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 “三农”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成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专家学者探讨“农民‘压力集团’”可能性的议论也多了起来。他们认为，在我国的一切主要阶层中，只有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所以，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也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被“关注”、被“关心”，根本不可能构成什么“压力集团”。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改革总是能反映强势集团的利益和主张。而那些有益于农民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总是很容易被扭曲、变形。概言之，作为一个极为分散的、没有表达渠道的利益主体，长期以来缺乏自主组织，农民自身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仅仅依靠“三农”专家、开明领导人“恩赐”式的关注，农民的处境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
鉴于此，专家建议应允许农民成立各级农会，直至全国农会联合会，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替换名实不符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同时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着眼点是为农民争取利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看法和主张是否包含了决策层的某种意图在内，现在还无法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改革、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都不可能回避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个事实。如果长期以牺牲多数农民利益为代价，只顾少数强势阶层的利益，哪怕能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等待中国未来的，也将是一个高风险的、前途莫测的时代。
农民自古以来就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真正的自治组织。但历史上大多数的改朝换代都是揭竿而起的农民造成的。尽管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但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几乎都带有急风暴雨的特征，摧枯拉朽，血流成河，把整个社会翻了个跟斗。中国历史就依靠周期性的成王败寇保持平衡，辞旧迎新。其实，新的也是旧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提出，中国向来只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下等社会的革命”无非是农民求生存的革命，正因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没有表达自身利益的正常渠道。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整个社会除了倾听他们暴力的呼声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是以往的历史。
1949年的政权正是依靠农民起家的，一旦夺取天下，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一钉就是数十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出身的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发现了问题。他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难怪向来以农民代言人、“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雷霆震怒，把不知好歹、居然要为农民仗义执言的故交梁漱溟从此打入另册。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的症结都已暴露出来。李昌平──一个中共乡党委书记──发出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喊，引起了举国的共鸣，一夜之间仿彿成了9亿农民的代言人、新时代的明星。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也随之洛阳纸贵。但他只能含泪告别那片土地，告别农民，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是活的现实。在广大农村，实际上农民和基层官吏之间的利益冲突，已很难调和。单纯的经济改革，还能解决农民问题吗？
虽然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开始重视“三农”问题，但关于农会、关于农民“压力集团”的议论，迄今都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停留在专家学者的圈子里。在强势集团主导的改革进程中，在真正的政治改革启动之前，要指望农民能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无异于缘木求鱼。农民的“压力集团”，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将是农民之幸，也是中国之幸。（2003年7月14日）
──转自《民主论坛》www.asiademo.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