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7月23日和28日，我和您们之间友好地接触了两次。非常感谢！因为这是您们“给予我的机会”、“善意”（加引号表示出自您们的原话，而非讥讽）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让我看到了希望，也为之庆幸。
此处的希望和庆幸不仅仅针对我个人，也是针对这个国家。我相信，对待我这个令您们和您们的上级不大舒服者，处身于民主集中制下的您们目前所采取的善意的态度必有所自。虽然我的安全不是系于宪法，而是全系于您们和您们上级的一念之间这种状况让人感到不踏实──您们和您们上级的一念极可能违宪却还合法，说明法治离我还相当遥远。但是，我今天没有像文革中右派那样挨整，某种意义上说，也说明我的立场和观点得到了您们的理解──您们已经正式告诉我，能够理解我的观点和努力。我没有享受到专政机器的“严正”手段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国家的政治生态正在向文明演进。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赞赏的进步。我相信是人就有恶的一面，但人并非只会作恶，正义和善良潜藏于任何一个人的心底。包括掌控专制机器的人，和专制组织里掌握大局的人，也逃不脱人之为人的一般特性。只要良知和人性被唤醒，没有谁一定要将恶进行到底。
我们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多分歧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我是否应当在海外”敌对”刊物上发表文稿。对这个问题，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更因为不愿引起争论、破坏对话时良好气氛的关系，我故意略而未曾深谈。毫无疑义，这个根本的分歧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也不能
打马虎眼、难得糊涂地轻易放它过去的。那样的话，我的麻烦可能还会接踵而至。
我把讨论这个分歧的机会选择在今天，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您们也许会认为有所不妥。但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妥。我个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秘密。我们之间是工作关系，一种老鼠与老鼠的关系，而非猫与老鼠的关系，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公民与政府对话的过程本来就应该在阳光之下。
首先，我不同意我所发表文章的《大纪元》、《议报》、《民主论坛》、《北京之春》是敌对刊物。我这样判断的理由有6点：
（一）这些刊物没有哪一家公开或背后与大陆人民为敌。大陆是人民
共和国，不与人民为敌的刊物怎么说是与这个国家为敌呢？这
一点是敌对不存在的核心原因。
（二）这些刊物都对我非常友好，没有哪一家是我的敌人。从骨子里
说，我是自由主义者，崇尚立宪民主，服膺法治，对恶法之治
则主张通过非暴力不服从的途径予以改正──众所周知，所有
非暴力不服从者都遵守没有敌人的基本原则。我不与他们为
敌，他们亦不与我为敌，敌对刊物二字不知从何说起。
（三）我清楚，您们嘴里的敌对是以执政的共产党为本位的。我想，
在此您们有可能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而不自知。您们这样看待
上述4个媒体，是以下面的预设绝对成立为前提的：我们以他
们为敌，所以他们也必以我们为敌。在此我要告诉您们，这些
媒体里也许的确有人以共产党为敌，但不是我。既然这些刊物
里如今包括有接受不与共产党为敌的我（肯定还有其他人）的
人们，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敌对就未免失之片面。
（四）据我所知，主持这些媒体或在这些媒体中做骨干的许多人曾经
是共产党员，如郭罗基、刘宾雁等，还曾是共产党内的精英和
高级干部，对共产党应该存有深厚的感情。关于他们与大陆敌
对的说法，我从未见之于他们笔下（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倒是常常看到大陆的喉舌在不断地主动地与他们“敌对”。
（五）视他们为敌对的可能性还有一点，即喉舌一直视刘晓波、王丹
先生等为代表的89一代为敌人，王丹、刘晓波等人又与这些海
外媒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恨屋及乌地将媒体也视之为
敌。但我以为，89一代是爱国的，以刘晓波先生为例，他的脚
已经踏在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美国的土地上，听说国家出事，
义无反顾地立即赶回，而宁受囹圄之灾。倘若不是热爱祖国，
他是断断不可能做出这种义举的。试问那些口口声声热爱共产
党、实际上却处处拆共产党台子的蠹虫们，有哪一个能与之相
比？
（六）这些刊物都在美国，以美国为假想敌的人们便将它们也划入敌
人的队列。我对此确实不敢苟同。我要反问：美国怎么就一定
是中国的敌人呢？就算美国是敌人，美国的汉语民间刊物能否
代表美国？
其次，我的文稿为什么要选在海外发表、为何不能在国内发表？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我是玩政论的，国内的刊物对政治评论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也许说严密的封锁更恰当。拍马屁的国内到处有市场，但我天生不会溜须拍马。批评性的政论在国内极少有生存空间，可我天生就喜欢写批评。要我的东西在国内发表，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要嘛我得削足适履──如此痛苦，那还不如不写；要嘛刊物立即死翘翘──这方面例子太多。我的文字就好比一种特制鞋子，它的市场只在海外有，我能不能拒绝拿到海外去卖？不能！因为这样的话，我的独营公司只好关门。
──原载《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