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9日讯】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有影响的媒体纷纷以显着的栏目报道了北京大学的改革。北京大学的改革，不可避免引起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北大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席特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北大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1989年的悲剧发生之后，北大的灵魂就被彻底阉割了。虽然有钱理群等少数人拒绝忘记的呼声，但是，他们的声音甚至没有得到青年的响应。多数北大学子用民族主义的大旗掩盖自己对专制淫威的屈服，用狭隘的功利主义麻醉了自己的良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北大历史上最荒唐的一页，那么，过去的十年，则是北大最缺少道义精神的一段历史。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多少与无知和幼稚有关。被激进思想俘虏的青年，并不想放弃自己的道义责任，而是错把毛泽东迷信为道义的化身。而六四之后的北大，许多人对平庸而又自私的江泽民曲意迎合，是很难仅仅用无奈来开脱的。
道义精神的堕落，加剧了北大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颓势。北大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大陆中国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不相称。好大喜功的大陆领导人，拨巨款要求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此次北大改革，即是在这个充满虚荣与功利主义的口号下发动的。
与功利主义的动机相一致，北大这一次改革的过程，也极具功利主义的色彩。负责起草改革方案的张维迎，借助媒体炒作，很快就使自己成为北大改革的象征性人物而大出风头，而应该对改革负责的北大校长反而让人感到态度暧昧。这不仅使北大的中青年教师产生了被突然袭击和出卖的感觉，而且，也让局内外的人士都对改革领导者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身在香港的甘阳，杀将进来，发表长文，代表利益受到冲击的北大中青年教师质问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甘阳虽然抢到了风头，却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因为，对于多数局外人来说，北大改革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大陆高等教育严重落伍于世界的主流，是不争的事实。而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则是大陆当局为一党之私，长期禁锢思想，压制学术自由，不许大学自治的结果。这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心里都非常明白的。问题是，大陆高等教育的困境不仅在于当局的保守，还在于教职员工的铁饭碗，令许多人的私利与改革相冲突。
张维迎等北大改革的策划者，试图利用大陆领导人好大喜功的心理，暗渡陈仓，首先抽掉铁饭碗这块重要的基石。这个策略能走多远，现在还很难肯定。但是，从目前舆论的活跃来看，北大改革已经打破了高教改革的僵局，又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被打开了。
北大改革的真正意义，其实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多少关系。我相信，没有多少人真相信北大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学自治的土地上，怎么会生长”世界一流大学”呢？
如果真能废除大学教师的铁饭碗，北大改革对大陆最积极的意义是大大削弱知识精英对国家的依附，这不仅为大陆的高教改革，也为大陆的政治和其他制度的改革，创造机会。
就北大本身而言，废除铁饭碗并不一定意味着新生。关键是引入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北大改革的策划者没有表明自己的真正立场。搞得不好，改革的结果是北大将在未来扮演一个反动的角色。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从甘阳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个危险的倾向。甘阳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甘阳显然意识到自己第一篇文章犯了螳臂挡车的错误。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不再纠缠北大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是要为未来的大学树起一面民族主义的旗帜，让改革后的北大作对抗西方文明的领头羊。我对中国知识精英玩弄民族主义越来越持警惕的态度。因为我认识到，许多人这样作的目的是维持大一统，维持少数人对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垄断。改革以后的北大知识精英，能够抵御垄断思想和文化市场的巨大诱惑吗？回顾历史，我为此而忧虑。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