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0日】胡、温施政以来，对阶级专政仍抱幻想的人们对改良政治热中于内，将自己的脸蛋贴上了权贵们的冷屁股。一时间为“新政”叫好者有之，呼吁胡哥特赦者有之，高呼万岁者亦有之。改良主义者提出了诸如修宪建议、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反腐倡廉、国企改革等种种主张，甚至有学者建言宪法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应考虑换个说法，以及重新评价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网络言论呈现少有的热闹气氛。这当然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继宣传主管单位指示各媒体不得热炒修宪之后，台湾《联合报》又报导近日当局有旨重申“正确的舆论导引，是国家之福，错误的舆论导引，是害民之祸”，暗示民间舆论应有所收敛。在不啻当众给了改良主义者一记耳光，一言兴邦的初衷竟被斥为“害民之祸”。他们在困惑、彷徨之余有着失落感。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
《联合报》说关于修宪中央已有决定。这是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在一个病态社会里，一党独大的现象无孔不入，何况修宪这样的经国大事。在这样的社会里，宪法只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执政党当仁不让地包揽一切、定下基调，然后出于需要通报各民主党派，再走上神圣的大会堂鼓掌通过是历年的通例。何况，这次修宪原本就是为政治寡头的神像涂抹金粉，国之神器岂容那班迂腐置喙？宪法在专制社会本是可有可无的饰物，除了对于巩固专制统治有利的某些条款，其它规定公民各项政治、文化权利的条文当局从来就没有执行，也没打算执行。改良主义者希求政治寡头采纳他们的修宪建议，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其用心也苦，其结局也悲。
民国时期曾有过数次立宪、修宪活动。最早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民自定之”，政权未稳的国民政府给予人民以充分的尊重和完全的信任。孙中山说：“我们现在来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与人民，让他们自己去驾驭、驰骋。这种机器是什么呢？就是宪法。”这是何等地光明磊落和气宇宏大？就在袁世凯执政时间为制定正式宪法，北洋政府也广泛收罗各界人士，征集意见，发动民众，参与讨论，仅北京一地就成立了8家宪法研讨协会，召开会议达16次之多，邀请市民参与旁听，民办报纸也积极展开立宪讨论。这样的立宪至少在形式上使“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公理得到了充分体现。1938年国民参政会第4次大会上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业教育派提出了7个提案。这些提案包含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改革政治等敏感内容，得到国民政府部分采纳，未采纳部分政府也声明暂缓施行。这说明当时的政府是不敢公开宣布实行政党专政、阶级专政，规定一个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的。尽管他们的民主方式还不完善，民主进程有反复，但他们向民主政治迈进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下来。他们还不敢以种种理由狡辩民主政治不符合具体国情。
至于言论自由，清朝末年对于未经审批擅自开印的民间报纸仅止于罚款，而民国初期则连审批也不用，是彻底开放。到1913年全国民间报社已达500多家，到1937年达1,518家，私营通讯社也有520家。抗战时期的建国纲领第26条规定“在抗战期间如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充分之保障。”中共革命家陈云说过，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报社、刊物国民政府取缔一家，他们就再重新登记一家，与政府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说明只要不是反对三民主义和宣传推翻政府，言论是相对自由的。连共产党内部极左的王明也承认“民主自由已经开始有了，现在各党派可以公开活动，群众团体可以公开活动，言论出版的相当自由，政治犯的释放，不都是事实吗？”（1938年《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的演讲》）这是当时政治民主的最好旁证。而此时国难当头，抗战第一，稳定应该是压倒一切的，民主似乎是一种奢侈品。数十年来，别有用心的鼓动家把那样宽松民主的社会描绘成“黑暗年代”，就是在那个“黑暗年代”，不同政党和思想派别都能兼收并蓄，恰恰说明了当局有着把人民当作“国家主人”的诚意并始终在努力之中。
然而时间的流逝不等于时代的进步。时下的神州，政治寡头向人们灌输着一种声音，粉饰太平的谗媚之辞成为暴力机器不停运作的润滑剂。他们在塑造神像，同时制造一代社会主义新愚民，专制和愚昧这对连体怪物在他们看来灿若天仙。除了他们手中的“金喇叭”，琐呐、破锣一律不准发出声响。一个《不寐论坛》，数年内竟被封了30多次。央视新闻曾自豪地夸耀他们的节目在六大洲落地，至今却没有任何一家国外媒体的节目能落地大陆。就连香港凤凰卫视也对百姓禁止。人民的口舌、视听已被封堵殆尽。他们只剩下了生存权。从禁止媒体宣传修宪到指斥民间言论是“错误的舆论导引，是害民之祸”，充分表明权贵们对人民缺少起码的尊重和信任，只有对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都不能理直气壮的政府才会防民如防贼。这样的政府决不能代表文明、进步。这里的国民决不可能成为“国家主人”。这是当今世界极为罕见的政治气象。由此可见，特权阶级对腐朽的既行秩序已甘之若饴。由高度垄断的宣传机器所鼓燥的“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权为民所用”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华丽词藻只是一种无耻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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