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5日讯】编者按：
大纪元专栏作家杜导斌上个月底被有关当局拘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非始于今日。
中国自由作家前赴后继，坚持批评社会不公和卑劣现象，竟至身陷牢狱，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识份子，坚持为底层民众呼吁，坚持不谄媚金钱和权力，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恰如萤火虫一般，点缀在一片黑暗的中国知识界。黑夜的手虽然扣住了星星光点，但却无法扣住无数渴望光明的灵魂。
杜导斌文章的观点，或许尚有讨论商榷之处，但他独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绝不后退的道德勇气，却是堪使吾辈仰视而惭愧不已。从今天起，大纪元网将逐日重登杜导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获得自由，能够重新再次为大纪元撰稿为止。
大陆的民主化道路如何走？这是目前体制内外人士普遍都十分关心的大问题。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标准答案？显见不争的是，标准答案只能出现在民主化成为既成事实之后。
阻挠民主化进程的观点
就目前而言，虽然不少智识之士提出过种种极有价值的理论预设，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到底会指引我们走向成功，还是再一次重复试错？谁也无法打保票。笔者认为，我们也许无法建构民主化路径，却可以通过扫除笼罩在民主化道路上的种种迷雾来接近正确的民主化路径。在目前大陆学界有代表性的言论中，阻挠或极可能阻挠民主化进程的观点大抵有四：一曰经济增长为共产党继续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二曰“民主化要花三四十年之久”，三曰激烈的民主化言论有害无益，四曰配合执政党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的唯一途径。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横亘在民主化进路上的暗堡一一清除。
第一，现在有些人常把“GDP增长四倍”作为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依据。我要请教这些先生们，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效果的功劳到底该算到谁的头上？是小岗村的农民，是来自民间强大的改革开放的需求和推动力，还是在经济上屡战屡败的共产党？政府若以经济成就论合法性，美国现在只应该是一党制，那个曾经刚好赶上经济繁荣时期执政的政党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而创造了康干盛世之发展速度的大清帝国，在今天也可以合法地执掌政权。我们还应当看到，二十五年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发展是以对大部分人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的状况下取得的。这种“成就”仅仅相对于最坏结果——如文革——而言有确定的积极意义，对于社会上大多数被剥夺者来说，则二十五年中他们所获得的与他们所应获得的之间距离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一个不义的权力难道还会合法吗？
第二，有的论者（而且是在大陆民间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断言“民主化一定要慢慢来，它要花三四十年之久”。我要请问这样肯定的断言的人们，你们可有什么根据没有？社会演进不是物理化学试验，可以人工控制，也不是中国股市，可以庄家操盘。苏东体制崩溃之前，也许那里的预测学家们正在做着二十一世纪社会经济预测。台湾由专制走向民主，也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中国会不会像苏东、台湾那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跟上世界民主潮流？我不能预言。同理，现有体制再运行三十或四十年或多少年的预言也不可相信。
民间力量催生民主改革
第三，激烈的民主化言论果真有害无益么？这些年政治改革受阻，原因究竟是民间讲话有欠“心平气和”、不够“礼貌”、“批评性的讨论占主导”，还是当局根本就不尊重这种在他们眼中被视作“与虎谋皮”式的对话？对社会构成危害的只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从民主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温和派创造历史是小概率事件。立宪民主的历史是斗争的历史。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英王约翰在大宪章上签字被公认是开启现代宪政的标志性事件，不过，这个文件能最终形成，并不是有谁与英王温和地说理的结果，而是在贵族联合社会其他阶层以武力相威胁所造成的态势下促成的。同样，现代宪政制度的“先进代表”美国，其宪法的诞生，并不是温和派成就，费城会议得以举行，全赖新大陆军队在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没有二战的失败，日本也许至今还是明治维新体制；苏联解体之际，叶利钦依靠坦克的保驾才得以入主克里姆林宫；韩国、台湾的民主转型，好象是挺温文尔雅的，但谁能否定光州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对这两处政体和平演变所起的促进作用呢？
笔者认为，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最初的动力无不来自于权力的落空，来自于民间对非法权力的不合作，其后续的动力也只能来自于民间的巨大阻力，正是来自民间的强大的批评意见构成催生了历次改革。毫无疑义，温和派是中国民主化促进力量中的重要一冀。他们的努力和言传身教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对所有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都是尊敬的，无论他们在野还是在朝，不论他们作出的贡献是大还是小。同时，我对只有温和派才有积极价值的观点也要表示坚决反对。对以温和的建设性对话来谋求专制独裁得到分期解决的主张，我认为并非不能这样设想，只是不大现实，不大行得通。
不能幻想施恩式政治改革
第四，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的“正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史实为我们送来了一条公理，除全民面对突发性灾变或战争等为数极少的异常情况外，社会不应存在一种共同的特定的目的。正是和平时期追求共同目的的观念，把我们拖入专制的深渊，成为今天社会分裂和潜伏动荡不安的根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应该仰仗一个权力中心的设计，不能幻想一种施恩式的政治改革“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立宪民主”。
民主化不是民间自主力量收敛起来服膺于一个有组织的权力中心，任何单一组织化的倾向都必须予以警惕，任何这种设计所造成的都只是另一种变态的集权。可以认为，胡锦涛（可能）启动政治改革，在党内竞选是民主化的一种可能成功的道路，如果后来的事实证明其切实可行，当然皆大欢喜。但在民主化成为既成事实之前，绝不能鼓吹来个“全民认定”，“全民统一思想认识”，这是回到了专制的老路子上，由此带来的结局有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有再造出一个大救星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国文化的高度专制化特征推测，后面一种可能性更大。
勿寄望于一元化手段进行政改
民主化的核心力量是发展多元的民间力量，并由此力量推动建立由正义规则主导的宪政秩序。民主化进程的结果是多元化，为了达到多元化的目标，就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一元化的手段。正是多元化的激流在推动胡锦涛改革，如果因为他启动政治改革就拒斥社会作用力的多元，无异于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釜底抽薪。我认为，当前的民主化努力最合适的策略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合法”的途径尽可能地提高民间舆论的分贝，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威权政府不得不主动采取温和态度。即，温和不能由被剥夺的弱势一方提出，而只能由剥夺的强势的一方作出。只有自由力量的持续努力，才有可能把民主化进程的主动权掌握在民主派手里。
(7/2/2003)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