式和其夫人完成名为《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自传，给想一窥这位拥有开放心灵的小巨人精彩一生的世人，有了一份珍贵的心灵飨宴。而《资本主义与自由》书中涵括的12个课题则是人类永远需严肃面对的问题，答案其实就在对简单自由经济观念的真实理解，但真正理解嘎嘎呼难也！不过，精读该书却是最佳的参悟终南捷径。
—本文脱稿于2002年8月22日，曾发表于《工商时报》和《贸易杂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