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13日讯】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2023年是台湾近七年来实质薪资首次负成长，薪水追不上物价，于是某些立法委员提案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与《证券交易法》，要求企业明订分润标准，促进薪酬透明，与员工分享经济果实，摆脱低薪。这是企图藉由法令干预以拉高薪资的最新做法，较先前的《最低工资法》又扩大干预力道。这样的干预做法，是否得以达到“摆脱低薪”的目的，或是反会出现失业增加、企业经营受损及拉低经济成长，甚至薪资不增反减的后果呢？
远古的“揠苗助长”寓言
看到这样的消息，脑中立即浮现37年前（1987年）已故的蒋硕杰院士的一篇时论，题目就叫〔“揠苗助长”的经济政策〕。蒋先生以孟子曾用的一则浅显寓言开笔，该寓言说明不懂事物生长的基本原理，而妄用人为的手段来加速其成长的愚蠢，那就是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所讲的：“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蒋先生说他在高小时读过这段故事，读后佩服孟子之善于说笑话。但读到下面孟子接着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时候，蒋先生觉得孟子未免有些太夸张。因为蒋先生那时觉得天下哪有这许多揠苗助长的蠢人？如果真这样的话，大家岂不要饿死了吗？
不料进入大学攻读经济学后，蒋先生竟逐渐发现不论在落后或先进的国家，与“揠苗助长”性质相同的经济政策真是相当的普遍。而令人担忧的是，尤其在民主国家，“揠苗助长”性的经济政策更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政治压力。因为搞政治，必须要靠群众的支持，尤其以民主的政体之下更是如此。可是群众不是都能深谋远虑，而又了解经济成长的基本原理的，大多数只能见近利，而无长远眼力，因此很容易被自身目前的利害所左右。若有野心的政治家以立竿见影效果的策略，多半就是“揠苗助长”性的手段，正如孟子所说：“助之（苗）长者，揠苗者也。”而其后果，也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蒋先生感叹说：“这真是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政治充满“揠苗助长”政策
为了让读者不以为他跟孟子一样，也在夸张其事，他就用史实来说明其所言非妄语。蒋先生举十九世纪初叶的事例，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农村的居民被大批吸引至新工业区从事较高待遇的工作。但是大批工人聚居一起后，不久就出现许多大家料想不到的问题，诸如人多屋少、居处拥挤而房租昂贵等等，使当初满怀以为可以得到比农村较高生活水准的工人，仍然只落得一个凄惨穷苦、疾病相侵的生活。于是悲天悯人的社会人士都觉得工人的待遇，应该迅速设法予以提高。其对策之一就是让工人组织工会，集体向雇主交涉待遇，以增强其谈判力量。这是当时大家都公认应当的。之后又觉得为进一步提高工会的交涉力量，且罢工时垄断劳工供给方的独占力量，立即使工会有罢工权，且罢工时有阻挡自愿继续工作者入厂之权(即right to picket)，纵使非罢工时，亦有不准雇用非工会会员工人权力等。这种独占其供给之权力是一般商品供给者不能享有的，因为一般商品供给者如欲垄断其供给，以操纵其价格，必然受到“反独占法律”的制裁。但对劳工组织却无此限制，而他们用罢工权来操纵工资则被视为其应享的权利。这都是一般善心人士，悲悯工人待遇之低，因而主张让他们偏享一些独占的权力，来争取较高工资的优惠办法。而这种特别待遇反被认为是公平的了。
蒋先生提问说：赋予这种独占劳工供给的特权给每个工会，是否加速提高工人的实质工资了呢？如果因而妨碍了工业的成长，使一般的实质工资水准反而下降，或上升得更慢，岂不成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吗？
蒋先生利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指出工资决定于劳工的边际生产力，若用种种人为的干扰，硬将工资提高到边际生产力以上的话，有关的厂商会发现有些边际劳工，以这工资来说，不值得雇用，遂将其解雇，直到剩下的边际劳工边际生产力都至少能与新工资水准相等为止。那么，虽然仍被留用的工人的薪资是被提高了，但被解雇的工人的工资却全没了。若他们都转到别处工资尚未被强制提高的产业去找工作，且那里的工会都不阻挡的话，那么那些产业的劳工供给突然增加，那里的工资就有被拉低的危险。若别处的工资都已由其工会强迫提高的话，他们也要解雇他们自己的边际生产力不能达到新工资水准的工人，哪有能力吸引别处解雇来的工人呢？结果自然是失业总数要增加了。所以留职工人的工资提高，是以边际工人的牺牲得来的。对整个社会来说，并非全民之福。何况劳工成本提高，影响产品价格上升，致国内外销路的减退，且使企业利润降低，因而投资开拓意愿也减低，国家经济成长也将减缓。这不就是揠苗成长，反使工人以及整体经济都受损吗？
遵行工资决定的经济学理
蒋先生表示，若了解工资决定原理，就可知合乎经济发展原理的促进工资上升方法，就是研议“如何加速提高劳工边际生产力及其产品之交换价值”。而劳工边际生产力之提升，有赖增加帮助劳工生产的机器设备、引进更前进的生产技术，并将劳工从落后而无竞争力的产业移至最具生产效率和国际优势的产业。至于劳工产品价值之提高，则有赖将其产品销售至其价值最高的国际市场。国内劳工的配置，也应按国际贸易竞争能力来决定。这其实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不这样做，而只知用政治力量，或工会的罢工力量，强将工资提高，没有不招致“揠苗助长”之恶果的。
蒋先生再举实例来证明。他举台湾1960年代二十多年经济成长迅速，被称为经济奇迹，但在工会组织方面非常缺乏，罢工更不被允许。然而该阶段的真实工资上涨非常快，是工会强大国家望尘莫及。他举工会特强的英国来和台湾比较，在该段期间，台湾的真实工资平均年增率约6.4%，英国只有2.2%，也较其他工会较弱的已开发国家低。但1981到1986年这段期间，英国真实工资却显着增加，甚至较其他已开发国家都高。原来是铁娘子佘契尔夫人当政，一反过去英国政府听任工会跋扈、随意罢工要求加薪之态度，毅然执行稳定货币工资政策，不对罢工屈服，反让工会财尽力竭而屈服，从此英国工会大为收敛，而英国货币工资和物价得以稳定，产品海外竞争力恢复，英国工人因而获益。他又举新加坡1979年宣布大幅提高工资20%，结果立即陷入严重失业与不景气，赶紧在1980年底宣布放弃透过提高工资以促进工业升级办法，但企业家的信心一时之间难恢复，在花费七年时间接二连三的安抚之后，好不容易才回复生机，逐渐恢复昔日繁荣。这些都证明专断的“揠苗助长”政策的破坏力之大，之可怕啊！
勿蹈哭泣的阿根廷覆辙
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有些政治家们，明知‘揠苗助长’非长远之策，却偏要拿它来号召劳工大众，以作为其政治资本。因为他们知道群众喜欢眼前近利，以及领导者对他们的切身问题之关切。所以就向他们答应实施种种立竿见影的策略，嬴得他们支持，以夺取政权。政权在握之后，即改以枪杆作后盾，巩固其地位。等到‘揠苗助长’的恶果一一出现时，就找一批‘代罪羔羊’来，将一切自己所招致的灾害，都推到他人身上，将群众的不满与愤怒都宣泄在那群倒楣的人身上。这是不论左派或右派的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的不二法门。于是以‘揠苗助长’来争取劳工的支持，就成为政治上明争暗斗的工具了。”
蒋先生特别举阿根廷的裴伦（Juan Domingo Peron）1945年夺取政权，实施种种社会主义“揠苗助长”政策，终于使阿根廷由盛转衰为例，证明“揠苗助长”政策杀伤力之强！阿根廷的凄苦经历，2023年12月10就任的阿根廷新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特地在2024年1月17日到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表演讲，将阿根廷在1860年采用自由模式，35年间成为世界领先大国，但在过去100年里，转而拥抱集体主义之后，阿根廷人就陷入系统性贫穷的通往奴役之路全盘托出，希望世人引以为戒。米莱所说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集权、管制干预的体制，也就是蒋先生所说的“揠苗助长”政策的体制，也就是政府致力于管制、干预经济事务。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 Stigler）是管制经济学权威，他说：“在人类的政治历史上，政府致力于干预经济事务，是少数古老的课题之一。在历史甚短的经济学中，政府有行动的必要性—或政府应无为而治的必要性—一直是个时常被论及的基本课题。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致力于导引其经济政策，不但引发了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严厉的谴责，并且促使他写下第一本，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杰作。亚当·史密斯的后继者，继续在政策领域上耕耘，而此后几乎每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也都对经济政策的问题持有一定的见解。”
政府的经济政策，或者是管制政策或公共政策，经由经济学家的实证结果，通常未能达成其明订的目标。我们不能不问：那么政府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政策，又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呢？史蒂格勒在研究过许多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后，深深以为，“光说那些效能不彰或导致反效果的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资法)是错误的，并未能深入问题的核心。一项政策不但被采用，且行之有年，不可能有效地被描述成一项错误：毕竟最后得到好处的团体是知道此种政策的真正效果的。我们说这些政策是错误的，只不过因为我们不了解它，比如说，政府管制电费的主要受益者是工业和商业用电的大户。”
这跟上文蒋先生所说的“有些政治家们，明知‘揠苗助长’非长远之策，却偏要拿它来号召劳工大众，以作为其政治资本，因为他们知道群众喜欢近利……。”是异曲同工，这种政策对某些人在短期是有利的，这些人也可说是“既得利益者”，但其长期对整体经济社会是有害的。大致而言，在1920年代以前，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谴责、批评“揠苗助长”政策，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和课堂教学，都将“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资”作为“价格管制”的典例并予以批判，以捍卫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到1920年庇古(A.C. Pigou)的《福利经济学》出版之后，“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甚嚣尘上，需政府来校正或弥补市场失灵就深印人心，而1936年凯因斯(J. M. Keynes)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面世以来，政府可“精密调节”整体经济深被认同，此后“公共政策”或“揠苗助长政策”就源源不绝出笼。尽管“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警言还是时而听闻，但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晚近“社会主义”的种种变型主张已渗透全球，非但政府权力膨胀，价格管制充斥，连最典型的“最低工资率对失业的冲击”也受到挑战，而且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早在1995年便获得美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声誉的克拉克奖章的学者大卫･卡德(David Card)，以肯定他实证得出“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且不会使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影响”，是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见解。
最低工资率已经全球化
尽管不少学者明确指出卡德的研究是有问题，而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G.S. Becker）更在1995年就斩钉截铁地说：“‘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有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而且卡德本人也明确表示，不会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但其研究却时常被作为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有力论据。这也间接印证了左派社会主义者或政府干预主义者往往提不出说服力高的论点，却采用似是而非的研究结果，或用“种族主义”扣人“右倾”的帽子，甚至指称“资产家走狗”来否定“反对干预政策”者的说法。
必须提醒注意的是，在卡德和克鲁格（Alan Krugger）在1993年发表那篇“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且不会使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影响”的实证论文后，即便他们不愿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却已被左派社会主义者或政府干预主义者大力引用，而原先并不认同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现今却也支持最低工资政策，更让人诧异的是，美国经济学会和诺贝尔奖委员会也都认同他们的研究，于是这种标准典型的“揠苗助长”经济政策更加冠冕堂皇的推行。连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界都对“揠苗助长”经济政策屈服，不就是反应社会主义已迷漫全球了吗？1944年海耶克(F.A. Hayek)示警的“到奴役之路”已上道了吗？
社会主义席卷全球
当1944年奥国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不约而同分别写书呼吁世人拒绝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毒害，似乎起了效果，而且苏联、东欧、波兰、甚至共产中国都进行改革并向自由经济靠拢，让世人以为“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已然瓦解”，连海耶克和弗利曼(M. Fridman)都沾沾自喜。而弗利曼在1993年担忧的是“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嬴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他当时看到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角色自1960年代以来，非但没减弱，且有增强之势，政府不但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生活。历史证明，弗利曼的担忧在“凯因斯主义”强力发挥下成为事实，自由世界走入五十年前共产主义国家之型态。而且他当时认同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前前我们(西方国家)所处的国家之型态”却是一场骗局。在中共国“放权让利”经济改革，朝向经济繁荣的“大国崛起”之后，竟然再度走回共产集权之路，如今已是“产能过剩社会主义大破产”，濒临崩盘之境。
令人费解的是，斑斑史迹都呈现出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消除贫穷、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带来贫困、经济崩盘，为何世人还迷恋社会主义呢？
其实，2016年川普被认为“意外”当选美国总统，是因为他在柏林围墙倒塌27年之后，承诺将推翻“全球社会主义”。虽然资本主义的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战后“全球社会主义”理念几乎席卷全球。苏联和中国成立大型共产主义国家，印度采取极端的社会主义，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也出现共产主义分子的叛乱。西欧各国也被社会主义所控制，人们开始接受“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某种作用”的理念。
“社会主义”警钟再度敲响？
社会主义者的分歧仅限于国家干预程度大小，都同意“铁路、通讯、医疗和电力等”应国有化。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1960到80年代的全球畅销经济学教科书中宣扬，“全球社会主义”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并称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在1984年之前超过美国。
不过，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坚定抵抗者雷根总统，通过大幅减税、限制政府职能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台后，俄罗斯被迫接受美国的救援，而中共则不得不采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不甘接受被扫进“历史垃圾桶”的命运，他们成立了欧盟。而美国民主党总统柯林顿在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罗伯特‧沃夫（Robert Wolfe）在《社会主义全球化》书中称，宣扬这种“国际主义运动”是个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边界的规划和生产系统：“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目标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在这个单位内，物品供应和服务将会得到最大化，会把对环境的损害最小化。”
当世界银行宣布2014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左派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史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就在2015年1月宣布，“美国世纪”结束，“中国世纪”已经开始。他说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缺陷─腐败，“中国的崛起也映照出美国模式的严重不足”，他认为美国必须“转型”，接受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承认美国处于新的“错综复杂”全球秩序中的现实。
中共甚至制定了一项全球的《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在2015年9月28日由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签署。在该协议里，全球的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确定通过实施17项“永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后者被认为是“大跃进”。
就在全球被共产主义化的当儿，川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社会主义理念的威胁。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当年雷根领导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对抗、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当时，川普撕毁TPP，似乎决心摧毁“社会主义全球化”，并效法雷根，通过减税和小政府等办法来发展自由经济。然而，2020年川普就在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下无法继任，拜登上台后重拾社会主义，实施激进的左派政策，大政府掌控国家、戕害个人自由。91岁高龄的黑人经济学家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忧心美国会走向不归路，会像当年罗马帝国崩溃。
如今四年将过，美国左派社会主义政策大量施行，加州在4月1日正式实施最近规定快餐工人每小时20美元最低工资法律。诸多社会福利政策引起争议，美国左右社会分裂更形严重。川普正蓄势待发、重新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若能像米莱一样的当选，而后结合米莱、荷兰川普等等一起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揠苗助长”经济政策扫进灰烬，重拾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则人类幸甚！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