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这几天，很多人在怀念刚去世的女作家张纯如。我—一个惨遭日本军人杀戮的祖父留下来的孙女儿，遥向那位撰写了《南京大屠杀》，揭露日军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详情的杰出女性，致以一份心祭：我们都欠你—张纯如，一个深深地感谢。
许多像本人一样的日寇侵华时中国受难者的后代，都没有为寻求历史公正做一些什么，但这位在美国出生的年轻女性做了。她全力以赴地开掘这些被人遗忘的尘封往事，锲而不舍追究邪恶犯罪者的历史责任，还历史以公道，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成为我们的代言人。
在撰写历史真相中，张纯如成长为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一位杰出的民主宣传者。她认识到人类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而权力的集中最易导致违反人性的罪行发生，只有“民主是预防暴力的最好方式”。
然而，力求探究历史黑暗以根除黑暗的人，却在黑暗未消失之前，却自己倒下了。张纯如自杀身亡的事件，彰显了一个平时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人道主义者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极端残忍时，他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心灵不受伤害？
正如张纯如的朋友所谈到的，张纯如之死，与她的研究工作有一定关系。一个在自由国家、幸福家庭里长大的纯真少女，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中去，大量血泪斑斑的图片资料的发掘，使她接触一般人很少接触到的人性残忍，这一切折磨了她的身心。
据说，张纯如常常不解地问她的朋友：“为什么世界上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人会是这样？”面对着惨绝人寰的恐怖历史，她对人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悲哀和辛苦损害了她的健康。早在1997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完成之后，她就说自己“身体变得很差，体重下降，还掉了很多头发，常常生病，心情也很郁闷。”五个月前，她写作第四本书—关于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时，终于精神崩溃—这本书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人权工作者普遍悲剧中的一个。笔者在北欧，接触到一些为人权组织和慈善事业工作的人们，他们中就有人因为接触到过多的人类苦难，因心理上难以承受，导致身心受损甚至丧命。例如，奔赴世界发生天灾人祸之地的“无国界医生”，为营救难民而工作的基督教教会牧师， 经历过椎心惨痛的事件，他们原本正常的幸福生活不再存在。笔者曾经在中国的监狱里关注死囚，面对死囚遭受的残酷极刑，自己也曾一度陷入绝望与虚脱之中。
忧郁症这一黑色幽灵，已经成为21世纪的隐性杀手，其嘴脸狰狞凶恶，令千百万人倍受困扰。而人道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由于他们对他人痛苦的高度敏感，因此更容易成为这一疾病光顾的对象。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曾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张纯如的自杀悲剧与心理疾患有关，这就向所有的人道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心理素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直面人性之恶，不能不去研究它，不能不向邪恶的受害者伸出援手，但是，我们也是常人，也有一颗脆弱的心。若是我们被人类的苦难或者人性的恶劣所击倒，不但对不起自己，也让所爱的人们失望伤心。
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性之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人性的估计悲观一些，其沮丧感和挫折感就要少一点。在保持一颗温热的人类同情之心时，我们也可以从动物那里学习耐力和适应力，像它们那样，接受各种自然的洗礼和事态的转变，毫无怨言地承受着黑夜、暴风、饥饿与意外。
人们遭遇到的各种苦难与不幸，有的可以改变，有的可以挽回，有的则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如果有改变的希望，绝对不要放弃，如果没有改变的可能，就不要耿耿入怀。这样，人道主义者应该为自己的介入，定下某种程度的负担极限。一旦超越了极限，妨碍了生活，就要暂时回避一下。
一位基督教牧师在讲道时说：“一个能够支配自己心理的人，远比一个统治城邦的主帅要来得伟大。”然而，人们要怎样才能支配自己的心灵，使之不因为现实的黑暗而沮丧万分？
这就需要我们发挥人类的一个最神奇的特性：把生活中的负号变成正号，即在看到阴暗地狱的同时，也注视满天明亮的星辰，坚信我们有能力与残忍对抗。
从另一方面说，张纯如悲剧性的自杀，也是对我们生者的一个警示：假如人类完全不能驯化野蛮，那么，生命的意义就确实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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