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一提起中国传统与自由市场的关系，差不多所有人就立刻大喊：中国文化不利于自由市场。中国传统重义轻利，妨碍经济发展，等等。我敢说，这些人其实没有学过历史，随便举几个例子吧：汉朝初年中国就有过私人发行货币的伟大尝试，中国人最早使用了纸币，中国的商人曾经垄断了东南亚一带的贸易。至于中国人对于自由市场理论的贡献，嘿嘿，翻一下《史记﹒货殖列传》或《平准书》，就不由你不佩服。因此，中外历史学家中，我最佩服司马迁，嘻嘻──也可能因为我跟他是老乡吧。
司马先生对市场的理解，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哉？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在一般社会中，人们确实是在追求财富和利益。司马先生对此未加以道德评论，他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自己会想尽办法改善自己的境遇，面对这一事实，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应该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当然，人并不是仅仅追求财富利益，他还有更高的追求，比如“礼节”、“荣辱”，德行。但人起码得具有一定的生活条件，才能够涵养出德行来。司马先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物质丰裕）而废于无（物质匮乏）。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物质财富与人的道德水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很多知识分子相信，富裕会使人沉溺于物质享受，而没有精神追求。其实，物质财富的富足与道德水平的高尚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同样是一种秩序的产物，即它们都是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自发的市场秩序的结果。这种秩序能够使每个人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知识、以最低廉的成本利用他人的知识（价格信号）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人们普遍地富裕，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这样的秩序也有利于塑造人们的精神。人们会发现，遵守基本的道德规则和法律，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决策、行动的成本。也即所谓的“廉贾归富”：越是讲究信用、遵守游戏规则的商人，越能够取得更大成功。一种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具有教化功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道德。
反过来说，既然“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也会有自己的私利考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同时对腐败行为建立严密的监督惩罚机制，让廉洁者能够得到好处，真正地实现“廉吏久，久更富”，则自然可以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
最有趣的是司马先生关于文人的议论。在司马先生看，文人也是人，那么，他也应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社会负责：“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作为一个男人，你如果养活不了自己和老婆孩子，还有何脸面活在人世。
对于智力并不下于常人的文人来说，这应该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司马先生也都给出了很好的主意：“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本钱，那就多出点力气，体力、智力都行；如果你有一点点积蓄了，那就要制订正确的策略；而如果你有一点笔钱，那最重要的就是发现、抓住并利用机会。
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确保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是进行思想、学术、写作的起码条件。古代的学者要么自己出身官宦富裕家庭，要么得到富人的财政资助。今天的学者则大多数进了大学、研究所，有政府或企业供养着，尽管不很富裕，但起码没有温饱之虞。因此，你如果自己是个学者，就该想办法进大学、研究所，或者进政府、企业，像爱因斯坦那样边到专利局上班边搞自己的研究，或者像米塞斯那样边给政府当顾问边做自己的学问。这样可以减少成为愤青的概率。
司马迁已经描述过文人中的这类愤青的形象：“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对此，司马先生的评论是：“亦足羞也”。不过，知识分子中却盛产愤青。他们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对自己总有太高的期望，凭什么那些智力不如他们的企业家挣得比他们多？但他们又鄙视商人的职业，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比他们高尚。同时，在市场中，他们认为高尚的东西，往往不如他们觉得粗苏的东西卖得好。总之，横看竖看不顺眼，于是，他们成了职业批判家，尤其是对市场深恶痛绝。
──《证券时报》，2003年7月20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