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中国经济正开始再度过热，消费者沉浸于无边的政治失语症中；天气却在变冷，带来的是更为令人心寒的消息——何德普、杨子立、靳海科、徐伟、张宏海、罗永忠等先后被判刑，已经关押一年以上的刘荻、杨建利等人仍无消息，欧阳懿等人面临审判，新一轮的拘捕又降临在杜导斌和徐永海头上。
余世存在想到杜导斌时，想到了鲁迅：“天气越冷了，我不知道柔石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
天气越冷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在非中国的土地上安全生活了将近十五年。被褥是有的，面包是有的，写作说话的自由也是有的；虽然曾经为失去自由的人们贡献过些微无言的劳作，但我还没有为刘荻和杜导斌写过一篇文字，也还没有为“新青年学会”四位勇敢的年轻人公开说过话。
若干时间没有写作中文，生疏感时时滞涩着击打键盘的手指，同时也提醒自己，这生疏感已经成为近来不事写作的借口之一，背后的真实是与迫害现场的日渐疏离，更是心目中日益淡化的揭示罪恶的紧迫感。一生中写作最勤奋时，是六四镇压后在国内躲避追捕的一段时间，绞尽脑汁回忆着自四月以来的一切细节，痛彻体会着说出真相、说出真话的迫切需要，既是为自己，也是为所有那些认识不认识的八九年的同行者。既然是追捕对象，暂时躲避的幻想已不复存在；那时一个越来越厚重地压在心头的阴影，就是意识到了个人在整个政局变化中不过是一枚小“棋子”的真实处境，而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要恢复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的历史和现实，为将来能够作为“个人”在中国生活而做一分挣扎。现在，追捕早已成为过去，“棋子”困境也已不再日常地显现，“个体”存在是否也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呢？写作，因此而成为保持自觉的必要手段，为了自己是从那个年月的中国逃离出来，也为了仍在那块土地上生存挣扎的人们。
何德普，“新青年学会”，刘荻，罗永忠，杜导斌，欧阳懿……，新的被迫害的名单还在不断拉长。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被捕以前，都是活生生而各不相同的个人，文字风格各异，政见主张也各有不同，相同的是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关怀，也是他们对自由精神和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正是这后一点，尤其不能为当局所容。
那些追求精神自立、追求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的人们，无论其观点是否成熟，抑或立场有多少不同，都在走向大写的“人”的艰难行程中，是建设文明负责的公民社会所必须珍视的财富。当他们不幸被迫害时，在今日中国所反映出来的，固然有统治阶级神经中枢的指令，也有各级政权机关通过本级公安司法部门的主动出击。如果说迫害中国民主党和“新青年学会”反映的主要是前者，那么，杜导斌和徐永海的被捕尤其说明后一种情况。
中国民主党和“新青年学会”两案的辩护律师已经说得很清楚，根据中国宪法，“有组织”的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并不触犯法律，何况“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罪辩护至今还只能是在“反抗绝望”中勉力坚持。诚如余杰所说，参与这类案件的所有司法人员都在参与罪恶。这样的现实提示着，即使中国的威权政治开始衰落，也很难出现九十年代意大利那样从司法系统开始的震荡，重建司法界道义规范的希望暂时还只能维系在尚属薄弱但相对独立的律师业。
据报道，被捕之前，杜导斌受到国安控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倾向于相信灾难的降临与他最近发表文章批评湖北省各级政府偷梁换柱，在贯彻最新一轮报刊改革时借机向群众转移负担有关。上面早已挂名，虽然未必有立即采取针对性行动的直接指示，也已经为下面留下了行动的余地和缺口，为被批评者提供似乎并未挟嫌但实际颇为有效的报复机会。徐永海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直接关系到对北京市城市改建过程中不法行为的持续揭露，而官方的做法则更为策略一些，一方面公开打击若干暴力拆迁事件，另一方面，又借着收买人心的势头孤立并打击徐永海这样据理力争、拒不妥协的少数人，同时却并没有改变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官商合谋而百姓既无参与又无权益保护渠道的实质性问题。
我的假设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这些并不能解释欧阳懿的被捕及即将判刑，他的情况要稍稍更复杂一些，既牵涉到四川若干异议人士的互助互励，有“组织”嫌疑，又有他们对底层社会不公事件有意识的持续参与和揭露，对中央机关所顾虑的“组织”和地方政府所刻意维护的“稳定”，似乎构成了双重的威胁——虽然这些都并不能构成他违法犯罪的证据。即使有这些不同情况，我仍然倾向于相信最近一连串的镇压事件是局部性的，希望刘荻、欧阳懿、杨建利等人能在目前处理积案的号召中尽快得到自由，至少要得到充分辩护和公正审判的机会；同时希望杜导斌等新近被捕者也至少能够得到遵法守法的拘押程序和待遇，不至于旧的积案没有处理，新的又遥遥无期地积压下来，进一步腐蚀目前的司法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被捕，这些努力自由发言的人士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局势的牺牲品，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平衡妥协的砝码，也就是我曾经体验过的身为“棋子”的状态。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我以为，这一次数百人参与的为杜导斌签名请愿的行动，对改善国内总体社会环境有重大实际意义。如果中央政府确实头痛于如今的政不通令不行，社会秩序混乱，那么，与抓黑龙江和新疆的一两个腐败大案同样重要的，至少还包括通过直接插手若干案例来恢复公安司法部门的职业伦理界限。在目前越来越多的商业民事行政纠纷走上法庭的时代，多少伸一把手来扶助司法道德的重建，也是维护他们自己大局“稳定”，防止地方以“稳定”为借口纵容司法混乱、实则扰乱大局的重要机会。
追踪杜导斌被捕以来的反应，浏览签名请愿的名单，可以看出，这一突发事件激起了远远超出活跃网络作者范围的强烈反响，也说明，杜导斌作为纯粹参与网络写作、并无其他“组织”活动的身份得到最普遍的认同，他的遭遇也因此最突出地反映了目前中国以言入罪的严重性，这是他引起写作群体推己及人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他积极组织签名营救刘荻并有极大可能因此而入罪，使人们意识到，在一个社会里，勇于为他人求正义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道义标准，而他的被捕正在使这一标准再次受到自官方而来的严重威胁。可以说，人们积极加入声援杜导斌的签名，也是在以行动表达对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破坏状况的不认同、不合作，并以此表达最低程度的抵制。在这个意义上，为杜导斌请愿已经超出了狭隘的政治法律含义，是对社会文明重建的集体诉求，也是这一群体向国家权力集团提出的社会诉求与问责。
我向所有在国内参加签名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大约十年前，韩少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个‘狗’主义》的文章，讥刺那些只攻击“个人主义”却不攻击享乐消费主义的趋势，尖刻质疑中国人是否只配接受“个‘狗’主义”。也许，在当局眼里正是如此，至少在很大一部分地方当局的眼里，这是不言自明的，在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的今天尤其如此。在结束这篇文字时，我希望后现代的朋友们不会因为我提到“大写的‘人’”而先来展开一番对西方现代性和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在经济不断增长、都市社会持续分层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保持对迫害现象的普遍警醒和保持对商业化文化生产的警醒，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的内涵，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对个体人的独立性的理解和尊重。
我为所有像杜导斌一样追求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而骄傲，也为所有像他一样受迫害的人祝愿，希望这一次中国政府能表现出一些进步，体现出一些公正，使正直的人们能够少受一些磨难。
200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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