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8日訊】中國經濟正開始再度過熱，消費者沉浸於無邊的政治失語症中；天氣卻在變冷，帶來的是更為令人心寒的消息——何德普、楊子立、靳海科、徐偉、張宏海、羅永忠等先後被判刑，已經關押一年以上的劉荻、楊建利等人仍無消息，歐陽懿等人面臨審判，新一輪的拘捕又降臨在杜導斌和徐永海頭上。
余世存在想到杜導斌時，想到了魯迅：「天氣越冷了，我不知道柔石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
天氣越冷了，我知道自己已經在非中國的土地上安全生活了將近十五年。被褥是有的，麵包是有的，寫作說話的自由也是有的；雖然曾經為失去自由的人們貢獻過些微無言的勞作，但我還沒有為劉荻和杜導斌寫過一篇文字，也還沒有為「新青年學會」四位勇敢的年輕人公開說過話。
若干時間沒有寫作中文，生疏感時時滯澀著擊打鍵盤的手指，同時也提醒自己，這生疏感已經成為近來不事寫作的借口之一，背後的真實是與迫害現場的日漸疏離，更是心目中日益淡化的揭示罪惡的緊迫感。一生中寫作最勤奮時，是六四鎮壓後在國內躲避追捕的一段時間，絞盡腦汁回憶著自四月以來的一切細節，痛徹體會著說出真相、說出真話的迫切需要，既是為自己，也是為所有那些認識不認識的八九年的同行者。既然是追捕對象，暫時躲避的幻想已不復存在；那時一個越來越厚重地壓在心頭的陰影，就是意識到了個人在整個政局變化中不過是一枚小「棋子」的真實處境，而寫作的動力之一，就是要恢復我們作為「個體的人」的歷史和現實，為將來能夠作為「個人」在中國生活而做一分掙扎。現在，追捕早已成為過去，「棋子」困境也已不再日常地顯現，「個體」存在是否也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呢？寫作，因此而成為保持自覺的必要手段，為了自己是從那個年月的中國逃離出來，也為了仍在那塊土地上生存掙扎的人們。
何德普，「新青年學會」，劉荻，羅永忠，杜導斌，歐陽懿……，新的被迫害的名單還在不斷拉長。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被捕以前，都是活生生而各不相同的個人，文字風格各異，政見主張也各有不同，相同的是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是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深刻體驗與關懷，也是他們對自由精神和社會公正的不懈追求。正是這後一點，尤其不能為當局所容。
那些追求精神自立、追求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的人們，無論其觀點是否成熟，抑或立場有多少不同，都在走向大寫的「人」的艱難行程中，是建設文明負責的公民社會所必須珍視的財富。當他們不幸被迫害時，在今日中國所反映出來的，固然有統治階級神經中樞的指令，也有各級政權機關通過本級公安司法部門的主動出擊。如果說迫害中國民主黨和「新青年學會」反映的主要是前者，那麼，杜導斌和徐永海的被捕尤其說明後一種情況。
中國民主黨和「新青年學會」兩案的辯護律師已經說得很清楚，根據中國憲法，「有組織」的政治討論和政治活動並不觸犯法律，何況「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無罪辯護至今還只能是在「反抗絕望」中勉力堅持。誠如余傑所說，參與這類案件的所有司法人員都在參與罪惡。這樣的現實提示著，即使中國的威權政治開始衰落，也很難出現九十年代意大利那樣從司法系統開始的震盪，重建司法界道義規範的希望暫時還只能維繫在尚屬薄弱但相對獨立的律師業。
據報道，被捕之前，杜導斌受到國安控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傾向於相信災難的降臨與他最近發表文章批評湖北省各級政府偷梁換柱，在貫徹最新一輪報刊改革時藉機向群眾轉移負擔有關。上面早已掛名，雖然未必有立即採取針對性行動的直接指示，也已經為下面留下了行動的餘地和缺口，為被批評者提供似乎並未挾嫌但實際頗為有效的報復機會。徐永海的情況就更是如此了，直接關係到對北京市城市改建過程中不法行為的持續揭露，而官方的做法則更為策略一些，一方面公開打擊若干暴力拆遷事件，另一方面，又藉著收買人心的勢頭孤立並打擊徐永海這樣據理力爭、拒不妥協的少數人，同時卻並沒有改變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官商合謀而百姓既無參與又無權益保護渠道的實質性問題。
我的假設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因為這些並不能解釋歐陽懿的被捕及即將判刑，他的情況要稍稍更複雜一些，既牽涉到四川若干異議人士的互助互勵，有「組織」嫌疑，又有他們對底層社會不公事件有意識的持續參與和揭露，對中央機關所顧慮的「組織」和地方政府所刻意維護的「穩定」，似乎構成了雙重的威脅——雖然這些都並不能構成他違法犯罪的證據。即使有這些不同情況，我仍然傾向於相信最近一連串的鎮壓事件是局部性的，希望劉荻、歐陽懿、楊建利等人能在目前處理積案的號召中盡快得到自由，至少要得到充分辯護和公正審判的機會；同時希望杜導斌等新近被捕者也至少能夠得到遵法守法的拘押程序和待遇，不至於舊的積案沒有處理，新的又遙遙無期地積壓下來，進一步腐蝕目前的司法系統。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被捕，這些努力自由發言的人士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局勢的犧牲品，成了中央和地方權力平衡妥協的砝碼，也就是我曾經體驗過的身為「棋子」的狀態。正是從這一角度看，我以為，這一次數百人參與的為杜導斌簽名請願的行動，對改善國內總體社會環境有重大實際意義。如果中央政府確實頭痛於如今的政不通令不行，社會秩序混亂，那麼，與抓黑龍江和新疆的一兩個腐敗大案同樣重要的，至少還包括通過直接插手若干案例來恢復公安司法部門的職業倫理界限。在目前越來越多的商業民事行政糾紛走上法庭的時代，多少伸一把手來扶助司法道德的重建，也是維護他們自己大局「穩定」，防止地方以「穩定」為借口縱容司法混亂、實則擾亂大局的重要機會。
追蹤杜導斌被捕以來的反應，瀏覽簽名請願的名單，可以看出，這一突發事件激起了遠遠超出活躍網絡作者範圍的強烈反響，也說明，杜導斌作為純粹參與網絡寫作、並無其他「組織」活動的身份得到最普遍的認同，他的遭遇也因此最突出地反映了目前中國以言入罪的嚴重性，這是他引起寫作群體推己及人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還是他積極組織簽名營救劉荻並有極大可能因此而入罪，使人們意識到，在一個社會裡，勇於為他人求正義是不可或缺的一項道義標準，而他的被捕正在使這一標準再次受到自官方而來的嚴重威脅。可以說，人們積極加入聲援杜導斌的簽名，也是在以行動表達對當今中國社會道德破壞狀況的不認同、不合作，並以此表達最低程度的抵制。在這個意義上，為杜導斌請願已經超出了狹隘的政治法律含義，是對社會文明重建的集體訴求，也是這一群體向國家權力集團提出的社會訴求與問責。
我向所有在國內參加簽名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大約十年前，韓少功曾經寫過一篇題為《個『狗』主義》的文章，譏刺那些只攻擊「個人主義」卻不攻擊享樂消費主義的趨勢，尖刻質疑中國人是否只配接受「個『狗』主義」。也許，在當局眼裡正是如此，至少在很大一部分地方當局的眼裡，這是不言自明的，在經濟仍在持續增長的今天尤其如此。在結束這篇文字時，我希望後現代的朋友們不會因為我提到「大寫的『人』」而先來展開一番對西方現代性和西方人本主義的批判。在經濟不斷增長、都市社會持續分層化和專業化的今天，保持對迫害現象的普遍警醒和保持對商業化文化生產的警醒，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這個意義的內涵，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對個體人的獨立性的理解和尊重。
我為所有像杜導斌一樣追求獨立思考的中國人而驕傲，也為所有像他一樣受迫害的人祝願，希望這一次中國政府能表現出一些進步，體現出一些公正，使正直的人們能夠少受一些磨難。
2003.11.13.
(網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