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刘坤原华盛顿21日专电）一九九六年中国在台湾大选前夕，对台湾南北海域进行导弹试射，意图影响选情。美国派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二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赴台湾东方海域向中国示威。一般都以为这是克林顿总统下的指令，如今知道是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普理赫的决定，克林顿只是没有反对而已。
普理赫最近透露，九六年台海危机发生时，派航空母舰战斗群赴台湾东方海域，是他下的命令。他在下令舰队向台湾海域靠近的同时，也以电话通知华府，“我们开始调动独立号前往台湾东方海域”。
普理赫说，海军有个术语叫“除非接到另外指令”。他说，他一向很喜欢他的部下用这个术语，也就是说，“我现在就要这么做，除非你告诉我不要这么做”，而不是一天到晚请示“我应该怎么做”。因此，他也对华府说：“我现在就要派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东方海域，除非接到另外指令”。普理赫并未接到克林顿的“另外指令”。
这位后来被克林顿任命为驻中国大使的四星海军上将，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了他当初下令二支航空母舰战斗群吓阻中国吓台湾的秘辛。美国之音今天播出了专访的部分内容。
以下是普理赫在接受专访时的第一人称谈话：
“当时是一九九六年。台湾大选定在3月二十2日举行。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附近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我认为，他们当时是想影响台湾大选。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并不太高明。不是有这个说法吗？–要是你手上唯一的工具是把锤子，那每一个问题看上去就像是钉子。我觉得当时中国大陆除了人口比台湾多以外，他们拥有的就是军事优势。所以就在军事上大造声势。他们没有用更好的方法来影响台湾选举，而只是对台湾施加威胁。”
“当然，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要防止台湾被大陆压倒，但是又想看到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当时，两岸之间的对话几乎中断，还没有恢复，情况不好，而军事演习又在进行。”
“在华盛顿，你在看这个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到克林顿总统当时的处境。克林顿总统由于一些私人问题而遇到很多困扰，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他和国会的关系不太好，那时，克林顿总统还是做出了要接近中国的姿态，但是国会中保守派人士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大加挞伐，认为，中国威胁要侵略台湾。”
“可是，我们的看法是，中国不是威胁要侵略台湾，他们是在举行军事演习，他们有一些举动，但是他们的行动不会促使他们侵略台湾，他们不可能那样做。”
“他们当时在进行军事演习，但是还没有任何威胁台湾的举动，他们在公海上进行演习，他们是可以那样做的。所以，我们也按兵不动，我当时的情报官是雅各比，他现在担任国防情报局局长。我们密切注视着局势，我们肯定中国不会侵犯台湾。”
“但是，就在台湾大选前几天，大概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样子，中国宣布封锁两个地区，一个在台北近海，一个靠近高雄，说是他们要对这两个区域发射导弹。”
“一天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这个消息已经在我办公桌上。华盛顿的时间比夏威夷早六个小时，我上班早，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比我还早，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留言要我尽快给他打电话。几乎就在那时，我也看到了我的工作人员给我准备的资讯，是前一天晚上收到的。我心想，不好，这会成为导火线。这不是侵略，但是也不是和平解决方案。我们得采取行动。”
“我们一直在考虑该怎么做。沙利打电话给我也是想商量这个。我们两人都同意应该采取行动。我告诉他，我们会拿出一个计划来。当时已经快中午了，我答应他，在三、四个小时之内，下班之前给他一个方案，然后明天上班的时候将有更详细的计划。”
“中国说他们要向南北两个封锁地区发射十二枚导弹，南北各六枚。他们是公开说的。”
“我们当时在菲律宾部署了独立号战斗群，那天下午，我们开始把这些战舰向台湾东部移动，不是向中国大陆这边，也不是向台湾海峡，而是向台湾东部移动。”
美国之音记者问：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呢？是你一个人的决定吗？
“我可以做这个决定。我当军区司令，有当机立断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下令移动这个战斗群，但是同时我们也打电话到华盛顿。海军里有这样一个术语，叫做“除非接到另外的指令”。我就喜欢手下的人这样对我说：“我现在这样做，除非你告诉我不要这么做”，而不是来问我：“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我们要有足够实力来做这件事，而不会被看作是虚张声势，因为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并不想那么做，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做最坏的打算。”
“我们要让他们得到强烈讯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是不合适的，超越了界限。”
一九九五年，中国在台湾附近也发射过导弹，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表示，因此，中国人可能以为他们这么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现在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我认为，我们九五年犯了错误，没有对中国方面做出反应。所以，一九九六年，我们就必须对中国人说，“这太过分了”。同时，我们要用外交的方式对台湾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给你开空白支票。我们现在要阻止事态继续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也把这些讯息传给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朋友。我们对台湾有承诺，我们必须这样做。要是我们什么也不做，或是做得不够，那我们的盟国看了就会认为美国靠不住。我们要在解决这件事以后，能继续保持我们对这个地区盟友的影响力，做坚定可靠的合作伙伴。”
“还有，我们的美国人民、国会议员也在看我们是否恪守承诺，采取正确行动。这些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事。”
“当然，中国会想，我们去年发射了导弹，你们什么也没说，而现在，你们突然采取激烈行动，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想和你们谈了。为了避免中国方面这么想，我们试图做出一个巫的反应。”
“从军事上考虑，我们觉得派一艘航空母舰就能表明我们的立场，必要时可以通过军事途径来解决问题。当时培里担任国防部长，我现在和培里共事，我非常敬重他。培里和当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沙利多年来关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培里当时认为，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还不够，不足以向中国人传达这个讯息，还需要再派一艘。所以，我们又从波斯湾抽调了一艘尼米兹号。”
“尼米兹航空母舰战斗群从波斯湾被抽调过去，在那之前我们从来没有两个战斗群同时在那个地区。”
“我从这件事上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缺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交流。和其他每个国家，甚至包括马来西亚，那不算是美国特别好的朋友，我们都和他们的军方保持关系，能够交谈。”
“我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任何联系或交流，这是不好的。倒不是说我们非得做朋友，但是我们需要交谈，特别是有危机的时候。”93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