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近来，中国流传着一些引人注目的政治消息，这些消息涉及到中共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首先一个是与林彪有关的。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林彪在1970年并没有想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也没有谋划刺杀毛泽东。其次的一个消息是王光美与毛泽东的女儿李纳会面。最后的一个消息是一些人向中共呼吁解除对赵紫阳的软禁。
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消息是很有意思的。江泽民交出军委主席的权力之后，胡锦涛成了一个全面掌控中国的人物。尽管如此，胡锦涛在中共最高层的地位并未彻底稳定下来，另外胡锦涛的政策也不是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势力都会利用这个时机来影响胡锦涛。当胡锦涛的地位巩固之后，当他的政策明确下来之后，谁再想影响胡锦涛就不太容易了。中共内部的左、右两股势力，及其他的势力，近来纷纷表达自己的一些要求，其实质就是要说服胡锦涛，使他能接受自己一派的若干主张。
前面说到了有左、右两股势力近来在活动，左倾人物的一个引起舆论关注的活动是王光美和毛泽东的女儿李纳等人的会见。这个会见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慢慢地领悟那些意义。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指引下，中国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昔日在平均主义关照下的工人和农民被逼到了社会的边缘，这使他们痛恨现实中的寡情薄义，更使他们深情地怀念着过去平均主义送给他们的粗茶淡饭。在民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被识文断字的人们颂于口、录于纸；毛泽东的画像则被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人们摆放在显要的位置。在中共高层，一些人顽强地捍卫着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们如果不是遇到了比他们还顽强的江泽民，他们也许真的就能使中国回到过去的革命时代。
虽然各方面拥戴毛泽东的势头不减，但是要想让中国人接受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人审查毛泽东的时间已经长达十八年。不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左派人物就不能使毛泽东复归原位。刘少奇的遗孀会见毛泽东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策划的一部分。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上面有一个令人揪心的画面，那是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捧着刘少奇的骨灰盒失声痛哭的场面，她和她的儿女们面对大海，这时，她们正准备把刘少奇的骨灰撒向大海。海风吹起了她的头发，也吹起了观众的伤感，当时我暗暗地流了泪。沧海桑田比不上人心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体验着家、国之痛的一代国家主席之妻，竟然没走上背离毛泽东的道路，这真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奇迹。作为一个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一个丈夫死于非命、本人遭到过监禁的人，王光美不但不抛弃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而且还参与着复兴毛泽东路线的活动，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王光美接见李纳这个活动所制造出来的意义就在于，王光美都能原谅毛泽东，其他人就更应该原谅毛泽东。使毛泽东复归原位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曾经直接或间接地迫害过中共高官、这些高官的亲属以及其他中国人民。今天，王光美以毛泽东的受害者的身份向世人展示了她对毛泽东的态度，这有助于淡化毛泽东过去迫害人的历史。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形象就得到了修复。左派人物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干他们的革命事业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惊人的预测，说是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江青得到平反的日子也不远了。当时我差点儿没一头撞到电脑上。如果江青得到平反，这就意味着以革命的名义迫害人、杀人是正当的，还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回到血雨腥风之中。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时代吗？
宣扬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一些人的目的，这些人不会满足于光说不做。左派人物的最终目的是进入政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工作，或者在毛泽东的旗号下干着满足个人私欲的事情。人各有志，这些左派人物偏偏要在毛泽东摔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向前进，本人只能佩服他们意志坚强。同时我还想说一句，他们不会比毛泽东走的更远。
如果左派人物仍然信奉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麽中国则没有任何出路；这早已为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所证明。如果左派人物想重回政坛，他们就不能漠视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他们就必须保持住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对于左派来说，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左派人物应该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否则他们就很难在政坛上站住脚。中国现在的人口大约有十四亿，生产效率的降低马上就会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现在已经不是1970年代，那时中国只有七亿人，把那时的生产模式搬到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对左派人物最大的考验则是如何使人们有效地做事。毛泽东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打出道德这张牌，实践证明在现实面前道德是无力的。我们可以看看文化大革命这个例子。文革前，毛泽东使中国人都参与到了一场提升道德品质的运动中，即学习雷锋的运动。这个运动培养了一批红色圣徒，可是毛泽东带领着这批红色圣徒并未赢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在1967年，城市里的一大批工人、职员和干部并未积极地参与到夺权的运动中，反过来他们却成了地方官僚的支持者，他们成了与所谓的造反派相对立的保皇派。这些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却抛弃了毛泽东，他们没有回应毛泽东的号召去夺取官僚的权力。
实际上城市里的工人、职员和干部都是注重实际利益的，正如林彪所言，他们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他们的眼界很难脱离世俗。理想的诱惑、道德的感召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谁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这个顶头上司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着十几个人的小头目，但世俗中的人们对这样的小头目也是恭敬的。在专制体制下，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敢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所以毛泽东的教导往往不及小头目的一个眼色。大官僚将求救的资讯通过官僚系统传达到低层，于是看重实际利益的人们就参与到保护官僚的序列之中。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多是一些大、中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边缘人物。他们自然斗不过掌握着物质和金钱的实力派人物。在1967年，各地造反派的势力最终没有压倒保皇派的势力，于是毛泽东败下阵来。“二月逆流”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元帅和副总理们依然高高在上，毛泽东看着他们又能有什么脾气？
经历过道德教育运动的中国人在利益与道德之间仍然选择了利益，自以为熟知中国的毛泽东还是漏算了这一步。这一个致命的漏算使毛泽东毁了自己的名誉。把道德植入人心，让人心指挥人的言行，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也是一个不负责的想法，一个人如果不想误人、误国，就应该尽快放弃这个想法。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制度了。寄希望于制度并不是要完全排斥道德的作用，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为了维护人性而存在的道德，这是一种自然本真的道德，我们应该呵护它，让它自然而然地生长、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刻意地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工具来使用，因为人的道德意识是难以探测的，道德的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