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殘廢人羅永忠不只是一個勇士，還有著深刻的反思。
一、「反黨救國」這不只是一個口號，還是一個思考。
所謂思考：不僅表達了一個可以被理解的意思，而且這個意思還能經得起思維規則的證明，各成分不含矛盾，處在必然的聯繫中。口號不僅是人的要求，重要的是這個要求還是語義的嚴密聯繫中的，而這個語義又是處在周圍環境中，與環境相符合的。
一個口號只要有「想」就成了，「想」只使用意志。但「思」不行，「思」不只對著對象，還要對對像做出還原—-「想」是意志，「思」是求證：知道對象是什麼，怎麼樣，處在怎樣的聯繫中。
我們當代人常常說的「思想」，其實就是「思」。
羅永忠提出「反黨救國」，是一個口號，但它符合上述條件，因而是一個思想。
就是說羅永忠是從求證的角度上，不純是由著正義感情的鼓勵提出它的。他理解這一語義各個成分，並且意識這些成分間的因果聯繫。
這一聯繫是：「黨」與「國」都是名詞—-都是實際對象。但從根本上說它們是不同的兩類事物，分屬兩個世界：黨，是主觀世界的，是人造事實；國，是客觀世界的，是地球這個物體上的一定局部，天然事實。
由於分屬兩個世界，在語義中就是兩個構成成分，在整體語義中處於不同地位：前一個成分是原因，人的主觀努力，它的存在是為了對後一成分發生作用；而後一成分是客體，只能受作用。就是說若不出於後一成分對作用的需要，前一成分根本沒有形成的可能：救國或治國是目的，黨是條件—-「黨」是用來「救」或「治」的。可見，「黨」的存在的合法性不是從它自身能獲得的，而是由國對秩序的需要引起的。「黨」是受到擁護還是反對就由國家秩序的狀態來賦予：社會的狀態不能為國民提供安全與福祉，秩序不與國家意志的期望相一致，社會所呈顯的總是事在意外，意志的實施所引發的後果不在它的方向內。秩序的狀態揭示對它發揮作用的要素—-國家意志的失效；或國家意志與被作用對象的性質不相符合。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根據被作用對象的性質重新選擇相符合的作用力量。
中國社會的失控所支持的是：作用中國的那個力量不符中國國情，是人性的對抗力量，當然得予以更換！更換包含打倒。這個概念還揭示：無論是在「反黨救國」這一特定意義上，還是只考察國家與政黨的一般關係上：「黨」都是做為對國家發生作用的力量，而「國」是做為一個客觀獨立的事實在那裡的。因此，「國」是絕對對象，而「黨」只有在其成員使用某一共同意志的條件下才成立。「反黨」無非是說這一意志做為對「國」發生作用的力量是無效的，是負效用的，另換一個意志吧！
因而，反「黨」反的只是一個特定心靈，具體意志，並不是對客觀世界任何對象的反對，敵視。
「反黨」做為行為是被「黨」這個概念先天地包含著的—-「黨」本來就只是個意志，意志是用來發動、規範行動的，因此，意志要麼相同，要麼相交，要麼相反，相反的也就是相針對的，相交的只是部分間針對的。因此，顛覆或「反」是意志的一種原有之意。是意志的本色。
那麼，「黨」就是一個用來反對人家，又被人家所反對的心靈形式。不是用於反人家它又怎麼形成呢？它又哪來的力量呢？它又對著什麼來發生力量呢？
羅永忠的話還證明他深刻認識到「可救」的只有客觀世界中的事物，可救的只能是「人」或者「國」；客觀世界上原本無「黨」，客觀世界上原本沒有的東西你救它，它也還是沒有。「黨」的生成是為了對「國」的「救」或「治」，「黨」不是為了「被救」才形成。它也沒有空間性、物理性。「黨」，任何的黨，生來都是為著「反」或顛覆；去顛覆人家或被人家顛覆。
羅永忠看到了只要有意志，並且在許多意志的條件下，相「反」，相顛覆就是一種必然，不能避免，決不是主觀的選擇。意志若不「反」還叫意志嗎？「黨」既然是一個意志，它若不「被反」哪裡還有生命力？
二、別讓自己的思維犯「永動機」錯誤
理論的探索不允許混淆，所以要講清：「國」在有些情況下也可被判為心靈事實，郭羅基老在《論人權與主權》中引用哈維爾總統的話說「國家是人的產物，而人是上帝的產物」，就把國家看成心靈事實。須知郭先生是在不同於羅永忠的語境裡說這話的，這是兩個邏輯場，並不對等。羅永忠語境的條件是「黨」—-黨是純粹心靈事實，以純粹心靈為參照系，國家當然是自然客體；哈維爾語境的條件是「人」，人是不容商量的自然事實—-哈維爾的「上帝」是造物主—-大自然，以純粹自然物質為參照系，「國」裡就涵有人的商量—-是人的共同承認，當然是人造事實。雖說國的地域性是純粹自然，但把這一自然事實承認為「國」的卻是人的心，否則它只是地球上的一塊。所以說哈維爾的話正確。羅永忠語境裡的「黨」，雖說成員是自然事實（人），但在說「黨」的情況下，完全是指用來集結或網絡人眾的那個「號召、宗旨或主張」，並不說人的自然品性。
閱讀羅永忠先生的議論，體會到：他所仗的是鬥士心態，發出的是呼籲，其文簡煉、明快、刺激，像是情緒（當然含有），但明顯的是：他不僅知道，明白自己說的話要幹什麼，更讓人起敬的是他用的是一種求證立場，他的口號的各個部分在他的語義裡是可以被知識所證明的。他要反的「黨」，不是指孤立的「共產黨」，而是指做為「國」的作用力失效的一種力量的黨，它發揮的作用不是積極價值的，是負值。他是因為「黨已經是腐朽的源泉，黨是腐敗維繫的血脈，只有反黨才能根治腐敗的毒源！……」、「黨是當今社會的萬惡之源！是黨在滋生著腐朽與腐敗……」這些話可證羅永忠實際所要的是人類公正，實際要剷除的是喪失人類公正的那一社會力量。羅永忠始終把黨當成主觀的東西，把國當做不移的客體，把社會秩序的質量當作衡量「做為原因的黨」對「國」這個不移客體相符程度的依據。羅永忠的口號，充滿正義情感，他又是理解他的口號的，他所以理解，是建立在他的心態是從認識和證明的角度出發的。
因此他那些貌似情緒的口號，實則是出自認識與證明。
羅永忠了不起！
他闡明的是：作用力不存在被反對，作用力只有個正值還是負值關係。凡作用是積極價值的就絕對不會被反對；凡發生的作用是負價值，反對也就必在其中。社會力量是被擁護還是被反對，並不是行為者的故意，根據不在行為者，而在它作用力質量的必然性：
1、一個單位的酸加一個單位的酸，得到兩個單位的酸；可一個單位的酸加一個單位的鹼就什麼也得到了。
2、我們吃下的食物，凡是符合生命需要的就被吸收，轉化為維持生命的能量，凡是不符合生命的就被當成廢物排泄。被吸收還是被排除不是我們意識的故意，而是食物自身的性質。
以上兩例子，只是因為我們已有了意識，由於意識的可經驗性，使我們只從經驗出發而把這種體驗當成了故意，其實它是生命運動的質量。
三、言者不僅要知道所言是什麼意思，還得知道那意思又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大多數議論都是出於這樣的經驗，有兩個人的議論是分解和證明這類直接經驗的，這兩個人是張三一言和虛舟。對他們的文章，化點氣力，非常必要，把他們的論述當成方法，套到經驗內容上，再議論就不一樣了。看樣子王怡也能，只是他眼下在表達的還是直接內容。
羅永忠的文章略嫌粗率，但他是達意的：
作者知道自己說的那些話的意思，並且還知道這些意思是什麼意思。
有許多文章，作者只知道自己要表達的意思，卻不知自己所表達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即行文不能達意。茅於軾老的文章就是這種情況，他把「全局皆輸」移植到對寶馬案公正審判的呼聲上來，據從何出？他自己沒想到：原背景裡根本不存在個輸贏關係；再說「怎麼判都全局皆輸」，那你就得指出一個在「怎麼判」之外的「判」法，而他最後提出的還是「怎麼判」之內的，他自己不斷地陷他自己。他的文章的「怎麼判都全局皆輸」與「永動機」是同一個錯誤。
人寫文章，特別是說理文章，其葉必須長在小枝上—-小枝必須生在大枝上—-大枝必須長在樹桿上—-樹桿必須連在樹根上，樹根必須紮在大地裡。茅老先生的文章不只是立場有錯誤，主要的是他思路不清，邏輯關係混亂，不知在等價裡才允許作比較，他腦子裡就沒有「等價值」這個觀念，沒有形式的章法。
如果能研究地來看張三一言、虛舟文章，那成色可就不一樣了，他們不僅敘述了一個事態，表達了一個要求，傳達出一個意思；重要的是他們有敘述進程，敘述進程中的各環節是處在嚴密聯繫中，各環節又都在更基礎的背景裡獲得了還原，互相間又彼此照應，你看不到諸環節間的衝突，他們的文章不自設陷阱。
毛澤東思想的陷阱不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內部，而是毛澤東思想這個體系（如何制勝之術）不能被還原到人的社會存在這個本質裡，毛澤東思想與人是什麼這個更大背景相矛盾。毛澤東思想在他的體系內的運用是成功的，但不一定是真理的，在放進人的生存這個大背景裡就是失敗的。這就是因為：人的活動是在自己的目的不發生，服從目的，自己圍繞實現目的而取的步驟若相符，則可以是成功的要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只保證步驟路線符合目的還很不夠，還必須讓目的符合生命的本質。毛澤東思想的困難就是它不能還原回人本中。
至於鄧小平他只管活動，他的目標是硬性的，具體的，他不懂思維也不運用思維原則，他不建立思維原則，而只提目標，要他保證思維合法那是枉然。
知道自己說的話是個什麼意思，但不知道這些意思是什麼意思最典型的例子是江澤民，還有胡錦濤。江澤民既沒意識什麼是「代表」，也沒意識什麼是「黨」，更不知道什麼是「文化」，「生產力」有無先進與落後；不懂什麼是「先進」；不懂什麼是「正氣」、什麼是「政治」、什麼是「學尋」。他只直觀地知道他的「三講」、「三代」、「四言」、「五句話」要的是什麼，卻不知道他所要的這些意思的意思是什麼，處在與什麼的怎麼樣的聯繫裡。
胡錦濤在思維的周密度上半點也不比江澤民條理，只是他個性正常。有無勇氣自己來撕碎自己的黨，不在於承不承認自己的黨是壞蛋，而在於能把自己的黨放進人性這個絕對背景裡透徹地給予求證。能毀黨的人物必須是那種把黨還原進它的絕對背景中用背景標準來考察和思維「黨」的人；能毀黨的人是那種在任何條件下都始傾向於對更大背景承擔責任的人。胡錦濤還沒有對更大背景的意識，不知道人本才是一切原則的絕對背景，這就是大智，他沒有這個大智哪來的大勇？
從目前的陣勢來看，共產黨裡只有一個小人物在思考上具有這一特徵，從絕對大背景出發來思考實踐，思考他們的黨、政權；其思總是閃灼著一種對實踐責任破壞大背景的焦急，滋長著對大背景的責任，但他只是一個棋子，其智勇沒有相匹配的勢能，發揮不出推動全局的作用，他是潘岳。
分析「六四密件」，能看出不僅懂得自己說的是什麼，還懂得所說的話的意思是什麼意思的，只有趙紫陽、李瑞環（只說《北京之春》發表的那一小部分）。趙紫陽敢於拒絕鄧小平，也是他要對他的黨負責，但他意識到黨不是最大的絕對的價值，黨是成就在一個更大背景更大價值之上的，在黨價值與這個背景價值衝突的條件下，他便決然地選擇對這個背景負責。現在看到的關於趙紫陽一些更歷史史料，與鄧小平最初的相識；廣東的土改、剿匪、養豬、恢復生機、四川的工作—-是由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心態發掘的不同的活動片斷，所證明的卻都是—-他是一個不自覺地就傾向於對能還原目標的那個大背景負責的人。他能這樣地實踐，未必有這樣的覺悟。趙紫陽具有思想家的特質，卻不是學問家，他思想的優勢未得到盡致。如趙紫陽有學問，則他有可能會果決。老鄧就是另個樣了。
羅永忠不是反黨，是「黨」所發揮的作用消極、惡劣、破壞，是黨反羅永忠們，那麼，羅永忠當然得出了應該更換—-人類思維又不是只能產生一個主張，一個意見，把黨滅了又不傷它的成員一根毫毛。羅永忠的「反黨」實是廢除對社會產生破壞力的那個意志。羅永忠的正義、善良、英勇、和智慧都凝聚在他的：
「反黨救國」這個大無畏的呼喊裡！
四、並不是胡錦濤一個人握拳莊嚴宣過誓
人家普京、謝瓦爾德納澤、連葉利欽都握緊右拳與頭相平，莊嚴宣過誓，我能告訴胡錦濤的是：入黨宣誓是莊嚴，但只是莊嚴的撒謊！所以粉碎了蘇共並沒妨礙他們繼續享受生命！從而可以肯定不久的將來中共崩潰，也不會讓胡哥心痛得睡不著覺！甚至將來的民主政府聘請溫家寶出來協協助什麼的，他也不至於會為難。看得出溫二哥有一些對背景負責的傾向。「黨」本來就是個虛無嘛！鄧小平不是也說「務務虛」嗎？
黨是虛的，一個虛東西不砸了它還等什麼？！
羅永忠的口號還可以反證：即只要國家的現狀不是理想的，不能向國民提供安全與福祉，就證明指導國家活動的那個力量是不相適的，就應該調整的，調整也就是廢棄。可貴的是羅永忠看到了：只有客觀的實在的東西才有個被救關係—-因為它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一切真實的存在有其相應的秩序，當它喪失了相應的秩序的情況下，處在其中的成員的正常存在就不能保證，而人的存在既是「上帝」的創造，他們的存在的秩序當然也是「上帝」的命意，所以才有一個恢復這個秩序的問題—-因為不恢復人就不能正常生存。只有對客觀的東西才存在著一個救的問題。給毛澤東給鄧小平治病也是給人治，不是給黨治。一個黨死了無礙於它的全體成員，但一個人死了就是死了，再也不能逆轉了。
羅永忠的「反黨救國」是指出了「中國」，地球上的這塊真實地面，在這地面上討生活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因為作用它們的那一主觀力量發生的作用，陷他們於沒有安全、沒有生路的狀態，要活下去就只有更換那發揮作用的力量—-尋找一種更恰當的原因，更適合的力量—-那就是還政於民，主權在民。
只有反黨！
反黨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共產黨不死，我就不停止這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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