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9日讯】残废人罗永忠不只是一个勇士，还有着深刻的反思。
一、“反党救国”这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一个思考。
所谓思考：不仅表达了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还能经得起思维规则的证明，各成分不含矛盾，处在必然的联系中。口号不仅是人的要求，重要的是这个要求还是语义的严密联系中的，而这个语义又是处在周围环境中，与环境相符合的。
一个口号只要有“想”就成了，“想”只使用意志。但“思”不行，“思”不只对着对象，还要对对像做出还原—-“想”是意志，“思”是求证：知道对象是什么，怎么样，处在怎样的联系中。
我们当代人常常说的“思想”，其实就是“思”。
罗永忠提出“反党救国”，是一个口号，但它符合上述条件，因而是一个思想。
就是说罗永忠是从求证的角度上，不纯是由着正义感情的鼓励提出它的。他理解这一语义各个成分，并且意识这些成分间的因果联系。
这一联系是：“党”与“国”都是名词—-都是实际对象。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不同的两类事物，分属两个世界：党，是主观世界的，是人造事实；国，是客观世界的，是地球这个物体上的一定局部，天然事实。
由于分属两个世界，在语义中就是两个构成成分，在整体语义中处于不同地位：前一个成分是原因，人的主观努力，它的存在是为了对后一成分发生作用；而后一成分是客体，只能受作用。就是说若不出于后一成分对作用的需要，前一成分根本没有形成的可能：救国或治国是目的，党是条件—-“党”是用来“救”或“治”的。可见，“党”的存在的合法性不是从它自身能获得的，而是由国对秩序的需要引起的。“党”是受到拥护还是反对就由国家秩序的状态来赋予：社会的状态不能为国民提供安全与福祉，秩序不与国家意志的期望相一致，社会所呈显的总是事在意外，意志的实施所引发的后果不在它的方向内。秩序的状态揭示对它发挥作用的要素—-国家意志的失效；或国家意志与被作用对象的性质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被作用对象的性质重新选择相符合的作用力量。
中国社会的失控所支持的是：作用中国的那个力量不符中国国情，是人性的对抗力量，当然得予以更换！更换包含打倒。这个概念还揭示：无论是在“反党救国”这一特定意义上，还是只考察国家与政党的一般关系上：“党”都是做为对国家发生作用的力量，而“国”是做为一个客观独立的事实在那里的。因此，“国”是绝对对象，而“党”只有在其成员使用某一共同意志的条件下才成立。“反党”无非是说这一意志做为对“国”发生作用的力量是无效的，是负效用的，另换一个意志吧！
因而，反“党”反的只是一个特定心灵，具体意志，并不是对客观世界任何对象的反对，敌视。
“反党”做为行为是被“党”这个概念先天地包含着的—-“党”本来就只是个意志，意志是用来发动、规范行动的，因此，意志要么相同，要么相交，要么相反，相反的也就是相针对的，相交的只是部分间针对的。因此，颠覆或“反”是意志的一种原有之意。是意志的本色。
那么，“党”就是一个用来反对人家，又被人家所反对的心灵形式。不是用于反人家它又怎么形成呢？它又哪来的力量呢？它又对着什么来发生力量呢？
罗永忠的话还证明他深刻认识到“可救”的只有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可救的只能是“人”或者“国”；客观世界上原本无“党”，客观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你救它，它也还是没有。“党”的生成是为了对“国”的“救”或“治”，“党”不是为了“被救”才形成。它也没有空间性、物理性。“党”，任何的党，生来都是为着“反”或颠覆；去颠覆人家或被人家颠覆。
罗永忠看到了只要有意志，并且在许多意志的条件下，相“反”，相颠覆就是一种必然，不能避免，决不是主观的选择。意志若不“反”还叫意志吗？“党”既然是一个意志，它若不“被反”哪里还有生命力？
二、别让自己的思维犯“永动机”错误
理论的探索不允许混淆，所以要讲清：“国”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被判为心灵事实，郭罗基老在《论人权与主权》中引用哈维尔总统的话说“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就把国家看成心灵事实。须知郭先生是在不同于罗永忠的语境里说这话的，这是两个逻辑场，并不对等。罗永忠语境的条件是“党”—-党是纯粹心灵事实，以纯粹心灵为参照系，国家当然是自然客体；哈维尔语境的条件是“人”，人是不容商量的自然事实—-哈维尔的“上帝”是造物主—-大自然，以纯粹自然物质为参照系，“国”里就涵有人的商量—-是人的共同承认，当然是人造事实。虽说国的地域性是纯粹自然，但把这一自然事实承认为“国”的却是人的心，否则它只是地球上的一块。所以说哈维尔的话正确。罗永忠语境里的“党”，虽说成员是自然事实（人），但在说“党”的情况下，完全是指用来集结或网络人众的那个“号召、宗旨或主张”，并不说人的自然品性。
阅读罗永忠先生的议论，体会到：他所仗的是斗士心态，发出的是呼吁，其文简炼、明快、刺激，像是情绪（当然含有），但明显的是：他不仅知道，明白自己说的话要干什么，更让人起敬的是他用的是一种求证立场，他的口号的各个部分在他的语义里是可以被知识所证明的。他要反的“党”，不是指孤立的“共产党”，而是指做为“国”的作用力失效的一种力量的党，它发挥的作用不是积极价值的，是负值。他是因为“党已经是腐朽的源泉，党是腐败维系的血脉，只有反党才能根治腐败的毒源！……”、“党是当今社会的万恶之源！是党在滋生着腐朽与腐败……”这些话可证罗永忠实际所要的是人类公正，实际要铲除的是丧失人类公正的那一社会力量。罗永忠始终把党当成主观的东西，把国当做不移的客体，把社会秩序的质量当作衡量“做为原因的党”对“国”这个不移客体相符程度的依据。罗永忠的口号，充满正义情感，他又是理解他的口号的，他所以理解，是建立在他的心态是从认识和证明的角度出发的。
因此他那些貌似情绪的口号，实则是出自认识与证明。
罗永忠了不起！
他阐明的是：作用力不存在被反对，作用力只有个正值还是负值关系。凡作用是积极价值的就绝对不会被反对；凡发生的作用是负价值，反对也就必在其中。社会力量是被拥护还是被反对，并不是行为者的故意，根据不在行为者，而在它作用力质量的必然性：
1、一个单位的酸加一个单位的酸，得到两个单位的酸；可一个单位的酸加一个单位的碱就什么也得到了。
2、我们吃下的食物，凡是符合生命需要的就被吸收，转化为维持生命的能量，凡是不符合生命的就被当成废物排泄。被吸收还是被排除不是我们意识的故意，而是食物自身的性质。
以上两例子，只是因为我们已有了意识，由于意识的可经验性，使我们只从经验出发而把这种体验当成了故意，其实它是生命运动的质量。
三、言者不仅要知道所言是什么意思，还得知道那意思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大多数议论都是出于这样的经验，有两个人的议论是分解和证明这类直接经验的，这两个人是张三一言和虚舟。对他们的文章，化点气力，非常必要，把他们的论述当成方法，套到经验内容上，再议论就不一样了。看样子王怡也能，只是他眼下在表达的还是直接内容。
罗永忠的文章略嫌粗率，但他是达意的：
作者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的意思，并且还知道这些意思是什么意思。
有许多文章，作者只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却不知自己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即行文不能达意。茅于轼老的文章就是这种情况，他把“全局皆输”移植到对宝马案公正审判的呼声上来，据从何出？他自己没想到：原背景里根本不存在个输赢关系；再说“怎么判都全局皆输”，那你就得指出一个在“怎么判”之外的“判”法，而他最后提出的还是“怎么判”之内的，他自己不断地陷他自己。他的文章的“怎么判都全局皆输”与“永动机”是同一个错误。
人写文章，特别是说理文章，其叶必须长在小枝上—-小枝必须生在大枝上—-大枝必须长在树杆上—-树杆必须连在树根上，树根必须扎在大地里。茅老先生的文章不只是立场有错误，主要的是他思路不清，逻辑关系混乱，不知在等价里才允许作比较，他脑子里就没有“等价值”这个观念，没有形式的章法。
如果能研究地来看张三一言、虚舟文章，那成色可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叙述了一个事态，表达了一个要求，传达出一个意思；重要的是他们有叙述进程，叙述进程中的各环节是处在严密联系中，各环节又都在更基础的背景里获得了还原，互相间又彼此照应，你看不到诸环节间的冲突，他们的文章不自设陷阱。
毛泽东思想的陷阱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内部，而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体系（如何制胜之术）不能被还原到人的社会存在这个本质里，毛泽东思想与人是什么这个更大背景相矛盾。毛泽东思想在他的体系内的运用是成功的，但不一定是真理的，在放进人的生存这个大背景里就是失败的。这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在自己的目的不发生，服从目的，自己围绕实现目的而取的步骤若相符，则可以是成功的要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保证步骤路线符合目的还很不够，还必须让目的符合生命的本质。毛泽东思想的困难就是它不能还原回人本中。
至于邓小平他只管活动，他的目标是硬性的，具体的，他不懂思维也不运用思维原则，他不建立思维原则，而只提目标，要他保证思维合法那是枉然。
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个什么意思，但不知道这些意思是什么意思最典型的例子是江泽民，还有胡锦涛。江泽民既没意识什么是“代表”，也没意识什么是“党”，更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生产力”有无先进与落后；不懂什么是“先进”；不懂什么是“正气”、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寻”。他只直观地知道他的“三讲”、“三代”、“四言”、“五句话”要的是什么，却不知道他所要的这些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处在与什么的怎么样的联系里。
胡锦涛在思维的周密度上半点也不比江泽民条理，只是他个性正常。有无勇气自己来撕碎自己的党，不在于承不承认自己的党是坏蛋，而在于能把自己的党放进人性这个绝对背景里透彻地给予求证。能毁党的人物必须是那种把党还原进它的绝对背景中用背景标准来考察和思维“党”的人；能毁党的人是那种在任何条件下都始倾向于对更大背景承担责任的人。胡锦涛还没有对更大背景的意识，不知道人本才是一切原则的绝对背景，这就是大智，他没有这个大智哪来的大勇？
从目前的阵势来看，共产党里只有一个小人物在思考上具有这一特征，从绝对大背景出发来思考实践，思考他们的党、政权；其思总是闪灼着一种对实践责任破坏大背景的焦急，滋长着对大背景的责任，但他只是一个棋子，其智勇没有相匹配的势能，发挥不出推动全局的作用，他是潘岳。
分析“六四密件”，能看出不仅懂得自己说的是什么，还懂得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的，只有赵紫阳、李瑞环（只说《北京之春》发表的那一小部分）。赵紫阳敢于拒绝邓小平，也是他要对他的党负责，但他意识到党不是最大的绝对的价值，党是成就在一个更大背景更大价值之上的，在党价值与这个背景价值冲突的条件下，他便决然地选择对这个背景负责。现在看到的关于赵紫阳一些更历史史料，与邓小平最初的相识；广东的土改、剿匪、养猪、恢复生机、四川的工作—-是由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心态发掘的不同的活动片断，所证明的却都是—-他是一个不自觉地就倾向于对能还原目标的那个大背景负责的人。他能这样地实践，未必有这样的觉悟。赵紫阳具有思想家的特质，却不是学问家，他思想的优势未得到尽致。如赵紫阳有学问，则他有可能会果决。老邓就是另个样了。
罗永忠不是反党，是“党”所发挥的作用消极、恶劣、破坏，是党反罗永忠们，那么，罗永忠当然得出了应该更换—-人类思维又不是只能产生一个主张，一个意见，把党灭了又不伤它的成员一根毫毛。罗永忠的“反党”实是废除对社会产生破坏力的那个意志。罗永忠的正义、善良、英勇、和智慧都凝聚在他的：
“反党救国”这个大无畏的呼喊里！
四、并不是胡锦涛一个人握拳庄严宣过誓
人家普京、谢瓦尔德纳泽、连叶利钦都握紧右拳与头相平，庄严宣过誓，我能告诉胡锦涛的是：入党宣誓是庄严，但只是庄严的撒谎！所以粉碎了苏共并没妨碍他们继续享受生命！从而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中共崩溃，也不会让胡哥心痛得睡不着觉！甚至将来的民主政府聘请温家宝出来协协助什么的，他也不至于会为难。看得出温二哥有一些对背景负责的倾向。“党”本来就是个虚无嘛！邓小平不是也说“务务虚”吗？
党是虚的，一个虚东西不砸了它还等什么？！
罗永忠的口号还可以反证：即只要国家的现状不是理想的，不能向国民提供安全与福祉，就证明指导国家活动的那个力量是不相适的，就应该调整的，调整也就是废弃。可贵的是罗永忠看到了：只有客观的实在的东西才有个被救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切真实的存在有其相应的秩序，当它丧失了相应的秩序的情况下，处在其中的成员的正常存在就不能保证，而人的存在既是“上帝”的创造，他们的存在的秩序当然也是“上帝”的命意，所以才有一个恢复这个秩序的问题—-因为不恢复人就不能正常生存。只有对客观的东西才存在着一个救的问题。给毛泽东给邓小平治病也是给人治，不是给党治。一个党死了无碍于它的全体成员，但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再也不能逆转了。
罗永忠的“反党救国”是指出了“中国”，地球上的这块真实地面，在这地面上讨生活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因为作用它们的那一主观力量发生的作用，陷他们于没有安全、没有生路的状态，要活下去就只有更换那发挥作用的力量—-寻找一种更恰当的原因，更适合的力量—-那就是还政于民，主权在民。
只有反党！
反党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共产党不死，我就不停止这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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