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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30日讯】江泽民太上皇地位的确立，是他皇权护卫战的成功，是他复辟终身制的成功。这便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不容乐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景十分严峻。
众所周知，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持续停滞的十三年，是中国人权持续恶化的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里，中国舆论界在八十年代的思想活跃没有了，代之以思想的犬儒与禁锢；在这十三年里，中国文坛在八十年代的沉重反思没有了，代之以对皇权的讴歌与膜拜。在江泽民的统治下，中国已没有了胡、赵时期那依稀可见的政治体制改革曙光，已没有了那与宪政文明接轨的良好势头，有的则是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老人政治的阴魂不散和终身制的大复辟；有的则是人治猖獗、吏治腐败和群体灭绝的人权灾难。
江泽民复辟终身制得以成功，这首先表明了中共党内的民主势力异常弱小，无以堪当重任。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农民党，它所领导的革命，其自始至终就都是一场农民革命。而中国农民的最高理想，就是皇权。农民社会主义，也就是皇权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共革命与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并无二致。自毛泽东去世结束他的“小农－皇权社会主义”路线以来，中共就一直信奉邓小平的“猫论”实用主义。其特征是：以皇权主义为体，以西方技术为用，企图用现代物质文明来抵御现代政治文明。当然这不过是中国的皇权文明在走进坟墓前的最后挣扎罢了。在强大的皇权惯性运作下，中共体制内巨大的逆淘汰机制使得任何敢于向那个“体”挑战的党内菁英均遭出局，即使官至总书记也概莫能外。江泽民的火箭蹿升，是这个逆淘汰机制的结果，胡锦涛的无所作为，也是这个逆淘汰机制的体现。由此可见，即使中共体制内还潜藏着现代民主势力，但要其独挑大梁也是难矣哉！
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势力的软弱无力，首先表现在他们改革理论的不彻底。这个不彻底的集中表现，就是他们至今不敢与那半个多世纪以来害苦我中华的“皇权社会主义”决裂；不敢旗帜鲜明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立场——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不可跨越。这样，他们也就只好在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块“皇权社会主义”的遮羞布下，羞羞答答地偷运资本主义，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建设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若要站在历史的前列，他就必须首先是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因为没有资本主义文明，何来社会主义文明；他就必须高举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横扫一切专制皇权的污泥浊水，哪怕这些污泥浊水甚至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招牌也在所不惜。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所建设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指将人类在探索文明之路过程中所走过的历史曲折都从头到尾地再经历一遍，对于后起的民族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象在物质文明方面采取择优筛选的拿来主义一样，在制度文明方面，也照样可以采取择优筛选的拿来主义。同样，我们今天要建设的资本主义文明，当然毫无疑问应当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并且，这种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这一切，包括注重效率与公正的动态平衡、防止两级分化等等，难道不统统都必须在彻底抛弃“皇权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和寻求解决之道吗？。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要高擎的旗帜，这也是包括马克思主义派别在内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人今天要高擎的旗帜，这更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要高擎的旗帜。无庸讳言，这面旗帜的直接批判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句话，就是今天中国大陆所实行的以农奴、工奴、学奴、商奴……为特征的皇权社会主义。
江泽民复辟终身制得以成功，也表明了中国民间的民主势力很不成熟，它既不足以对中共专制势力构成挑战，也不足以对体制内民主力量施以奥援，就更谈不上以我为主地与体制内的反专制力量结盟了。不过，这体制外民主势力的不成熟，倒并不是说我们民间异议阵营在人权、自由、民主、法制等基本理论方面的缺乏，也不是指大家在这些基本价值方面存有多元争议。说它不成熟主要是指，中国的民间异议阵营在怎样将自己的价值追求转变为对专制势力构成有挑战力的操作性理论上的不够成熟。这最近的一个具体例证便是：在去年如此重大的影响中国政局的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现实政治面前，中国体制外的民主势力，尤其是它的海外流亡部分，竟只能作壁上观或马后炮，竟茫然不知其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体制外民间反对力量的不成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民间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成熟。中国的新兴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受尽中共专制官僚的压迫、盘剥、打击和歧视，一直是在专制压榨的缝隙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特别是现在，中国官场的空前腐败，一方面对民营企业家构成逼良为娼的巨大压力：你不行贿、不触法，你将寸步难行；另一方面，你还随时得准备着那张专制的法网祸从天降：不仅你将被扫地出门，血本无归，而且你还可能身陷牢狱有口难辩。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至今还没有产生强烈的政治上抗争的自觉性，还没有想到从工人、农民那里去吸取力量的自觉性，还没有想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自觉性，还没有在中国的异议菁英那里去寻求政治代言人的自觉性。更有甚者，其中的上层分子还对诸如“资本家入党”这类专制收买政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此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幼稚和盲目，也就自然要在民间异议力量的战斗力上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民间异议势力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有力拳头的深层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的体制外力量目前是十分弱小的，但这种战略上的弱势并不直接意味着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上也自然是弱势。如果我们能集中有限的力量，在一个时期猛打专制势力的某个薄弱环节，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那种作为体制内力量刚好缺乏的政治优势，从而与体制内的力量形成某种互补效应，那么，我们要遏制、甚至逼退专制复辟势力的猖獗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专制势力的强大在于它能够挑动民众斗民众，那么，民间势力的成熟就在于它并不将统治集团视为铁板一块。实际上，统治阶级内部一切矛盾和裂痕，都可以是体制外民间势力纵横捭阖的广阔天地。那种认为中共党内的事与我们体制外何干的见解，那种将“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当作一个时髦标签的观点，其实往往不过是掩饰自己在现实中国政局中的无所作为、找不到着力点的“右派幼稚病”托词罢了。
由此可见，要改变中国的专制制度，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没有来自民间的体制外压力是不行的，而且这个压力太小也是不行的。弱小的中国体制外力量，要能够对中国的专制势力构成足够强大的政治压力，就必须找准专制势力的薄弱环节，找准施压的着力点。然后全力以赴，集中力量，变全局的战略劣势为局部的战役优势，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强力施压，迫使其基于自身利益之权衡而让步。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将心思放在对专制者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其就范，并借此建构良性互动这样的思考基点上，并积极进取，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死抱着那种靠专制者的良心发现或晓之以理就能来个“良性互动”的政治单相思，也不是在现实政局面前无所作为或热衷于马后炮式的研讨清谈，那么，这种薄弱环节和着力点就不仅一定能够找到，而且即使一度被错过，它也一定会被历史再度隆重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
──原载《中国之路》2003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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