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8月14日报导) 中国八十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劳动力怀着对新生活美好憧憬进城打工，在改变中国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大军。但在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框架内，城市民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常常受到忽视和侵犯，造成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
今年入夏以来，浙江省绍兴市中暑死亡三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室外作业的外地民工。民工在城市的境遇和权益问题再次成为海内外媒体和人权团体关注的焦点。
*城市民工倍受歧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城市打工的民工有一亿五千万到二亿多人，大都从事餐饮服务、装修建筑以及家务劳动等行业，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日益密不可分。但在仍然存在严重城乡差别的中国社会里，外地民工却属于城市里的“边缘人”或“等外居民”，他们的利益和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成为城市里最受歧视和剥削的弱势群体。
中国在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方面一直存在严重问题。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二千五百万工人在工作中长年接触有毒气体或在烟尘灰粉弥漫的环境中工作。每年因工作条件恶劣而中毒的事故超过一万件，因公负伤或死亡的工人更是不计其数。来自农村的民工在这方面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接受城里人不屑一顾的繁重、危险以及肮脏的工作，在类似二百年前西方工业革命初期作坊式的条件下谋生。
*每月工资拿到手难上难*
民工的雇主大都是地方私营企业主或个体包工头，他们常常利用民工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弱点，侵犯民工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拖欠民工本来就被压得很低的工资。官方中新社今年年初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在每四个接受调查的民工中，几乎有三个人在领工资时遇到麻烦。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哀求、谈判甚至动用恐吓手段是向雇主讨要工资的最好手段。近年来，每到中国新年前后，国内媒体都刊登因雇主拒绝按合同支付工资而导致民工以自杀相威胁的报导。据一项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报告透露，仅在珠江三角洲一地，每年就有至少一百个类似案件发生。
*户口政策导致民工毫无权益*
民工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城市户口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条文像一柄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威胁着他们在城市的生存权利。民工人手一册的“城市暂居人口证明”时刻提醒他们是城市里的“等外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其中子女上学是摆在绝大多数民工家庭面前最大的难题。大多数城市的中小学都拒绝接收民工子女入学，或者要求他们缴纳比城市居民子女高出许多的学费。
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高新认为，伴随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产生的城市户籍是目前民工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的根源。高新说：“户口制度的延续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导致那种印度才有的种姓制度在中国产生。无论在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城乡差别都不是一天就能取消的。城乡差别不能取消，我们刚才所讲的由于民工进城所导致的种种社会不公和对民工的盘剥、压榨，以及忽视民工生命和人权的现象就必然要发生，而且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高新进一步指出，城市户口制度使广大农民成了中国的二等公民，他们不具备城市工人所拥有的劳保、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在这种不平等的前提下，中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批民工进城，他们自然就成了以最大规模赚取利润为导向的雇主，尤其是私人企业主和个体包工头任意宰割的对象。
*民工被歧视问题难以解决*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民工地位不平等所导致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去年开始，在一些小城市进行取消城市户口的试点，试图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开始在部分大城市逐步取消歧视农民工的“城市暂住人口证明”的制度。但是高新认为，只要长期困扰中国的城乡差别问题解决不了，城市户口制度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不可能取消，因此农民工受歧视受迫害的状况还会长期存在。
*民工没有组织保护权益*
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席李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民工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的重心是发展经济，这就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如果农民工有农会或工会这样的组织，就会维护他们团体的经济利益，出现有组织的争取权利的活动。而中国政府非常担心这种有组织的行为，因此不允许外来民工建立这样的组织。如果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李强认为，在经济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以保护工人农民利益为己任的共产党政府已经不自觉地走向反面，日益成为所谓“经济精英”的企业主和资方的保护伞，这就必然要牺牲劳工的利益，而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工则首当其冲，成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中央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推出一些政策性的调整，改善民工的地位，但是在近期内不会容许农民工组建自己的工会组织。因此民工目前的境遇就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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