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1日讯】笔者最近应邀参加一场以中国大陆媒体为讨论对象的研讨会，与会人士虽然多是台湾媒体主管，但是，大家对于中国媒体近年来之快速发展均有一致见解，倒是此一持续中的变化终将形成何种文化风貌，则各有各的判断。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之中。这场研讨会虽然是以“十六大后”的变化作为观照点，惟恐怕无人能够否认，持续中的变化并不以二○○二年尾召开的十六大为起点。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观察中国媒体的变化固然可以有大异其趣的取角，然而做为一个影响群体与个人发展至钜的重要机制，媒体最终能否自由展现多元存在的民间声音，充分发挥不受扭曲的对话功能，仍是无可回避的课题。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文化产业化的趋势的确愈益明朗，今年十月方才结束的十六大三中全会，亦再度倡言：“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化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此种市场化的强烈驱动，可以在延续多年的媒体集团化作业上得到验证，亦可以在目前正如火如荼推动中的报刊治理措施中留下深刻印象。
许多人看到中国媒体“猛力”朝向市场化的发展趋势，遂乐观以为中国言论市场的开放指日可待，甚至，若干台湾媒体的主事者亦盼望能藉而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这些判断或许都有事实以为推估的依据，不幸的是，随着时序的推移，短期内恐均将沦为梦幻泡影。
中共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在今年七月十八日的内部重要会议中强调，在治理报刊的行动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党和人民对报刊提出的基本要求。”即使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相关政策类似不可逾越的“最终纲领”，观察中国媒体发展的人士应该也都可以在中共的实际作为中，领略到所有改革的“最终禁忌”。
不谈远的例子，以相对敢言著称的广东报纸“南方周末”，八月间即发生记者翟明磊辞职事件，原因只在于他所撰述的“明孝陵保卫战”报导稿，批评了南京市政府损害古迹的作为；又如湖北省一名网路作家杜导斌十月底被捕，理由也只是他在网路发表的批评文章，被认定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无怪乎，研讨会中有人要以中共已故元老陈云所提之“鸟笼经济”，来比喻中国当前的改革作为。无论是今年初所开始推动的新闻报导的改革，要求少报官、多报民也好，还是目前针对报刊摊派订阅所采取的治理行动也罢，其实都只是把鸟笼变大一些而已。市场化的背后仍然有着新的“条框”，所谓条条框框束缚的解除，依旧只是新旧束缚的交替而已。
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当然不必以幸灾乐祸的心态对待任何新措施的推展，但是，对中国媒体改革一厢情愿的乐观者，却不能不了解，其实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各个层面互为支援、互为刺激的。在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的改革动力尚不充足具备时，寄望媒体改革一步到位，无异缘木求鱼。
中国的改革绝不能停留在掩人耳目式地加大鸟笼，更不可能自以为得计地只想在单一层面丢掉鸟笼。
鸟笼，再大，毕竟还是笼子！鸟笼，放了一个口，就不再是鸟笼了！──转自台湾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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