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杜导斌：请让“出族、法外的人”回国

【大纪元9月3日讯】茉莉女士《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后，据说在海外引发一场争论。由于无法登录海外网站，参与争论者们的真知炽见我无缘看到。我所看到的是，在我将茉莉女士寄来的帖子转帖到本人主持的百问正义论坛后，10个跟帖中反对海外民运精英们回国的还没有一个。

众所周知，89年后，CCP对海外流亡人士的宣传口径一直是；这些无耻的人们全都脚踏学生们的鲜血，跑到花花世界里享福去了。流亡者们真的是主动逃跑的吗？诽谤也许会暂时蒙蔽一部分国人的心智，却无法长期掩盖事实。尽管开始几年中我也曾中过宣传的圈套，现在却再也不这样看待。前年和去年，王炳章、杨建利二位博士主动放弃在美国相当优渥的生活回来冒险，王若望先生病危之际嘴里不断念叨“想上海、想孩子”，只因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写悔过书的苛刻条件，结果客死他乡。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次又一次证实了流亡的人们回归祖国的急切心情。这些都是企图抹黑民运的宣传机器再也无法遮掩的事实。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海外的同胞们是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之所以不能回国，实出于当局的阻截，并非他们愿意流亡，或者畏惧归国。

流亡者们果真都是在海外享受吗？从近千年前的李白，杜甫，到百多年前的雨果，马克思，再到与我们前后同一时代的前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没有哪一个流亡（客旅他乡）者不彻骨怀念自己的故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流亡生活从来都是一部流亡者肠断异乡的伤感情史。茉莉女士在《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中刻画了自己作为一个流亡者的真实心态：“流亡者的心灵饱受失落感的折磨”，“‘流亡’往往意味着漂泊、流浪、彷徨、踯躅和徘徊。”对有国难归的苦痛，古今中外均有相同的认知。在古希腊，“因故流离而去其本土，不得参与家祀的引为重大的悲哀；如果被放逐，不能不离开乡邦，舍其坛火的，则为重大的罪责，仅次于死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版，第8页）远古大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出族、法外、失去坛火人的”就曾寄予过同情。虽然今日欧洲人的观念不同于古代，虽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我想，在承接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北美白种人的心目中，被迫的流亡，即使在今天，大概也不是什么幸运。

据茉莉女士文中披露，这两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私下做工作的方式，在邀请海外的人们回来。通过茉莉女士笔下的这些蛛丝马迹，我猜测，现在，北京也许终于明白，国家要进步，反对派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不管反对茉莉者们如何看待，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这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进步，应该给予善意的回应。在一个回帖中，我公开表明过自己对此事的意见：“能回国是好事，欢迎回来！国内即使再艰难，他们也总不会把自己请回的客人捉进去的。只是，不能一回来就都回来，也要有所防备。”我是衷心地、热烈地欢迎海外朋友们回国的。

当然，对于北京已经作出的姿态，在给予肯定之余，也要坚守某些原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民运人士们回国，不应该只是人身回国，更应该是事业回国。民运人士回来不是给谁当花瓶的。如果北京真的有邀请海外同胞回来的诚意，就应该公开承诺，允许他们回来从事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和中国现行宪法精神的政治活动。北京能否在现在这条让人称道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采取更加实际的举措，开放（或分步开放）国内的党禁言论禁，才是决定“出族、法外、失去坛火的”人们是否回来的根本条件。

2003年9月3日于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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