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
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史达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触及人们灵魂”、“改造人们世界观”，“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称呼就容易理解，并且也就十分贴切了。
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构想中，“毛泽东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导，又是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将变成无私新人，通过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将把官僚集团置于看管之下，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囊括这几层关系的组合，才是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设想所在，其他任何单一的强调都是不够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但就毛当时的具体操作而言，气魄之大和手笔之高都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明白，在权力体系和行政程式之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官僚集团化解于无形。为此，他必须首先超越官僚集团，并且打碎官僚体系。他靠什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时，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积累的资源就显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个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毛喜欢并且鼓励对他的个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相信也属于他深不见底的谋略之中一个部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在政治斗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赫鲁雪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41”，因此他“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42”。文革期间，他又向斯诺进一步解释了要搞个人崇拜的理由：“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43”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和中共党内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当年上海的中共书记柯庆施如此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4”对毛来讲，人民和党对他保持迷信，就没有人敢于和能够进攻他。反过来，他却可以把个人迷信作为对付任何敌手的强大武器，即使整个官僚集团都和他作对，他也可以使用这种武器去动员群众，把他们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共官僚集团重施“四清”时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阻碍运动发展。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门，向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挥舞红星军帽，以神谕方式授予年轻学生造官僚集团反的权力。上千万狂热追随他并且“誓死捍卫”他的红卫兵，只用短短几个月就把庞大的官僚集团冲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证明个人迷信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细回顾，当时被人认为难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诞的“大串联”，不惜物资停运，让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地任意游走，食住行全部免费，在正常思维中只能视为胡闹。当时的周恩来摆出各种理由表示串联给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压力太大，而毛却毫不在意地告诉周这才是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接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 45”对毛而言，千万初生牛犊般的红卫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乱原有秩序。官僚集团对控制本地及本系统从来是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图下达或使其变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宝剑且极其好斗的外来造反者却让官僚们无法对付。红卫兵所到之处，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烧。他们给当地人带去榜样和勇气，把当权派打得威严全无。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联的“煽风点火”，除了少数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难在全中国发动起来。相比这个目的，生产停顿、物资停运一类的损失，对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对文革过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说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46”毛所要的“乱”是打碎旧的，而后再实现他的理想——即是“治”。为了那种“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乱”，因为对他而言，只要实现理想，牺牲再大也值得。邓小平后来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时说：“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47”然而这种矛盾只是对邓而言的矛盾，却不是对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毛对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几次“打倒一切” 和“全面内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也无非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之所以承认“三分错误”，只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无法回避革命结果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遥远。其实，所有自认为代表绝对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 ——只有他们的理想属于至善，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而给人民与社会所造成的浩劫，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动摇。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十一、“大民主”
毛要与群众结盟，重要措施是给群众以权利。他曾经这样阐述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y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8”
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则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专门为毛泽东主义进行注脚的林彪这样解释“大民主”：
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49”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实践。尤其在文革开始的最初两年，中国大地到处造反、夺权、串联、游斗当权派、成立团体和组织、自办报纸电台、撒传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人物一夜成为明星、原来从不出远门的青年免费闯荡天南海北、各种规矩制度全部作废、甚至可以真刀真枪地打内战……除了攻击毛和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几乎无一不有，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那并不是真的自由。这一点可以比较一下“大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区别：民主没有事先设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终被接受的结果，然而民意的产生与实行过程则要遵循程式（法律）：“大民主”却是没有程式约束，并且有意去打破程式，任由群众进行创造和发挥，然而必须囿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不允许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没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个人意志凌驾一切。这一点，曾任毛的“笔杆子”的陈伯达讲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条件下，群众的争论和斗争一定会发展成为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通过斗争与争论，革命人民的思想就会与毛泽东思想融为一体，毛泽东思想就能掌握群众。在这种意义上，群众将会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标。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将同革命人民有机地结合在一y起。……这就是“大民主”最伟大的意义。“50”
在陈伯达的说法中，似乎群众运动会自发地与“毛泽东思想”达到一致，实际显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残酷的专制手段保证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体现在对程式的摧毁上，而专制则体现为对思想的绝对主宰和不容异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时达到顶峰，但无疑专制是最基本的。只不过长期处于奴化状态的群众对思想压迫往往不敏感，却能从对程式与秩序的摧毁中体会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还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怀念与赞美，往往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统治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表现出立足群众。他告诫下级“要做群众的小学生”“51”；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2”；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53”，“最重要的监督就是来自于群众的监督”“54”，“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55”；他主张“让群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众运动，宣称“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56”。据研究者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他掌权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仅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运动还要多十倍。“57”
之所以毛泽东主义具有体系上的平衡，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极权加经济公有使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皆在权力控制下。毛如何把这种无与伦比的专制与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合理地联系一起并解释呢？——就在于他赋予群众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权利。一旦群众真正能够监督和制约当权者，能够对当权者进行造反、夺权或更换，再高度的专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为尽管社会财产被统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团严密管治人民的同时，人民也能对官僚集团进行反制以至将他们打倒，谁还能说社会财产不属于人民而只属于当权者呢？这样一来，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实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个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结构。那种回圈的相克构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样一个结构对当时中国人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倾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平等状态使专制更容易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充满迫害，却并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几乎任何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那时都没有绝对的特权和安全。苦难中的人民会因此得到安慰，环顾周围，既无富人，“当官的”也只敢夹着尾巴逢迎群众。不说别的，仅一个大字报就足以让所有当权者胆战心惊，何况“伟大领袖毛主席” 还郑重宣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58”，并且给出了“七八年一次运动”的时间表，各级官员就更加时时处处如履薄冰。毛构建的那种平衡保证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再乱也不至颠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终受到多数中国民众的衷心拥戴。
不过，仔细考察毛所昼思夜想、真诚要为之献出一切的那个“人民”，其实只是他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类）是一个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动狂妄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真正的人民从来不是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人。大跃进饿死了上千万的个人，毛只是轻描淡写：“错误就是那麽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59”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60”在这里，愿意为“主义”牺牲半数的难道真是那些中国的父老妻儿吗？显然，“好斗”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实现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顾历史，他所做的一切事无一不是以牺牲无数个人为代价。法国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他完全可以换成——“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逻辑——关键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与个人的脱节，他的体系就失去平衡，成为泥足而立不住脚了。
(未完待续)
二十世纪末写于北京
注释：
“40”薄一波，安子文对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所讲，见《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4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42”同上。
“43”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http://www.duoweinews.com/Nov 2922：56 ：501999）。
“44”《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四十一页。
“45”柳建辉，《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1 期“46”《“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 期“47”《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10月版，第301 页。
“4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卷，253 ～254 页。
“49”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50”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页。
“51”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2”毛泽东，《在中囯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53”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54”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5”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6”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57”理查德·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一页。
“58”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59”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四十一页。
“60”丁抒，《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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