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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8日讯】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欺世盗各地以“人民领袖”自居，喊出了欺世盗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他的意思不过是：“中国人民从此都给我趴下做奴隶”；
二、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政协会议上大骂提意见的梁漱冥，大抓“胡风反党集团”，评“海瑞罢官”，“打退左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揪出邓拓、吴、廖沫沙的“三家村”，进而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哪怕一次这样的“文字狱”，都是对于人的思想的肆无忌惮的蔑视与污辱，都是对于人之为人的自由权利的毫无道理的剥夺与围剿，都是把文明拉向倒退、把历史送入野蛮的可耻做为。可是，毛泽东竟会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这么为所欲为、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无所不用其极地宰杀人民的思想、封闭人民的言论，从而使所有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不允许有生存的哪怕是微小的空间。思想的被剥夺，是毛泽东思想及其外化的国家意志对人民思想的强奸，是为了维护毛泽东长官意志或曰皇权意志的必然表现。
专制的思想是与自由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决不可以调和的。自主自立自为的自由思想，是对于专制思想的极其巨大的威慑力量，是对于极权的独裁专制进行病理诊断并宣布其不日死亡的法医证书，自由思想是对于各种形式的专制社会的卓有成效的和具有伟大力量的最高审判。毛泽东通过剥夺人民的自由思想而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通过剥夺人民的言论而听任他“一句顶一万句”的金口玉言，并在使人们丧失了自我思想的情况下盲目地崇信作为小农思想集大成的毛泽东思想，盲目地崇信作为反现代化的尔虞我诈和谎言充斥的毛泽东的言论——即所谓“雄文四卷”的《毛泽东选集》。由于人们丧失了自我思想，因而只剩下了皇权思想，于是只能唯皇权的思想——–亦即圣旨或曰“最高指示”而马首是瞻，而卑躬曲膝地顶礼膜拜，而跳忠字舞，并早请示、晚汇报地搞所谓的千古奇观的“三忠于”“四无限”，等等。
三、五十年代中下叶通过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再通过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人民群众自发的经济自主经营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使之胎死腹中，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荒唐透顶的政策下，民生凋蔽，衣不饱暖、食不果腹，普遍的贫困也就颇合逻辑地成为中国大陆的触目皆是的现实。通过剥夺人民的经济自主权，而剥夺人民的政治自主权，并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捆绑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战车上。原先稍微丰富多彩的经济自主权让位于全方位的国家计划的紧约束机制。经济不自主，政治上也就难以完全地自主。中国共产党的君主毛泽东是深谙此道的。因此，他以他卑视金钱的习惯性动作把中国人民拖入到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拖入到贫困的普遍化和普遍的贫困化这一可耻的境遇之中。如果没有抢劫性的“公私合营”，如果没有哄抢性质的“土改”革命，也许中国人民还不至于贫困到像现在这样可悲的程度，也许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决不会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
四、军事上穷兵赌武，热衷于搞所谓“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把人的生命，弃之如蔽履，丝毫也不知道珍惜，从来就不把人当作人。相反，倒把人当作赫赫皇权的无足轻重的祀奠之物，当作可耻政治的并不光彩的牺牲品。无论是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还是六十年代初的对印战争，抑或是支持越南的军事行动；无论是六十年代末的“保卫珍宝岛”战役，或是在苏联边境陈兵百万、几成一触即发的战争之势，都在在说明，毛泽东是一个热衷于以枪杆子说话的人物，是一个不打仗、不死人就如坐针毡的人物，是一个可以把别人的生命随时随地送入死亡之地的人物，因此，说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历史上伟大的穷兵赎武者，也许倒是那么贴切，那么恰如其分的。
五、在“七亿人民七亿兵”的震耳欲聋的喧嚣里，到处操练着长予、大刀屠杀一切假想敌的滑稽剧。革命京剧样板戏，七、八个而已，竟成为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几乎全部的欣赏内容，此外无他，其他都被指斥为“封、资、修”的黑货而扔进了历史垃圾堆。文学除了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宫庭之作而外，就剩下为政治而作的图解似的高、大、全人物了。文学荒凉得十分可以，艺术也荒凉得十分可以，没有什么不是荒凉的了，只要它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所占领、所控制、所胁迫。即使是焚书坑儒的秦王赢政始皇帝也未见得搞得这么厉害，即使是大兴“文字狱”的清帝康熙、乾隆、雍正，也必定对此望尘莫及，望其项背。
六、如果说一个国家有内政和外交这么两个主要部分的话，那么，就内政来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搞得是一塌糊涂，糟糕得很，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就外交而言，也是失败的，也是毫无任何值得夸耀的所谓成绩的，更谈不止什么“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
甲、由于中共是苏联一手扶持诞生、成长、壮大的政党，其实也就是苏联的儿子党，因此听命于苏联就成为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的乃至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三十年代初当日寇的铁蹄野蛮地践踏我国广大的东北地区之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苏联的儿党——中国共产党竟与中国人民的普遍意志相违背，十分荒谬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更有甚者，后来又把中国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无偿地白白地送给了苏联，允诺外蒙独立，允诺苏联可随意驻军我国海港，例如旅顺港等等，采取毛泽东所讲的所谓“向苏联一边倒”的卖国求荣的可耻政策；
乙、肆意挥霍中国人民的钱财，大量地支援所谓“亚、非、拉”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自身由于毛的流氓政治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尚且不能自给自足，还要拿出上百万、上千万、上百亿的资金和财富无偿地为别的国家作贡献。当中国人民食不饱腹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竟支援越南200亿，北朝鲜200亿，阿尔巴尼亚200亿，还有北洲的一些穷困僚倒的小国，只要喊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非洲人民的大救星”，便可以立即获得几百万元的无偿援助和各种物质的封赏。也许有内部资料解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民族败掉了多少百亿、多少千亿的家产，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了。毛泽东，真乃一个伟大的败家子也？！
丙、一九七二年中日重新修好，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北京与当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谈判建交事宜。也谈到日本在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等问题。田中角荣提出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战争赔偿并通过战争赔偿而向中国人民谢罪。但田中角荣的建议却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拒绝。毛泽东挥挥手说，不必啦。我们感谢你们日本人还来不及呢。如果没有你们日本人的进攻，我们说不定还被消灭了呢。你们是我们共产党的救命恩人。可见，毛的这番话说出了积瘀他几十年的肺腑之思。由于拒绝了日本的战争赔款，我们就丧失了追索正义的可能性，我们就不可能讨回什么公道，哪怕中华民族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八年抗战中损失了几千万的生命和几千万亿的财产，更不用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落成日本的殖民地。于是，日本教科书在随后的修定中自然地把侵略中国改写成“进入中国”，我们又发什么抗议了等等，这，又有何用？由于拒绝了日本 的战争赔款，使得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和各种邪恶势力沉渣泛起。这应了一个道理：没有付出代价的罪恶理所当然地会自我认定罪恶的合理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由于拒绝了日本的战争赔款，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民族英雄们、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而壮烈牺牲的那些无数的国军将士们，那些在日寇的铁蹄下备受凌辱、备受欺压的百姓们便统统地默默无语。死了的白死了，损失了的白损失，谁让你们跟皇军对抗？谁让你们不像毛泽东那样采取与皇军回避的战略战术？不讨回血债、不追还公道、不找回正义，也就必然地为以后连绵不绝地发生着的不公正开辟了极端恶劣的先例，也就使公正和正义成为不公正和非正义所嘲弄、所打击、所围剿、所灭杀的手中之玩物了。问题是，谁让毛泽东竟能大口一开、恬不知耻地把几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和泪水统统地付之东流而竟得不到哪怕是些微的补偿？毛泽东竟是代表谁——是否代表人民无商量地——把中国人民积压在心头几十年而挥之不去的苦难通过大言不惭的一句话而消解于无形？而无影无踪？什么中日友好二十年，什么面向未来跨世纪地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种种毛泽东的冠冕堂皇的托辞由于不要分文的战争赔款而化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支持者所嘲弄并视之为滑稽可笑之举。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已经给不仅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臣民，即官方称之为“人民”的政权奴隶们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而且也给本应良好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不平等、不公正的黑沉沉的裹尸布。毛泽东的此种罪恶，实乃不可饶恕也。当然，执行毛泽东的这种罪恶并促成了这一罪恶行径的完成的、当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也理所当然地不能推托对这一重大罪行的责任，也不能不担当这一罪行的同谋犯的角色。对于这种罪恶，中国人民倘若不能进行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大规模的历史清算，那也必须首先进行道义上的现实谴责。我们必须如此去做，必须还历史以公正。
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新的王朝——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王朝在亚洲的东方正式诞生之日。从那一天始至到一九七二年给封闭已久的大门开启了一条缝为止，共有二十二、三年的时间，中国大陆的七亿人民生活在与世界主流文明相隔绝、相背离的暗无天日的漫长岁月里。对内，一方面全国上下遵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占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去指挥并占领一切部门、一切行业、一切领域，一切生产单位、一切事业单位，甚至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对外，则是不计成本、不计条件、全方位地支援“亚、非、拉”的革命斗争，尽到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信誓旦旦地、呼天抢地地和大言不惭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中国大陆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万劫不复的困境。毛泽东闭关锁国的反动政治，给本来业已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加重了更大程度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统统地落空。漫长的二十多年的封闭、二十多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窝里斗”，其责任由谁来承担？难道是由毛泽东所豢养的所谓的“四人帮”来替人受过吗？毛夫人江青在审判她与她的同伙的“特别法庭”上直言不讳地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伤天害理、一切非人道的丑恶、凶恶、罪恶、邪恶行径的罪魁祸首，是一切杀戮、一切迫害所由发生的总根子，也毫无颖问，他必须为迟滞中国大陆的历史进步而与世界先进文明背道而驰的一切罪恶承担其不可推诿也推诿不了的重大的和首要的历史责任。
为什么对先进文明的发达国家实行封闭政策而对落后蒙昧非文明的国家实行开放？其口口声声所强调的“国家利益”究竟何在？其动机究竟是什么，其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任何好处了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只能是负面的。
所谓的“国家利益”，是毛泽东的山大王的心理在作祟，是他想成为贫弱国家的草头王。此外无他。
其动机，就是率领所谓“第三世界”里的国家和人民与文明的历史潮流相抗衡，就是想以螳臂挡车的可笑之举试图阻碍作为现代化固有内容的世界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其目的就是搞它个“天下大乱”。既与他人无利，也从中混不了什么油水，总之几乎是毫无任何良好目的性的荒唐之举。
中华民族自我封闭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之久，发展到毛泽东时代，此种表现尤其恶劣，这不能不造成中华民族普遍的贫困、落后、愚昧、无知，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中国人固有的悲哀。凡是懂得一点外语的，都有里通国外的嫌疑；凡是与外国人接触的，都要受到非法的盘问、指斥、关押；凡是“偷”听外国电台的，都要以“偷听敌台”论处，动辄打入大牢，要不就处以极刑；凡有海外关系的，都无端地受到排斥、污辱、诽谤，都要带有原罪意识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苟且偷生。什么人的尊严、什么人的权利，什么人的自由，都被统统地、毫不客气地同时也毫无保留地剥夺净尽。
用种种杀人不见血的和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人毫无道理地分成三、六、九等，国营的、大集体的、个体的，一级一级地从上到下成秩序地排列。国营的优越于大集体，大集体优越于个体，个体的也就根本不能当人来看待；无限期地扩大城乡差别的户口制度，粮食关系制度，使城里人与广大农民人为地画地为牢并且呈现出永远不可更改和不可位移之势；档案制度，以其非公开的极其秘密的和具有恐怖意味的运行方式紧紧地钳制住人的一切行为，甚至言论，甚至思想。人不但没有行动自由，更谈不上迁徙自由，而且没有也不允许有言论自由；人不但没有言论自由，更谈不上出版自由，而且也没有任何哪怕是些微的思想自由。思想的不自由并且为种种人为的划定而泯灭的所谓的“思想”，只能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匪夷所思的和荒谬绝论的指导，只能是在丧失了自主思想之后而形成的亦步亦趋的和奴性十足的思想。因而由于思想的被阉割、被蹂躏、被剥夺，人就象丧失了大脑功能的植物人一样，是不能称之为自主、自立、自为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格之人的。而这种丧失了自主自立自为的人格的人，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奴隶而已。现时代大量的层出不穷的奴隶，作为毛泽东思想这种皇权意志的追随者，作为社会主义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王朝的当之无愧的臣民，成为无恶不作的专制极权主义赖以生成和赖以苟活的范围广大的社会基础。呜呼！恶恶相环，相得益毒，此之谓也！此乃我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血肉横溢、泪水飘飞的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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