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3日讯】《TQ晚报》于元月15日以《真实的代价》为醒目标题报导了重庆涪陵JD办事处桥头居委65岁的陈姓居民三次被打一事，在当地及当事人中引起了喧然大波：我们的晚报怎么能登出这样的文章？我们的刘记者怎么能听一面之词、不作充分的调查就草率的写出了这样不着边际的报导？
“几天来，陈老汉一直在家治病，左脸依然红肿，全身还在疼痛。社长周合荣说，陈老汉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的。第一次挨打是上届选举时，第二次是在上个月的选举中。起因很简单：当时有村民递给陈老汉一支烟，要陈投他一票，陈在拒绝后就挨了一脚。”
记者在开头说：“陈老汉是因为选举第三次挨打了。”从上面的引文中，三次挨打的情形实在是有些不清不楚：第一次和第三次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情景中发生的呢？周社长似乎没有给记者说明白，记者似乎也是有意在装糊涂：这么重要的“真实”为什么没有呢？而报导的“真实”性难道不是文章的生命力吗？而第二次挨打更显得有些荒唐：仅因拒绝“投他一票”就挨一脚——在讲究法制的今天，一个上了岁数的老汉，在严肃的选举中，这样的事会发生吗？
那么，三次挨打的真相是什么呢？所谓的“三次挨打”其实只有一次：陈老汉在第二次选举中骂谢某是“烂人”，谢某在事后问陈，他仍然说谢某是“烂人”时，很义愤的谢某才“在光天化日之下”与陈老汉发生了抓扯，这其实与“某人的落选”无关。
“事后，周社长经过详细调查，要谢向陈道歉并赔偿医疗费，但谢根本不理睬。反而弄得周社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周社长仅是一位社长，在社长上面还有新选举出的村长、村居委书记，在他们的上面还有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党委书记……为什么会出现周社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局面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他，为什么却偏偏想到了向报社记者提供虚假的材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周社长无组织纪律性或者说无能呢，还是说明了周社长别有居心？
报导里把陈老汉说成是一个“向来耿直，讲正义”，“一点畏惧感也没有”的人：“这些人打我，证明他们输了，也说明我选的人是对的。选举权是我们重要的权利，我们要珍惜，要敢于说真心话。为了真实，必须负出点代价。”已经负出了代价的陈老汉似乎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村民拥有选举权，也拥有被选举权，但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去影响他人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或被选举权，更不能公开中伤他人，说出“某某某是烂人”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有损他人人格的话。这次就因他大骂谢某是“烂人”才使他负出了“真实的代价”——当然谢某打人是不对的，有关部门应该依法进行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记者仅凭周社长们的一面之词，在没有调查另一方当事人（也没有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草率的写下这么粗糙的文章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并给谢某人们在政治上、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TQ晚报》到底有不有责任，该负什么责任？我们的记者在写文章时该不该尊重客观事实？我们的《TQ晚报》和记者该不该向受到了极大伤害的当事人们道歉？
我们认为，《TQ晚报》应该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澄清事实，不负责任的记者应该向受伤害的人们公开道歉。
2002、1、31晚
草率的报导
《TQ晚报》元月15日登载的《真实的代价》一文，真的写得很草率。他似乎是一个很不冷静的人，或者说他通常是在有醉意的状态下进行写作……
在他醒目的《真实的代价》的大标题上面写着这么一个小标题：“就因坚持原则，六旬老翁在选举中三次挨打”。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后肯定会产生义愤：在当今这个年头，在选举中坚持原则竟遭三次挨打，并且是对一个六旬老翁，岂不是太过分了？由义愤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很遗憾，记者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点儿的感性材料，虽然他提了那么一点陈老汉挨一脚的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记者无能么？这恐怕是不存在的吧？当今记者的综合素质应该是很高的吧？我们仅仅从他的行文结构（这篇文章分三大片，即：起因很简单：拒拉选票；陈老汉说：我不怕；律师：陈老汉应依法维权）知道，他的写作的素养是不错的。那么，文章的内容为什么写得这么的草率呢？既没有写清楚陈老汉三次挨打的情形，又不作充分的调查，只凭周社长和陈老汉的一面之词就匆匆的写出了这篇文章——一个冷静的记者应该首先听一下双方的说词，再听一下周围群众的反响，然后印证一下当地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在占有大量的客观材料下，在明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后，然后以客观的姿态写出不加任何水分的真实的报导——这才是作为记者的基本素养……
真的，《真实的代价》一文里，我们看不到“群众”的影子，也看不到“谢某”等人的正面说词，更看不到除周社长以外的当地部门的处理意见。也许是他太粗心了吧？或者他只听了一面之词就义愤填膺的冲昏了头——他不屑于去问另一方当事人，也来不及去问当地有关部门，只顾兴匆匆的忙着去请教重庆柯达的杜律师……他居然把杜律师也搞糊涂了，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杜律师就忙不迭地“认为”：“陈老汉可以选择两种方法争取自己的权利。一是向有关部门控告，二是向法院提起伤害赔偿的诉讼。”并且还给陈老汉提供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5条的法律依据。刘大记者意犹未尽，最后还建议陈老汉：“还可个人起诉，一是伤害赔偿的起诉，另外就是侵犯选举权的起诉。”
你们看，刘大记者心还很细的吧？他倒是满热心热肠的为陈老汉着想呢！像这么一个好心肠的记者，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草率的报导呢？他究竟是怎么“炮制”出这篇报导的，我们虽然可以想像一二，但在目前混乱的市场经济状况下，我们还是少惹是非为妙——打文笔官司可不是好玩的——所以这儿，我们先不作臆测。
现在，我真为刘大记者担心：要是事实真的不符，对方反告你侵犯了“谢某”们的名誉权，并要求你恢复他们的名誉并赔偿因此而来的精神损失费，刘大记者，你将如何招架？因此我们奉劝刘大记者现如今最好先在心理上作好准备，早早地找一下杜大律师，看这场官司该如何打——从后面的发展趋势看来，刘大记者的官司基本上是吃定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杜大律师就又有一笔业务可做了，这真真是好事一桩呢！
2002、2、4
拭目以待
谢某们是元月18日才见到《TQ晚报》。他们一看到《真实的代价》一文，心里的滋味就不消说了，自然是打破了五味瓶一般：谢某在当地当了十年的干部，这次不幸落选了，现在竟遭他人如此的诬陷……
他们给报社编辑部打了电话，可对方粗里粗气的说，他们有原始材料——就这一句，也不作过多的解释。
他们也问过周社长，周社长说，他没有那么说，晓得记者是怎么写的哟！……
他们当天就复印了几十分《真实的代价》一文分发给了JD办事处各有关部门——听说办事处党委第二天就专门开会研究了此事，并很快的着手调查；听说他们把调查得来的各种材料和JD办事处写的综合材料一起已经寄给了《TQ晚报》编辑部……
听说JD办事处党委很生气：都见报了，他们居然不知道这事！听说他们把此事当成政治事件来处理：一者因为这是选举中所发生的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二者谢某人们也不服，他们正式的向办事处写了“请求信”；三者，当初负责桥头居委选举的人大主席也不服气，我不能让人把我看白了——他曾任过某乡的党委书记……
现在，JD办事处党委决定要与报社理论，所以他们劝慰谢某们，不要轻举妄动，一切听候佳音。所以谢某们现在也在等待，等待着办事处党委与《TQ晚报》交涉的结果——他们很希望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可能要等到中国新年过后才有结果——谢某们如此说。
但是，他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这个等待会不会是很漫长的呢？假如办事处扳不过报社呢？假如办事处与报社妥协了或者不了了之……我们如此猜想，因为在中国混乱而又腐败的大地上，到处都有污七糟八的东西，何况每个官僚的屁股都不是很干净……官僚们是讨厌记者的，但对记者又实在无可奈何——他们的笔就像苍蝇的刺，哪儿有臭味他们都能闻得到。
所以，谢某人们应该多几个心眼，不要对办事处寄予太多的期望，正所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我们目前能作的，就只剩下了拭目以待。
2002、2、6
基层有“油水”乎
谢某人任基层干部已经十年了。这届选举，他终于下了。他似乎显得很轻松：
“干基层工作费力不讨好，又得罪人——我早想退下来了：一个月大队才给两百多块钱的工资，办事处一个月才补助一百多块钱，干好了加起来一个月平均才四五百块钱。现在，我不干这个了，目前我一个月就有一千多块钱……”
他现在在一个大公司里担任管理人员，钱是原来的两三倍，工作也轻松惬意。他似乎很庆幸自己终于能甩下“村干部”这个包袱。
按他的说法，基层干部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好当的：钱少，又费力不讨好，还拖累人，真不如出去打工的好。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届选举还有那么多的人要采取五花八门的各种手段去争呢？
桥头居委辖区里有区级企业——虽说目前正面临着倒闭；有高等学府；它本身也建有几个“乡镇企业”；这儿外来人口也较多……
听说上一届选举中，当地就有一些人为了把他搞下课，也曾采取各种高尚的或卑劣的手法，甚至写了揭发他贪污大量公款、大量收受贿赂等匿名材料交与公检法。这一届选举，他们竟动用了新闻媒体的力量——人家已经下台了，还想把人家搞臭……他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做呢？说穿了，无非是想自己坐上居委主任的这把交椅——如果没有“油水”，谁还有这分闲心去争这把交椅？
当了十年村干部的谢某，是否捞到了不少的“油水”——憨厚老实的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捞到“油水”——我们这儿暂且不管，但从我们身边的一些村干部的所作所为中是完全可以推断出基层并非是什么“清水衙门”，所以，基层的“油水”应该是有的，也许还不少呢！
那么，基层里究竟有哪些“油水”可捞呢？我们目前虽说没有作具体的调查统计工作，但从我们周围村干部的一些行迹里是完全可以窥视一斑的：用集体资金买车或办什么企业，如果搞赢了，村主要领导按职位的大小来分红，如果亏了，就记在集体的账上；上面返回的各种款项（包括扶贫救济款）私下里分掉；村民房屋批建及村民外出务工证明盖章等都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村民有违犯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巨额罚款返回费——村上一年只要有那么一个超生的，这里面就可以捞到不少的“油水”呢；虚开各种招待费，这是最保险的捞“油水”法；承包工程的各种好处费……
上一届选举，插旗居委二组的居民们就没有选举本社的人当组长，而是从外社中聘请一个年轻人当组长——他就是插旗居委新起来的居委主任；一人任两角，他可真有能耐。“本社的人一个二个的吞口可大了！……”他们几乎都如是的说。这一届选举，他们又纷纷的把那位年轻人给刷了，又纷纷的选举在七十年代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现在已经上了岁数的人当组长。“用这样的人保险些！……”他们又如是的说。但这届没当上二组组长的年轻人仍然是本届的居委主任：“让肥了的当比让饿肚的当好！……”他们又如此的宽慰自己。
BS原来是穷村，但要严格说起来，现在也许仍是穷村。但从村上支部书记和村长的风光看起来，BS村是早已冒出了油的：他们都有车开，在城里似乎都买了商品房，他们的子女都安排了好工作……假如他们不是村干部，他们能有车开？没有车开，他们能一夜之间就发达得了么？……
我们老家有个姓吴的表叔，他过去曾当过多年村干部，平时很是风光，在当地打红欺绿的，谁也不敢得罪他——他在当地公开的包着二奶……上届选举中，他被选落了，当地老百姓都很高兴。可是听说这届他（他上面占人）又起来了，但他的儿子对直的对他说：你当官可以，但不要像过去那样太整人了，今后我们还要过日子呢！……听说这位表叔过去就捞了不少的“油水”呢！
我有两位兄弟都曾找过某村干部办事——仅仅盖个当地的公章，他们都是被迫先拿钱再办事的。
“还是亲戚呢！……”他们不满地说。
但我能理解，因为这位亲戚的兄弟曾在一次喝酒中醉意朦胧地直说道：“现在的干部，不靠贪污、不想些歪门钱，光靠那点儿死工资就想养家糊口哇？……”
所以，我们的基层干部在基层中还是多少有些“油水”可捞的，虽然不能像大贪官们那样潇洒地捞，即使捞也捞不到那么的多……
近几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基层干部在各种场合下尽叫苦叫累：尽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待遇又低，又不被人理解……上面一些官僚也在帮着他们一起叫“苦”：现在的基层工作不好抓，在基层工作的干部真是两头受气……
但是，如果叫他们自动的放弃那个让他受苦的职位，他又绝对不甘心：唉呀，下面该我收上来的，我又哪一样没有如数收上来？为什么要撤我的职？——如果他们真以为这是苦差事的话，也许我们广大的农村早就瘫痪了！如果基层真的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的话，基层干部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庞大、那么的臃肿了，我们的乡镇财政就不是“吃饭财政”了！……
这绝不是我们在这儿无事找事，只要我们剥开基层干部的漂亮的外衣看一看他们滚圆的肚肌眼就知道了：他们的肚肌眼绝对是圆而深的洞……
所以，能说基层无“油水”乎？
2002、3、16
地方官员的难堪
乡镇一级地方官员威风起来有时很让人义愤，但有时他们又非常让人同情……
在附中庆祝千禧年的那个大会上，JD办事处某主任就很骄傲的谈到了一件事：某村村民因为不愿缴那么二十八块钱，结果却多缴了二百多块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村民把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都缴了，但只留下这二十八块钱的尾巴不缴：他以为这二十八块钱是冤枉的，所以就赖着不缴。但村上干部非要他缴不可。办事处为了杀一儆百，就组织了一大批人——办事处的和派出所的，分乖几辆漂亮的小轿车很威风的开到了当地，找到了那个不愿缴那么二十八块钱的“刁民”——在办事处领导的眼里：你今天是缴还是不缴？可不想那个“刁民”还认为自己有理，还与他们理论，坚持说这钱不该缴。于是办事处领导发话道：把他铐起来！
“我们把他铐起来后，他才着慌了。因为我们对他说：我们把你抓起来，这二十八块钱还得缴！并且，关起来期间的费用还得你自己负责。我们今天出工的所有费用你还得负担……他听了这些后，他才软了下来，才终于答应了要缴……他当时没有钱，但还是东拼西凑的借来缴了，并且，不光是那二十八块钱，我们把我们出来的务工和派出所出车的费用等，让他多缴了二百多块钱……”
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官员的嘴脸或准确的说是素质，这事很让他们威风，似乎这事是最值得他们炫耀的政治资本了。而他下面的听众却是JD教育界的“精英”们：有当时还是涪陵师专的领导、涪陵师专附中的领导和老师、JD各学校的校长、JD全体退休老教师……
就是这位威风八面的某主任，去年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却感到非常的难堪：不得不站在烈日下，冒着满身的汗，苦口婆心的很嘶哑地对插旗二组的居民反复的说：
“今天，我站在这儿和你们最后一次说话，说得好，我还是你们的主任，说得不好，也许明天我就不是你们的主任了。但我站在这儿，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我是为大家着想：我怕你们要吃亏。上面文件都下了，虽然我手里拿着的是复印件，上面今天也给我下了死命令，要我一定要劝劝大家，不然吃亏的还是大家——如果硬是不听的话，他们绝对是要抓人的……”
他站在那儿，头上冒着汗，他不停的用自己的手巾揩着。终于有人看不过了，叫他到树荫下再说。但他挚意的不肯。于是有人要给他草帽，但他不戴。于是有人就给他拿湿帕子……
“不说你们生气，连我也生气。为了你们的事，我亲自找过区委领导要他们给你们公正的解决，甚至跟他们吵了起来。我也曾多次的找过金帝集团的领导，可他们连我也不接见，门都不要我们进……”
他一边用湿帕子揩着汗一边很生气的说。他似乎一点不顾自己是地方官员的架子或面子，声音虽然很嘶哑了，但还是苦口婆心的劝着大家，给大家讲着道理——他站在那儿的形象真让人同情，真让人尊敬，真让人敬佩……
“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给我们提出来，事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无论是组上的账务问题，还是水电问题……”
也许是他站在烈日下曝晒的形象感动了大家吧，大家终于答应下午再来和平谈判，因为这时早已过中午了。
其实这事根本就不关办事处什么事，当然也不能怪金帝集团的领导没有礼貌，更不能说区上某领导帮企业说话：区上保护重点企业是应该的；企业该出的钱是出足了的；办事处在这事上完全不沾边，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油水”……这纯粹是插旗居委主任的个人行为：他承包了金帝集团埋设排污管道的工程，而他为了多捞好处而肆意侵占了二组居民的利益，居民们不干，因而掀起了这次不应掀起的风波……
去年七月，插旗居委主任私下承包了金帝集团排污管道的埋设工程。这排污管道本来应埋设在公路边的地下，但这位主任为了减少工程量，多捞些“油水”，偏把它悬在路边，既影响环境的美观，又妨碍将来的发展，因而二组的居民们集体抗议。事发后，这位主任却否认是自己承包的，也不作过多的解释、疏导工作，不理不睬，因而激起大家采取了实际行动：不准工作人员继续施工。而企业的这项工程是要抢时间的，于是这企业也采取了过激的行动，竟停了附近居民们十多天的水和电——居民们不让施工，他们就不给放水和开电，想迫使居民们就范。但居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据理力争，就是不让他们继续违规施工。其间，居委的有关领导进行协调，不行；办事处也来协调，不顶用。这事就如此这般的了闹到区上，而区上是要保护这家目前还兴旺的企业的，所以，区上某领导就给JD办事处下了军令状：务必在七月二十七日劝服二组的居民们，保证企业工程项目的施工不受影响，否则就给我下课……因此，我们的原本威风的地方官员们才不得已而为之，才动情的演了这场戏——居民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上面一威吓，私心里一权衡，最后都作了缩头乌龟……
这次风波，最后在政治家们的强权（派出所的人们早已等在一边，随时听令抓人）压制下——所谓小腿硬不过大腿——终于平息了，但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很多：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该咋办的还得咋办，吃亏的仍是老百姓——捞“油水”的仍继续捞他的“油水”；当主任的仍继续当他的主任；企业领导仍是那么目中无人似的骄横无礼；区上的官僚们仍照样的执行着地方保护主义……
现在细细想来，我们的地方官员们有时真的很有些无奈，有时真的很要受些委屈——有时真的到了像哈巴狗一样要极力的委屈求全呢，虽然平时大多的时候是够威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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