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7月23日和28日，我和您們之間友好地接觸了兩次。非常感謝！因為這是您們「給予我的機會」、「善意」（加引號表示出自您們的原話，而非譏諷）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讓我看到了希望，也為之慶幸。
此處的希望和慶幸不僅僅針對我個人，也是針對這個國家。我相信，對待我這個令您們和您們的上級不大舒服者，處身於民主集中制下的您們目前所採取的善意的態度必有所自。雖然我的安全不是繫於憲法，而是全繫於您們和您們上級的一念之間這種狀況讓人感到不踏實──您們和您們上級的一念極可能違憲卻還合法，說明法治離我還相當遙遠。但是，我今天沒有像文革中右派那樣挨整，某種意義上說，也說明我的立場和觀點得到了您們的理解──您們已經正式告訴我，能夠理解我的觀點和努力。我沒有享受到專政機器的「嚴正」手段這件事本身，說明瞭國家的政治生態正在向文明演進。無論如何，這都是值得讚賞的進步。我相信是人就有惡的一面，但人並非只會作惡，正義和善良潛藏於任何一個人的心底。包括掌控專制機器的人，和專制組織裡掌握大局的人，也逃不脫人之為人的一般特性。只要良知和人性被喚醒，沒有誰一定要將惡進行到底。
我們的分歧也是顯而易見的。諸多分歧中十分關鍵的一點是：我是否應當在海外”敵對”刊物上發表文稿。對這個問題，當時因為時間的關係，更因為不願引起爭論、破壞對話時良好氣氛的關係，我故意略而未曾深談。毫無疑義，這個根本的分歧是不可能視而不見的，也不能
打馬虎眼、難得糊塗地輕易放它過去的。那樣的話，我的麻煩可能還會接踵而至。
我把討論這個分歧的機會選擇在今天，在這個公開的場合。您們也許會認為有所不妥。但我認為這沒什麼不妥。我個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秘密。我們之間是工作關係，一種老鼠與老鼠的關係，而非貓與老鼠的關係，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公民與政府對話的過程本來就應該在陽光之下。
首先，我不同意我所發表文章的《大紀元》、《議報》、《民主論壇》、《北京之春》是敵對刊物。我這樣判斷的理由有6點：
（一）這些刊物沒有哪一家公開或背後與大陸人民為敵。大陸是人民
共和國，不與人民為敵的刊物怎麼說是與這個國家為敵呢？這
一點是敵對不存在的核心原因。
（二）這些刊物都對我非常友好，沒有哪一家是我的敵人。從骨子裡
說，我是自由主義者，崇尚立憲民主，服膺法治，對惡法之治
則主張通過非暴力不服從的途徑予以改正──眾所週知，所有
非暴力不服從者都遵守沒有敵人的基本原則。我不與他們為
敵，他們亦不與我為敵，敵對刊物二字不知從何說起。
（三）我清楚，您們嘴裡的敵對是以執政的共產黨為本位的。我想，
在此您們有可能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而不自知。您們這樣看待
上述4個媒體，是以下面的預設絕對成立為前提的：我們以他
們為敵，所以他們也必以我們為敵。在此我要告訴您們，這些
媒體裡也許的確有人以共產黨為敵，但不是我。既然這些刊物
裡如今包括有接受不與共產黨為敵的我（肯定還有其他人）的
人們，將它們籠而統之地稱之為敵對就未免失之片面。
（四）據我所知，主持這些媒體或在這些媒體中做骨幹的許多人曾經
是共產黨員，如郭羅基、劉賓雁等，還曾是共產黨內的精英和
高級幹部，對共產黨應該存有深厚的感情。關於他們與大陸敵
對的說法，我從未見之於他們筆下（有可能是我孤陋寡聞），
倒是常常看到大陸的喉舌在不斷地主動地與他們「敵對」。
（五）視他們為敵對的可能性還有一點，即喉舌一直視劉曉波、王丹
先生等為代表的89一代為敵人，王丹、劉曉波等人又與這些海
外媒介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恨屋及烏地將媒體也視之為
敵。但我以為，89一代是愛國的，以劉曉波先生為例，他的腳
已經踏在千百萬人夢寐以求的美國的土地上，聽說國家出事，
義無反顧地立即趕回，而寧受囹圄之災。倘若不是熱愛祖國，
他是斷斷不可能做出這種義舉的。試問那些口口聲聲熱愛共產
黨、實際上卻處處拆共產黨台子的蠹蟲們，有哪一個能與之相
比？
（六）這些刊物都在美國，以美國為假想敵的人們便將它們也劃入敵
人的隊列。我對此確實不敢苟同。我要反問：美國怎麼就一定
是中國的敵人呢？就算美國是敵人，美國的漢語民間刊物能否
代表美國？
其次，我的文稿為什麼要選在海外發表、為何不能在國內發表？這個原因其實非常簡單，我是玩政論的，國內的刊物對政治評論都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也許說嚴密的封鎖更恰當。拍馬屁的國內到處有市場，但我天生不會溜須拍馬。批評性的政論在國內極少有生存空間，可我天生就喜歡寫批評。要我的東西在國內發表，只會產生兩種結果，要嘛我得削足適履──如此痛苦，那還不如不寫；要嘛刊物立即死翹翹──這方面例子太多。我的文字就好比一種特制鞋子，它的市場只在海外有，我能不能拒絕拿到海外去賣？不能！因為這樣的話，我的獨營公司只好關門。
──原載《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