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9日讯】今年7月14日，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牟味刚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案。牟味刚是为自己的儿子牟朝阳提出行政赔偿的。两年前，当时牟味刚接到的通知是：儿子在广东因车祸死亡。痛哭失色的牟味刚夫妇从陕西老家匆匆赶到海丰，在得知儿子死亡的真相后，牟味刚休克了。
南方都市报8月8日报道﹐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一辆中巴起火，车上牟朝阳等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遇难，除一人尸体已被烧焦炭化难以断定死亡时间外，其他人均可确定是被活活烧死的。
是为“4· 9”事故。
由于近日法院受理了死者家属提出的国家赔偿案，这一从未在媒体公开披露的骇人事故因此浮出水面。
遣送车突然起火
2000年5月，四川南充的张小波被深圳一家有名的电子公司录用，2001年4月1日，他被警方以“三无”的理由收容，然后被送到了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简称收容站)。
4月9日，张小波坐上了一辆车牌号为粤ND0323的收容遣送车被送往广州。同车的牟朝阳也是在深圳被收容的，同样他也有固定工作。但在4月9日那天，他们一同走上了不归路。
负责遣送25名被收容人员的是海丰收容站的职工戴剑辉和巫允钦。上车时，戴剑辉随身携带了一副手铐，巫允钦则带了一支警棍和催泪剂。车子是当日上午9时40分从海丰收容站出发的，在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上午10时40分，开到深汕高速公路B线60公里处(在惠东县境内)时，车子突然起火了。2001年4月9日上午10时40分，也是法庭调查认定的最早发现起火的时间。
根据戴剑辉事后接受检察院询问时的讲述，当时他“闻到了尼龙烧焦的味道”。戴剑辉发现车厢里冒了烟。于是，他走到“侧拉门”前喊道：“是谁放的火？赶快自己灭掉，要不然就报警，把你们全部送到公安局去。”
侧拉门——生死门
这个“侧拉门”，是收容遣送车所特有的配置。
要说明的是，“粤ND0323”并不是普通的中巴，而是一辆经过改装过的“收容遣送车”。按照收容站一位姓郑的司机向海丰人民检察院介绍，这辆1998年10月购买的中巴在上牌之前，就按照站长施养鸿等领导的意思进行了改装：窗户上加上了不锈钢的栅栏。在车厢与驾驶室之间，加了一道不锈钢推拉开关的隔离门，也就是那道“侧拉门”。被收容人员上车时，先通过驾驶室，然后进入“侧拉门”后的车厢。
据法庭调查，在出发以前，巫和戴在站里对被遣送人员进行了安全检查。把人押上车后，巫允钦把“侧拉门”用挂锁锁上了，还用一条约1米长的松紧带把门固定绑紧。
这道“侧拉门”，正是25名被收容人员的生死门。
扑不灭的大火
戴剑辉说，他隔着“侧拉门”向被收容人员发出警告后，后车厢里只有几个人站了起来，但并没有听他的话，“此时火越烧越大，后车厢比较混乱”。
在减速行驶约100米后，司机施长成停下了车，拿了一支灭火器，和戴剑辉一起下车，跑到车右侧的窗口去灭火。由于车窗内扣式玻璃关着，无法打开，两人又返回车内，用灭火器从栅栏门上部往里喷。但是，“距离太远，加上里面的人都站起来往前涌，灭火器喷不到而灭不了火”。
于是，施长成又在车上找了把铁锤，打碎车门侧面的玻璃，用灭火器往里喷，但是“火势比较大，加上灭火器里所剩药剂不多，喷一下就喷完了”，此后施长成和戴剑辉又到路上拦车去求救。
当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姓邱的过路司机开车经过时，“看见了一辆正在着火的中巴”。据邱司机回忆，他经过的时候，看上去那辆车火并不是很大，但是烟却非常重，随即邱司机打电话报了警。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起火18分钟后，也就是10点58分，唯一有手机的施长成才打电话向站长施养鸿报告此事。可能是因为信号不好，电话断了，施又打了一遍才打通。据说，施在电话中作了三项指示：灭火、开门、报警。
在得到指示时，巫允钦已经松开了松紧带，并打开了侧拉门的锁头，但是此时“火猛烟浓，被遣送人员往侧拉门挤”，侧拉门已经拉不开了，在烟火延伸至驾驶室以后，他们放弃了抢救。
11点左右，惠东县公安局消防中队先后收到了邱司机和施长成的报警，称高速公路上有车辆起火，有20多人被困。消防队员是11时40分赶到现场的，发现车已经基本烧毁，可燃物也基本燃烧完毕，在车厢的前部，“堆叠有许多烧焦的尸体，大量浓烟从窗口往外冒”。
到了12点10分，残火被扑灭，25名被收容人员无一生还，被烧死的人中，多为不到30岁的年轻人，其中多人只有21岁。
处理责任人
25条人命！为了证实死者的身份，调查组当时还动用了DNA鉴定技术，随后通知了死者家属。
关于起火的原因，调查组最后认定的是：由于坐在车后室内右侧后数第二排的“三无“人员纵火，引燃了车内可燃物所致。
2001年12月此案一审，2002年经过再审，巫允钦、戴剑辉分别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司机施长成是临时工，法定职责只是开车，不过，他后来在看守所中接受调查时，“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会看到被烧死的人”。
时任海丰县民政局局长的李新和副局长黎祥流受到了党政处分，海丰收容站的指导员黄希饶、遣送组副组长李铁南和李惠池被行政记大过。而收容站站长施养鸿，则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海丰收容站的运作
据收容站的一职工家属说，“出事以前，单位效益不错”。这个“效益”，除了一部分是财政拨款以外，主要来自于被收容人员的收费。施养鸿在询问笔录中说到，在实际执行中，他们一般向被收容人员收300元(和家属没有联系上的就会被送往广州遣送回家)，这笔“收入”一年高达百万之多，而且是“不上交的”。
家属申请国家赔偿
“4· 9”事故发生后，多数死者家属签订了《“4· 9”事故死亡人员善后处理协议书》，拿到了4万—5万不等的“补助”，离开了海丰(据海丰县委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由于当时个别遇难人员无法辨别身份，连DNA都鉴定不了，因此并非所有人都拿到了这笔“补助”)。
夏昌余同母异父的弟弟彭冬成也在“4· 9”事故中丧生。夏昌余拿了“补助”，不过，由他签字的善后处理协议书有别于他人。在左下角，夏昌余特别注明：此协议书在此案未结如处理与法律事实不符，我以后还可以得到法律的平等(原文如此)。夏昌余说，这个特别的注明，就是他为以后申请国家赔偿埋下的伏笔。
7月14日，海丰县人民法院下发了受理案件通知书，称已经收到“4· 9”事故9位遇难者家属诉汕尾市收容遣送站行政赔偿的起诉书，并决定立案审理。
黑龙江人贾海军也是“4· 9”事故的死难者之一。他是2000年10月来到深圳打工的，后来和几个朋友开了个送快件的公司。2001年4月初，他和那几个朋友在上街时一同被收容，一起送到海丰中转站。
不过，4月9日那天，只有他被送上了那辆“粤ND0323”的收容遣送车。“太背运了啊，把命都掉了啊”，贾海军的哥哥贾海江告诉记者，后来他来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在殡仪馆告别厅见了弟弟最后一眼，“不过全部用白布裹着，不能拨开，也不知他是否闭眼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