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3日讯】编者按：
大纪元专栏作家杜导斌上个月底被有关当局拘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非始于今日。
中国自由作家前赴后继，坚持批评社会不公和卑劣现象，竟至身陷牢狱，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识份子，坚持为底层民众呼吁，坚持不谄媚金钱和权力，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恰如萤火虫一般，点缀在一片黑暗的中国知识界。黑夜的手虽然扣住了星星光点，但却无法扣住无数渴望光明的灵魂。
杜导斌文章的观点，或许尚有讨论商榷之处，但他独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绝不后退的道德勇气，却是堪使吾辈仰视而惭愧不已。从今天起，大纪元网将逐日重登杜导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获得自由，能够重新再次为大纪元撰稿为止。
新加坡，所谓儒教民主国家的代表，认同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有民主的外壳，实际上却是威权主义当道。香港是否应该向儒教民主的“孤本”新加坡看齐，由“先进”的民主政体退回到非民主亦非完全专制的道路上去？
已经公开披露的23条立法草案，具有“牛头马面”的特征，我只能说，新草案是民主与专制相互妥协的产物。在终极价值层次，非常奇怪地，专制政权与民主阵营达成了民主自由平等等信仰共识。在程式层次，23条草案正反映出北京死死抱紧反民主的威权主义游戏规则这根救命稻草，对真民主诚惶诚恐草木皆兵的末世心态。通观叶刘淑仪披露出来的23条立法草案要点，上面有清晰的当代北京非驴非马意识形态的烙印。
对政治组织活动的诸种限制集中表现了北京的诚惶诚恐草木皆兵。为什么大赦国际这样的政治组织能够在民主国家里自由活动？有时还是与驻在国政府观点对立。持反对意见的政治组织正是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保障民主和自由体制安全运作的防火墙。民主自由的一套游戏规则之所以合理，就在于它允许公民根据自身利害等原因自主改变政治选择。国内持反对意见的政治组织不仅不应该在香港取缔，在国内存在和活动本就是他们的宪法权利，取消和限制的法律直接违反了宪法。政治组织与国内外同类组织自由交往是政治组织之所以是自主政治组织的原因，从取缔外国政治组织和不允许与外国政治组织联系的规定我们可以推理出两个十分荒诞可笑的结论：其一是，由于外国领事馆也是政治组织，岂不也在取消之列？其二是，港府当局乃至北京当局与一切外国政治组织的联系也当在取缔之列。由于北京既得利益集团自身独裁利益的驱动，积习难改，虽然有香港政体50年不变的公开承诺，但事实上，自从香港回归以来，北京就一直在极其顽固地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缓慢地蚕食和黑化香港的民主自由。由害怕自由而限制自由，通过暗箱选举和舆论操控，对反对派的打压，短短5年过去，香港的民主但很快出现灰色化的趋势。所谓50年不变，其实第五年就已开始变味了，任此趋势发展下去，自由香港还有保鲜50年的可能性么？
回归后的香港本就是安全的，这安全无须加强，进一步的加强是以牺牲港人权利作代价，增加的成本和造成的浪费，还是由港人承担。借口安全而“师出有名”的23条立法，说到底是为中共政治局永远掌权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和为香港服务。23条立法草案告诉全世界，中央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为香港公众服务，而是役使香港成为北京威权的工具。通过23条立法，北京强迫香港确立了这样一套规则：香港解决冲突的最高规则便是服从于服务于北京，即使这服务服从是以牺牲全体港人利益为代价。23条立法不是一个和平解决港人利益冲突的规则，而是一个将冲突托付给暴力解决的规则。在民主制度中，解决不同意见的规则是相对多数原则，23条确定的却是寡头独大原则。23条立法保证北京的强权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般始终成为赢家，相对之下，港人则成为永远的输家和驯服工具。超出民主范围是显而易见的。
促使北京和港府当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通过23条立法的动机，除了上述方面，还因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北京均较香港低一大截。北京对此的态度不是设法变革自己赶上去，而是先把先进的拉下来。为了防止香港进步太快无法管制，为了威权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也就顾不得那麽多，什么手段都不妨使出来。将一套反民主的程式强加于自由香港，不过是专制政权对香港政治殖民的第一步，遭到了反抗，不得不适当缩小步伐。然而，北京改变香港民主政体性质的深层动因不可能因这次挫折就偃旗息鼓，最终目的还是要使得自由香港成为披着民主羊皮的“儒教民主”地区。
然而，野蛮征服文明的企图，最终总是被文明同化。北京能够如愿吗？
(2/15/2003)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