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7日讯】近来中国大陆卖得最火的几本社科书，是友人吴思、余杰、章诒和等所写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铁磨铁》、《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几乎所有书店、书摊都在卖，有钱的读者买正版，没什么钱的也可以买盗版。
《潜规则》一书联系现实，主要谈中国官场历来的“黑道”规则，如何送礼，如何跑官，如何保位，如何整人方见得水平高；而今那些官场上人，不懂得这些历史、传统，不但无师自通，而且更明目张胆了，比起他们的先祖先宗来，就不怎么含蓄、艺术，有些方面就太显小儿科了。让人一逮正着。而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不废，贪污腐败就要大形其是，以形形色色的花样出来。《铁磨铁》、《中国农民调查》则集中臧否热点的社会事件与现象。
大概这都属于只许做得，不许说出的“潜规则”，它们犯了忌，二书先后遭禁。不得不听由盗版书卖得火暴，几位作者都不可能提什么意见了。
吴思那本书是书商一次性买断的，所以，卖得再多，作者无利。现在由公开出版物隐形于地下，对作者来说损失就不大。书商则可以自己盗自己，大体来说也不会受多大损失，只不过名不正言不顺罢了。
余杰的书走的是版税，直接对出版社签合同，每一次印数都打在上面，短短两个月就第四次印刷，卖出去好几万。可惜好景不长，此后出版社得到通知，不许再印再卖。这情形下被人盗版，出版社是损失，作者本人也是个损失。
出版社的损失无所谓，反正能“公对公”，赚了钱不会进哪个人腰包，相反，被查禁后老板倒可能要担政治风险，甚至“丢官”的。或者全出版社停业整顿。然而各人的薪水自不会无缘无故取缔。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的“优越”性。
余杰的损失就不单是钱了。
记得2000年的时候，《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等一批书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极大，《文艺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整版整版地登载大批判文章，完全沿袭“文革”那一套，断章取义，无节制地上纲上线。作为《审视》一书的“主打”，当时我还是学生，就被原《文艺报》主编严昭柱，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的大帽子。反馈到学校后，我差点被开除。
死罪饶过，活罪难逃，我还是在全系作了“深刻”检讨才作罢，两三年没敢出一本书。出版社也被整了又整，停业整顿一两年，最后送了礼摆平，受到的处分是压减书号，一年只许出五十本书，并规定只许做教材，“吃不饱”了。
余杰是个自由职业者，没有“公职”，不会被开除，这方面受限制不大，只不过有了一个个榜样在先，今后再要在中国大陆发表文章，他就更加困难，需要费心劳神地“委婉”、“含而不露”了。
书商把我们——作者和出版社——算是“坑”苦了。
惟一的欣慰是，思想在“地下”延续，书还不断在卖。
2004年初，我刚刚问世不久的几本书《灰色地带——中国人性里的生存游戏探密》、《不死的光芒》、《在喊叫中融化》，也都有了盗版。
说实在话，我是大大地麻木了，对盗版举起了双手——不是向它投降，而是举双手赞成，很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
因为这些书我也是一次性卖断的，它们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出去，与我的关系已不大。出现盗版正说明市场前景看好，东西受人欢迎，起码不赖，对得起观众。
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它们就很有信心，毕竟几本书都出得太难，走过十多家出版社，有的退回来时，还被改得一塌糊涂。
要是个四平八稳的东西，何至要这样？
现在能出来已属万幸。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走版税，不讨价还价，而要一次性卖的主要原因——有可能被禁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写一本书往往不太难，难的是只要稍微讲一点真话了，送到出版社，责任编辑和那些二审、三审，就提心吊胆，不敢放它顺利出世，总要弄得它换形整容了，面目全非了，合于他们心目中的尺寸了，才作罢。你不和他们关系很铁，谁肯为你这么着折腾自己啊？
而作为作者，我们不可能认识那么多出版社的编辑，去一家家试，一家家公关。
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又是像其他行业一样的，至今都是个“三不像”的畸形的怪胎，半条腿在“市场”里，半条腿在“计划”里，算来有二十多年了。
2004年的新精神是，各地的人民出版社由纳税人包养，也就是由“国家”、“政府”、“党”来“养”着，规定这些出版社垄断本地学生教材的发行权——单这一项，就够他们吃饱了。
其他“后娘”养的，统统踢给市场，按企业模式独立运营，自负盈亏。
照理说，自负盈亏就得把一切权力下转给老板们，但是没有。跟后就有了行令，说近期哪些类型的书不许出，例如“文革”题材、“黄色”小说等。
即就是，什么选题能做，什么选题做不得，上头会卡着你，给你把关，要求你“健康”“向上”，“代表”某某方向，“坚持”某某专政，否则就不让出，出来了也要扑杀。
而“健康”和“方向”，都是些很模糊的大概念，说你是你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中间就有了回旋与漏子，就看出版社或书商的能耐大小，事后怎么去弥补了。
宽泛地说，这大概也属“潜规则”之一。除非是明令禁止的。
因此，并不是有市场的书都能出，各家各类媒体都要听从“党”的口令操刀，有敢枉自做主或把关不严的，它的口令会即刻自己变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来”——它把公民的知情权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当着“鬼子”，日日夜夜严密、苛刻、无所不在地监视着。作者的苦远不止这些。
我一位朋友在莫斯科访问时，人家告诉他，那边的作者出一本书稿费多得可以买一幢别墅。而且还都是普通的、不畅销的图书。朋友不懂出版，问我为什么。
我很惊讶，当时就说不可能。给他算了一笔账：买一幢别墅在北京一般要两百多万元，打个对折，按一百万算，大陆的出版社一本书卖到一万册就不错了，版税也就8%-10%，书的定价目前平均在20元左右，一本书卖两万元算不低的，连出50本书也不够买别墅。人一辈子能写50本书吗？悬殊太大了。即使出版社一分不赚，都算作者稿费，一本书也才六七、七八万的利润。回头想想，惟一说得通的理由是，印数太少。
我们的各个出版社受体制制约，现在都是自己搞发行，小打小闹，铺不开去。人家却有统一的大发行公司，像覆盖全球的德国贝塔斯曼，单单固定的读书会会员就有好几百万。书的最低开印数能有十几、几十万，每个书店、书摊都能铺到。版税也很高，到25%，作者的利润和出版社一般多。
我相信人家能做到这些，因为朋友不会说谎。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潜在的容量不谓不大，然而各自垄断，各地垄断，连发行都分了“主渠道”、“二渠道”。
“二渠道”的个体、集体小店，受着新华书店等“主渠道”“国营”“巨无霸”的控制、排挤；反过来，个体、集体书店以优惠的条件、灵活的经营方式，抢占着“巨无霸”的市场份额。书店之间就有了倾轧、内耗，一本书能铺到的地方也就少了。
但即使照现有市场能力来说，都要能铺得上的话，一本书没有十几万的印数还办不到。而一印十几万，一般出版社没有这个判断、操作、宣传、发行的能力。等他们反应过来时，盗版已是铺天盖地，抢先一步了。
如此，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自然是作者。他们付出了血汗，却得不到回报，正当的利益被那些专事盗版、包赚不赔的人窃取。
或者说，由于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处处被权力的大手卡着、拿着、要挟着、作弄着，作者的好东西却卖砸了，卖不出去了。
另一方面，“党”不再“养”出版社，要它们独立去承当市场的风险。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一多半都在靠着向书商卖书号维持。
长期的“大锅饭”使编辑们的市场策划能力低弱，施展空间有限，出版社闲人太多，大老板、二老板都是上头任命，习染了一身官气，一下子把他们甩给市场，结果大体与“国有”企业的“改革”那样，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家俬，在改制过程中，多数是要流向权贵者腰包去的，直至掏空、垮掉。
可是为出版社老板们想想，他们也不容易。既要适当地承担一些政治风险，又要承担完全的经济风险，还要干出点成绩来，对上对下有所交代，眼光却不那么准，出版社能够“独立”投资的项目就很少了，更不要说赔钱去传承什么文化，接续什么薪火！那是将来的事。为官一任，自己捞足了再说——“死”了以后，管它天崩地裂！
在目前的情势下，能为这些老板分担经济风险，并给他们许多实惠、好处的，只可能是书商。
作者们一个个都穷馊馊的，他们的书再有市场，也不得不委屈委屈，卖给书商，听凭他们在稿费上猛宰、狠扣，甚至是盗版了。
至于书商，他们也不简单。随时要盯市场，抢稿件，赚了全是自己的，亏了也无人为你负责，自己却没有决定能否出版的权力。辛辛苦苦自己组来的书稿，却要去求爷爷告奶奶，朝坐在温暖的办公室，等你自动上门来进贡的那些出版社的大爷们磕头、谈判、行贿，经受千难万难的刁难，两万块买走一个书号，为什么啊？
书号被出版社垄断，没有它的“施舍”书就出不来。
书商不敢对出版社玩硬，今后还要仰仗、合作，但总要找替死鬼、冤大头，能宰多少算多少——最好不过就是宰作者了，因为作者不会年年月月出书，什么书还都能畅销，很少有书商来求他们给稿子的，和书商的合作一般就都是一次性的。书商坑你盗你，谁能把他怎么的？其他媒体的情形与出版差不多。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言论、出版的自由，连“卖”的自由都没有，虽然宪法上早已“庄严”宣告中国公民有此一项权利了。
不落实、不可落实的宪法，说得再漂亮，也等于废纸一堆。
而作为得不到法律之保护的作者，我们只好认命，命里注定了要贫穷，要内耗，要折腾，要任人宰割，聊胜于无地“欢迎”广大书商们盗版，发财发财大发财了。
（观察〕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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