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8日讯】在线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西方媒体看中国节目。我是周力，我是思明。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上周访华期间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使这个本已十分敏感的议题再次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自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政策，人为地将人民币兑美元限定在8.27-8.28元的区间内。
Bbc九月二日报导了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对此做出的评论，认为人民币低汇率低估了币值40%，使中国的出口享受到不公平的优势，而使进口美国货变得昂贵，造成了美国工厂的失业。许多美国公司对于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不力而不满。数位美国重量级政治人物,包括将角逐明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柏曼一直以这一问题以及对美国劳工负面影响为焦点。Bbc引用外界评论认为，在经济议题上备受抨击的布什，为了竞选连任，争取民心，把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摆出一副强硬态度。但布什同时也不想激怒在化解朝鲜核危机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白宫首席发言人麦克莱伦表示，虽然中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的最新会谈没有取得进展，华盛顿方面将继续游说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中国方面虽然同意实施灵活的货币制度是长远发展目标，但并没有承诺什么时候开始推行。
九月四日泰晤士报经济版对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两天的北京之行分析认为，斯诺同中国方面的会谈使他得到了急需的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经济上的胜利。分析文章说：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北京的微笑攻势终于获得了北京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一个比较妥协性的回应。但斯诺所说的任何’突破’都缺少实质上的内容。金融时报也认为斯诺的良好感觉恐怕是一厢情愿。外交人士指出，斯诺访问北京的结果很可能使美国制造商失望。
自从河南艾滋病蔓延的消息曝光以来，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的持续关注。据Bbc报导，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 9月3日发表了一份94页的报告，指称中国掩盖爱滋病的真相，而且中国的医院拒绝诊治爱滋病人，使他们得不到适当的照顾。
报告指出，歧视性的行政做法及法规、言论自由受到镇压和社会对爱滋病人的偏见加深了中国的爱滋病危机。这份题为《上了锁的门户：住在中国的爱滋病人和HIV病毒携带者的人权》94页的报告据信采访了包括爱滋病人、警察、吸毒者、北京、云南和香港的爱滋病工作者等共30多人。
报告还指出，中国警方把吸毒者送到戒毒中心，但强迫他们无偿劳动，制造一些小饰物卖给游客。一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因此而没有公开自己的问题，使中国政府更难打击爱滋病。人权观察得到的中国官方材料说，在河南等七个省份的献血者感染爱滋病的比例为4%至40%不等。这七个省分的总人口达到4.2亿，意味中国爱滋病人的真实数字远高于中国政府承认的100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指责国际人权组织”根据一些不实的材料无端地指责中国”，并坚称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妥善救治爱滋病人。孔泉在星期四（9月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有关”人权观察”组织要求中国对河南爱滋病情况进行公开全面调查时作出以上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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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因为在2002年底掩盖萨斯病传播真相，未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导致疫情泛滥，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现在，表面上可怕的梦魇似乎已经过去，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那么，这一切真的已成记忆了吗？
德国明镜周刊9月5日发表文章指出, 今年上半年肆虐一时的萨斯瘟疫虽已暂时受到控制, 但世界有关机构正在防备新一轮萨斯的到来. 另外, 在中国南方菜市上出售的果子狸等动物现在越来越被认为带有萨斯病感染源. 而这类动物近来又重新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
文章说, 当5月份萨斯高潮时生物学家第一次发布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用来食用的果子狸是萨斯病源的携带者时, 很多学术界人士还对此表示怀疑. 现在专家们已普遍接受了这种看法. 研究人员分析了一种中国南方菜市场上出售的果子狸所携带到病毒, 并将其与人的萨斯病毒进行比较, 发现这两种病毒非常类似. 专家认为,必须进一步监控及分析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的动物所携带的感染源, 以取得更详实的研究依据.
现在萨斯虽然暂时受到控制, 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警告说最晚到11月份中国天气冷下来时, 此病可能又死灰复燃.
而中国当局对动物交易的不加约束也使专家们深感忧虑. 因为中国虽一度禁止了54种嫌疑动物在菜市出售, 而几周前这一禁令已被撤销.
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没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当人们试图传播不同于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思想时，往往会成为强权下的牺牲品。他们会被冠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罪，或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或被驱逐出境，有家难回。有时连西方媒体的记者也难以逃脱类似的命运。
史蒂芬─马修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在8月26日华盛顿报撰文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文章中说，我在1980年前往中国时曾和中共当局发生过冲突。我被单独囚禁在偏远的贵州省一家宾馆里，那里的资深警官控诉我违反外国人旅游条例。他们无止尽的要求我写下承认犯错的声明书，我因拥有合法的旅游许可证而拒绝签署。后来对方明确告诉我，若我不签呈承认书就不放我走。
当讲到他的同行朋友泰里尔的遭遇时，史蒂芬─马修写到. 泰里尔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既1992年前往中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中国民运领袖之一沈彤(音译)。在一次和国外记者在北京会面的前夕，沈彤被抓，留下泰里尔向国外记者说明沈彤被捕情形，他因此也被以“非法集会”罪而被逮捕，他被告知只要他承认罪行，他就可被驱逐出境.
基于以上遭遇, 史蒂芬─马修引用泰里尔在他的“新的中华帝国”一书的评论说:那么为什么他们刑询逼供，非得要你写下“认罪书”呢？ 在“新的中华帝国”一书中，泰里尔尖锐地指出“有中国共产党存在，就有‘认罪书’的存在。‘认罪书’可证明高阶当局的绝对正确性。一般民众一遍遍地写认罪书所表达出的无助，正好满足了那些政治领袖们的政治使命感。每一次的声明书都包含了不真实性，就像我的1992年中文版的声明书。中国共产党便是建立在这如山的谎言之上。
听众朋友, 我是周力，我是思明,又到了我们西方媒体看中国节目向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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