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11月22日报导)中国最近一些地区相继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冲突事件，是否会在全国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是否赢得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共鸣，从而危及社会稳定？这对中共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和分析人士。
*刘晓波：中心城市若出事会幅射全国*
北京独立作家和政治评论家刘晓波指出，最近的一些抗议冲突事件，大多发生在中西部边远地区，当局还有能力通过收买和镇压使局面得到控制。但是，他说，如果类似的抗议冲突事件发生在中心地带的大城市，情形将大不一样。
刘晓波说：“ 一旦发生在某一中心城市，比如说上海，广州，特别是北京，那么就很难控制了，就会产生一个全国性的，辐射效应的动员力，那就要比89年还要厉害。现在这种利益诉求的主体，已经不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了。只是最下层的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联的广大农民，农民工，包括下岗、失业、领不到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的人。”
*张炜：目前不会星火燎原*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炜博士说，最近发生在中国一些地区的抗议和冲突事件，虽然表面上看，是相互没有关联的孤立事件，但这些社会情绪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正是因为社会中现实的基础，才酝酿了群众中的这种情绪。他说，这种情绪本身的不断积累反过来会对社会现实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小看这些地区的抗议和冲突事件对中国的震动。
不过，张炜博士也指出，尽管这些事件震动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海内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事件不会像有些海外人士所说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点燃全国的抗议浪潮。
张炜说：“这两件事的发生，有必然性，但是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是有些偶然性。但另外一方面要注意到，中国当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1989年以来，他们所谓的防暴，对镇压低层民众，把所谓暴乱、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这样一种体系，这样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还是很强大的。”
*当局诱之以利镇之以力*
张炜博士指出，当局面对零星的抗议，会采取两个手段。一个是用金钱手段，补发托欠的工资和增加养老金。另一方面，中国的武警人数众多，装备先进，完全有能力制止任何突变势态的蔓延。
*张炜：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被收买*
张炜博士指出，1989年那场运动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的精英，这些年来总体上已经被中央的倾斜政策所收买。而现在为社会低层民众维护权益的是一些非主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力量，制约了他们对当局的影响力。因此，他认为，从短期看来，这些抗议冲突不大可能危及中共政权，但已经为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大乱埋下了一触即发的动荡因素。
*社会矛盾极端化的信号*
张炜说：“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到极端程度的一个信号。这个问题如果再继续向前发展，毫无疑问，中国要出乱子。小乱子中央政府是有能力制止住的，但是如果一朝经济发展减缓速度，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就会真正出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那个时候这个政府是没法维持的。”
*王军涛：镇压带来暴力迷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王军涛指出，中国目前的宏观形势虽然好，但是宏观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不利于稳定。他说，1989年六四后，中国政府以高压的政策对待理性和平的异端，包括对于民众要求解决的问题，以镇压为主，以疏导、胡萝卜为辅的方式，这就在整个社会造成暴力迷信的心态。不相信和平讨论和理性讨论能解决问题。
*王军涛：走向大乱之兆*
王军涛说：“ 说它是天下大乱的前奏呢，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说它是走向天下大乱的征兆。天下大乱的前奏和走向天下大乱的征兆不同就在于，前奏带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它打开了新的活动的视野，随后很多的力量，在很多地区就会跟进。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它不是前奏，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统一，有统一关心的问题和统一的力量在跟政府对抗。但是，为什么我又说是一个征兆呢，确实天下大乱的一些条件在趋于成熟。”
王军涛指出，在中国天下大乱的外部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的时候，一旦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大乱则势不可挡。他说：“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不是天下大乱，就是取决于统治集团，或者是统治精英之间是不是有分裂，只要是有分裂，就可以乱。”
王军涛说，大乱的基础在不同的社会中，在社会处在不同发展中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大乱的基础就是吃不上饭，而一个工业社会就不同。当社会对发展的管理出现了落后于形势或者没有适应利益结构的变化，或没有适应新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局部或发展成整个政府倒台的乱。
*失策还是制度性危机？*
他说，如果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能够先于社会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社会正常和平调解的可能性大。王军涛举例说，当年赵紫阳和胡耀邦提出的一些改革构想，走在社会的前头，因而能得到社会和人民的支持，他们之间没有矛盾。但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
王军涛说：“中国目前出现的这些事情，的确是制度性的危机。这是肯定的。这个不是统治阶级的一些失策。一些其它的不当，我觉得这个深刻反应了制度的危机，但是还不到崩溃的时候。”
*江棋生：忍耐和爆发之外的选择*
江棋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醒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老百姓面对肆虐的腐败采取忍耐和爆发的选择同时，是否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他认为，波兰的模式值得中国的老百姓借鉴。
江棋生说：“除了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爆发之外，在没有到这个临界点之前，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其它有效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尊严，来逐步地表明自己捍卫权利的决心，并且有效地在这方面开展一些行动。”
*俞梅荪：别逼反农民*
俞梅荪是一位多年来义务向上访告状农民提供法律咨询的学者。他说，失地失房失工作的农民秉持求生存、学宪法、罢贪官的理念，希望国家因征用他们的土地给予合理的补偿。俞梅荪说，农民并不想推翻现政权，和平、理性、法律的手段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说：“如果农民可能酿成的政治事件，不及时地把它化解成一个普通的法律问题的话，这条路走不通的话，那就没法收拾了，逼得农民秋收起义了。这样的话就整个不可收拾。”
*戴晴：若崩溃，可能始于金融危机*
北京政治评论人士戴晴指出， 中国民主化和法治的过程向前推进的非常慢，远远不及贪污和恶势力侵吞国家资产的速度。戴晴认为，每个公民要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过程中尽自己的力量，一点一滴地不退缩。戴晴说，这是中国最终实现真正民主法治的根本出路。
她表示：“所以，我认为，目前所谓星星之火一点，把整个台都烧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共产党以这种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最后要造成一个总的崩溃，这个前景可能还是有的，但可能是发生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金融危机，股票，货币，在这些方面，那个波及面更大。”
*大乱绝非中国之福*
戴晴说，由于中共不允许政权之外的力量对其进行监督，不开放传媒，而且不开放在野党，所以这样的局面一定还是向坏的方面发展。但是她认为，天下大乱绝对不是中国的好前景。
*政改必行但难行*
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炜博士说，对于地方官员和新兴的所谓资产阶级之间的结盟，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之间互相勾结这一政治弊端，必须从中共制度本身的变革着手才能加以解决。
他说：“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政治改革入手，而共产党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启动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启动以三权分立为特点，以新闻独立，司法独立为特点的政治改革。”
张炜博士说，中共的当权者当中现在没有人有这个眼光，也没有人有这个力量，来真正启动政治改革，而这正是中国的悲剧所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