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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11”事变引出一位叱咤世界风云二十载却又沉默二十载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昂然复出。她的复出和当年她坚守的沉默同样铿锵有力，被美国及国际社会称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在新闻封锁的中国鸦雀无声。两年之后的近日，在伊拉克战争引起强烈争论、左右两派营垒分明的中国，中国知识界终于发出声音，点评法拉奇其人，回顾她的成就，翻译她复出后的文章，发表她复出后的观点。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改变她的左派观点了。为什么她无论进退都成为欧洲“事件”？为什么她改变自己观点？为什么她引来中国迟到的震撼？为什么她翩翩来迟，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她才登上中国舞台？“文坛风景”[记实报道]栏目正陆续刊登一组四篇文章，请读者阅读“迟到中国的震撼：法拉奇”，感受伊拉克战前中国的思想风云。本集刊登的是第四篇。
编排这组稿件期间，法拉奇又有新作在“华尔街日报”刊出，表达她对伊拉克战争的思考。本专集将在下次转载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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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犹主义
法拉奇
【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目睹着一种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残酷、更令人反感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因为这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由那些伪善的以大好人、进步人士、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天主教徒，甚至基督教徒的面目出现的人来滋生和推动的。这些人总是厚颜无耻地给每一个像我这样说出真相的人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
在意大利，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有大批扮演人体炸弹角色、对以色列人恶言中伤的人举行游行，高举其前额涂有”X”图案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头像，鼓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些人想看见犹太人被再次送到集中营、毒气室和达豪、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贝尔根-贝尔森的焚尸炉，而同时却乐意把自己的母亲送到某一个后宫。 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天主教会允许一个主教（此人公然住在梵蒂冈，是一个被人发现其豪华的奔驰牌汽车隐蔽的后备箱其实是一个装有枪支、炸药等军火库的所谓的圣人）参加那次游行，并站在麦克风前以上帝的名义感谢那些在比瑞拉斯（Pizzerias）屠杀犹太人的自杀性攻击者。他称他们为”赴死如约会一般的殉难者”。
在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他们烧毁犹太教堂，威胁犹太人，亵渎他们的墓地。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荷兰、德国、丹麦的那些年轻人炫耀他们的长袍，就像穆斯林先锋派人物炫耀他们的俱乐部和法西斯组织的徽章。我貌7b为那是一种耻辱，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学，巴勒斯坦的学生都在支持和滋长一种反犹主义的思想。在瑞典，他们要求撤消1994年授予佩雷斯的诺贝尔和平奖，而把它授予那位口含橄榄枝的鸽派人物，即阿拉法特。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诺贝尔奖评委会（它的评判标准看起来愈来愈带有一种政治色彩）的那些重要评委打算将这一提案列入议程，甚至对它做出反应。如此诋毁诺贝尔奖的荣誉，相信九泉之下的诺贝尔本人肯定不会答应。
我认为那是耻辱的（让我们回到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在为反犹思想的复活出力卖命，它只知道为巴勒斯坦的死难者鸣冤哭喊，与此同时，却对以色列的死难者置之不理，只是以一种不情愿的口吻来议论他们。我认为那是耻辱的，在他们的言谈之中，他们总是竭力在为那些戴头巾、穿长袍的无赖们辩护。这些无赖昨天还在纽约为这次大屠杀唱赞美诗，今天又在耶路撒冷、海法、内塔亚为这次大屠杀欢呼祈祷。我认为那是耻辱的，新闻界的表现也复如此，由于以色列的坦克包围了耶路撒冷的圣诞教堂，他们认为这是令人气愤的，但当200名带有机关枪、手雷、炸药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其中明显有哈马斯和Al-Aqsa的领导成员）隐藏在这同一座教堂中时，他们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些恐怖分子并非那些教士们不受欢迎的客人（而这些教士却同时又在接受坦克士兵们送给他们的矿泉水和蜂蜜）。我认为那是耻辱的，他们在报道自第二轮和平会谈开始以来被杀死的犹太人数目（412人）时，一家非常有名的报纸以大写字母的形式来予以强调，认为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人死于交通事故（每年600人）。
我认为《罗马观察家报》是耻辱的，这是那位教皇的报纸，他不久前在哭墙给犹太人留下了一封致歉的信，谴责欧洲的基督教对一个民族数百万人的灭绝。我认为那是耻辱的，这家报纸不承认这个民族的那些幸存者（直到现在，他们的手臂上仍留有文身的番号）拥有反抗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不再被灭绝的权利。我认为那是耻辱的，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如果没有他，我们全都会失业的犹太人）的名义，有一些我们教区、社区中心，或不管是哪里的牧师们与耶路撒冷的那些恐怖分子们献媚调情，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爆炸发生之前去吃比萨或去买鸡蛋。我认为那是耻辱的，他们站在各种类型的发动恐怖袭击的人一边，这些人在飞机上、机场、奥运会上屠杀我们，现在又通过枪击、劫持、割喉咙、斩首的方式来杀害西方的记者以寻开心。（在意大利，自《愤怒和自豪》发表以来，就有一个人，他想对我做同样的事。他引用《古兰经》的诗句，吆喝他那些清真寺和穆斯林团体的”兄弟伙”以真主的名义来惩罚我。杀死我，甚至与我同归于尽。因为他是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人，所以，我想用英语来回敬他一句：”操你妈。”）
我认为那是耻辱的，几乎所有的左派们，20年前，这些左派就允许它的一个团体举行游行，把一口棺木（作为一种黑手党式的警告）停放在罗马犹太教堂的前面，他们忘记了那些犹太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做出的贡献。比如，卡洛和内诺、莱昂内、金兹伯格、昂伯托·特拉齐尼、利奥·瓦莱里、埃米诺·塞里尼。比如，我的朋友安娜·马丽·恩里克丝·阿格罗内蒂女士，她1944年1月12日在佛罗伦萨中弹身亡。比如在阿定廷战壕被杀的335人中的75名犹太人。还有其他那些数不清的死于折磨之下、战斗之中和行刑队之前的人。（我幼年时代、青春岁月的同伴和老师。）我认为那是耻辱的，由于左派部分的错误，甚至全部的错误（想想那位召集大会为巴解组织代表喝彩的左派，在意大利的那些想摧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领袖），意大利城市中的犹太人再一次感到了恐惧。在法国、荷兰、丹麦、德国的城市，情况也是如此。我认为那是耻辱的，犹太人对那些充当人体炸弹的无赖们的所作所为表现得颤栗不安，就像他们在Krystallnacht时期，希特勒开始疯狂抓捕犹太人的那个恐怖之夜所表现出来的恐怖一样。我认为那是耻辱的，屈从于那些愚蠢、卑鄙、邪恶的人，对他们来说，借”和平”之词融入政治正确的时尚，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或更有甚者，做一条寄生虫，是最为可取的。借”和平”之名，现在这个词比”爱”和”人道”这两个词更容易让人迷入歧途，他们总是站在代表仇恨和野蛮的那一方。他们把”和平主义者”（应该读成”遵奉主义者”）的称号封给那些常常拍夜壶政治家马屁的叽叽喳喳的爬虫和小丑。他们煽动那些迷惑、天真，或受恐吓的人。哄骗他们，收买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半个世纪以前那个在衣服上绣黄星的时代。就像我关心这些骗子一样，这是些关心巴勒斯坦人的骗子。当然，这还不是最要紧的。
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许多意大利人和欧洲人都把那位绅士（意思是说有教养）阿拉法特作为他们崇拜的对象。这个对沙特王室的金钱充满了感激之情的无足轻重的人扮演了一个追求不朽的墨索里尼的角色，以一种狂妄自大的心理相信他会作为巴勒斯坦的乔治·华盛顿载入史册。这个文理不通的可怜之人，当我采访他时，他甚至不能组织起一个完整的句子，无法完成一次表达清楚的对话。所以，为了整理材料，写那篇采访，并使之发表，它花费了我巨大的精力。对他，我想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即使像盖德斐（Ghaddafi）这样的词，他说起来也像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这个虚伪的斗士像皮诺切特1一样，总是裹一身军装到处露面，他决不穿平民的便服。然而尽管如此，他却不参加一次战斗，因为战争是他提供，一直都在提供，并且别人也在向他提供的某种东西。即是说，这个可怜的人只相信他自己。正是这个扮演国家首脑的自负而不称职的人导致了由克林顿出面调解的戴维营会谈的失败。”不，不，我想让耶路撒冷完全属于我。”这个永远说谎的人，只有当（私下里）他否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时，才会表现出一丝真诚。这个人，我在我的书中谈到过，他每5分钟就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他总在扮演一个骗子的角色，总在撒谎，即使是你在问他时间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你无法信任他。绝不能！和他打交道﹐你肯定会紧张，担心会遭到被出卖的命运。他是个仅仅知道怎样成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同时，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的永远的恐怖主义者。甚至在70年代，当我采访他时，他就在训练那些拜德-迈恩霍夫式的恐怖主义者。在他们之中，有10岁的儿童，可怜的孩子。（现在，他把他们训练成人体炸弹、自杀性攻击者。有一百个人体炸弹在启动：一百个！）这个易变的人，他把他的妻子留在巴黎，被伺候得和受宠得像个皇后，却把他的人民置于粪坑。他把他们带出粪坑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去送死，去杀别人，或被别人所杀。就像那个18岁的大姑娘，为了得到与男人们的平等不得不把炸药捆在自己身上与他们同归于尽。是的，仍然还有许多意大利人爱他，就像他们爱墨索里尼。许多欧洲人也是如此。
我认为那是一种耻辱，目睹着一种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残酷、更令人反感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因为这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由那些伪善的以大好人、进步人士、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天主教徒，甚至基督教徒的面目出现的人来滋生和推动的。这些人总是厚颜无耻地给每一个像我这样说出真相的人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
是的，我知道，我会说出以下的话。我一直没有对那位悲剧性的莎士比亚式的人物沙龙抱有同情。（”我知道你来是为了在你的项链上再加上另一个战利品。”当我1982年去采访他时，他几乎被懮伤所毁灭。）我经常和犹太人，那些令人不快的犹太人发生争执。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为巴勒斯坦人作过大量的辩护。也许，比他们应该得到的还多。但我愿站在以色列一边，站在犹太人一边。就像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姑娘与他们一起战斗，当安娜·马丽一家被杀时，我站在他们一边一样。我维护他们生存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和不被第二次灭绝的权利。我对许多意大利人和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感到恶心，我对这种玷辱我的国家和欧洲的耻辱感到羞愧。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不会促成一种国家间的团结，而是一个彼拉多式的陷阱。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这么认为，但我还是始终坚持这种看法。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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