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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0日訊】江澤民太上皇地位的确立，是他皇權護衛戰的成功，是他复辟終身制的成功。這便意味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現狀不容樂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前景十分嚴峻。
眾所周知，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持續停滯的十三年，是中國人權持續惡化的十三年。在這十三年里，中國輿論界在八十年代的思想活躍沒有了，代之以思想的犬儒与禁錮；在這十三年里，中國文壇在八十年代的沉重反思沒有了，代之以對皇權的謳歌与膜拜。在江澤民的統治下，中國已沒有了胡、趙時期那依稀可見的政治體制改革曙光，已沒有了那与憲政文明接軌的良好勢頭，有的則是個人崇拜的死灰复燃、老人政治的陰魂不散和終身制的大复辟；有的則是人治猖獗、吏治腐敗和群體滅絕的人權災難。
江澤民复辟終身制得以成功，這首先表明了中共党內的民主勢力异常弱小，無以堪當重任。中國共產党自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農民党，它所領導的革命，其自始至終就都是一場農民革命。而中國農民的最高理想，就是皇權。農民社會主義，也就是皇權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中共革命与李自成、洪秀全的農民起義并無二致。自毛澤東去世結束他的“小農－皇權社會主義”路線以來，中共就一直信奉鄧小平的“貓論”實用主義。其特征是：以皇權主義為體，以西方技術為用，企圖用現代物質文明來抵御現代政治文明。當然這不過是中國的皇權文明在走進墳墓前的最后掙扎罷了。在強大的皇權慣性運作下，中共體制內巨大的逆淘汰机制使得任何敢于向那個“體”挑戰的党內菁英均遭出局，即使官至總書記也概莫能外。江澤民的火箭躥升，是這個逆淘汰机制的結果，胡錦濤的無所作為，也是這個逆淘汰机制的體現。由此可見，即使中共體制內還潛藏著現代民主勢力，但要其獨挑大梁也是難矣哉！
中共党內的民主改革勢力的軟弱無力，首先表現在他們改革理論的不徹底。這個不徹底的集中表現，就是他們至今不敢与那半個多世紀以來害苦我中華的“皇權社會主義”決裂；不敢旗幟鮮明地回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立場——承認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必然性不可跨越。這樣，他們也就只好在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塊“皇權社會主義”的遮羞布下，羞羞答答地偷運資本主義，而不是理直气壯地建設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了。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這里：在今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若要站在歷史的前列，他就必須首先是一個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因為沒有資本主義文明，何來社會主義文明；他就必須高舉資產階級革命的大旗，橫掃一切專制皇權的污泥濁水，哪怕這些污泥濁水甚至打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招牌也在所不惜。毫無疑問，我們今天所建設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指將人類在探索文明之路過程中所走過的歷史曲折都從頭到尾地再經歷一遍，對于后起的民族來說，我們完全可以象在物質文明方面采取擇优篩選的拿來主義一樣，在制度文明方面，也照樣可以采取擇优篩選的拿來主義。同樣，我們今天要建設的資本主義文明，當然毫無疑問應當具有中國的民族特色，并且，這种建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這一切，包括注重效率与公正的動態平衡、防止兩級分化等等，難道不統統都必須在徹底拋棄“皇權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和尋求解決之道嗎？。
總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今天要高擎的旗幟，這也是包括馬克思主義派別在內的中國社會民主党人今天要高擎的旗幟，這更是回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路線的中國共產党人今天要高擎的旗幟。無庸諱言，這面旗幟的直接批判對象，就是中國共產党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它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句話，就是今天中國大陸所實行的以農奴、工奴、學奴、商奴……為特征的皇權社會主義。
江澤民复辟終身制得以成功，也表明了中國民間的民主勢力很不成熟，它既不足以對中共專制勢力构成挑戰，也不足以對體制內民主力量施以奧援，就更談不上以我為主地与體制內的反專制力量結盟了。不過，這體制外民主勢力的不成熟，倒并不是說我們民間异議陣營在人權、自由、民主、法制等基本理論方面的缺乏，也不是指大家在這些基本价值方面存有多元爭議。說它不成熟主要是指，中國的民間异議陣營在怎樣將自己的价值追求轉變為對專制勢力构成有挑戰力的操作性理論上的不夠成熟。這最近的一個具體例證便是：在去年如此重大的影響中國政局的江澤民复辟終身制的現實政治面前，中國體制外的民主勢力，尤其是它的海外流亡部分，竟只能作壁上觀或馬后炮，竟茫然不知其著力點在哪里。
中國體制外民間反對力量的不成熟，歸根結底還是由于民間新興資產階級力量的不成熟。中國的新興資本主義因素，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長期以來，受盡中共專制官僚的壓迫、盤剝、打擊和歧視，一直是在專制壓榨的縫隙中艱難而頑強地生存著。特別是現在，中國官場的空前腐敗，一方面對民營企業家构成逼良為娼的巨大壓力：你不行賄、不触法，你將寸步難行；另一方面，你還隨時得准備著那張專制的法网禍從天降：不僅你將被掃地出門，血本無歸，而且你還可能身陷牢獄有口難辯。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至今還沒有產生強烈的政治上抗爭的自覺性，還沒有想到從工人、農民那里去吸取力量的自覺性，還沒有想到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自覺性，還沒有在中國的异議菁英那里去尋求政治代言人的自覺性。更有甚者，其中的上層分子還對諸如“資本家入党”這類專制收買政策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此一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幼稚和盲目，也就自然要在民間异議力量的戰斗力上表現出來，這也就是民間异議勢力始終難以形成一個有力拳頭的深層原因。
毫無疑問，中國的體制外力量目前是十分弱小的，但這种戰略上的弱勢并不直接意味著我們在每一個具體的戰役上也自然是弱勢。如果我們能集中有限的力量，在一個時期猛打專制勢力的某個薄弱環節，充分發揮我們自身的那种作為體制內力量剛好缺乏的政治优勢，從而与體制內的力量形成某种互補效應，那么，我們要遏制、甚至逼退專制复辟勢力的猖獗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說專制勢力的強大在于它能夠挑動民眾斗民眾，那么，民間勢力的成熟就在于它并不將統治集團視為鐵板一塊。實際上，統治階級內部一切矛盾和裂痕，都可以是體制外民間勢力縱橫捭闔的廣闊天地。那种認為中共党內的事与我們體制外何干的見解，那种將“不要對中共抱有幻想”當作一個時髦標簽的觀點，其實往往不過是掩飾自己在現實中國政局中的無所作為、找不到著力點的“右派幼稚病”托詞罷了。
由此可見，要改變中國的專制制度，要推動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沒有來自民間的體制外壓力是不行的，而且這個壓力太小也是不行的。弱小的中國體制外力量，要能夠對中國的專制勢力构成足夠強大的政治壓力，就必須找准專制勢力的薄弱環節，找准施壓的著力點。然后全力以赴，集中力量，變全局的戰略劣勢為局部的戰役优勢，調動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強力施壓，迫使其基于自身利益之權衡而讓步。總而言之，只要我們將心思放在對專制者施加足夠壓力迫使其就范，并借此建构良性互動這樣的思考基點上，并積極進取，而不是一廂情愿地死抱著那种靠專制者的良心發現或曉之以理就能來個“良性互動”的政治單相思，也不是在現實政局面前無所作為或熱衷于馬后炮式的研討清談，那么，這种薄弱環節和著力點就不僅一定能夠找到，而且即使一度被錯過，它也一定會被歷史再度隆重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的。
──原載《中國之路》2003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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