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7日讯】拙著《高行健论》年内将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
虽然已出过多部文论著作，但从未像写作《高行健论》如此愉快，这大约与书籍的形成过程有关。以往的论著似乎都是工业似的锻造，而这部论著则是农业似的自然生成。常说“做学问”，这回则觉得学问固然有做出来的，如刻意去构筑框架、体系，就是“做”；可是另一种学问则是流出来的，是用生命阅读、体悟的结果。我的这本书属于后者，这部集子中所有的文章，都是作为高行健的朋友，在愉快的交往、阅读、思考中形成的，并非着意去研究与求证，只谋求说到点子上。我和行健兄都极喜欢禅宗，受其影响，也喜欢谋求明心见性、击中要害。因此，书中的文字不是“做”的功夫，而是读和想的凝结。
评述高行健虽是愉快，但也有难点，这除了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戏剧作品）相当深奥之外，还因为他本身是个思想家，对自己的创作已有透彻的论述，要在他的话语之外说出新话不太容易。集子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如“高行健文学状态”、“内在主体际性”、“普世性写作”、“黑色闹剧”、“内心炼狱”等，也经历过“苦思冥想”的时刻。行健的各类创作，经瑞典学院的推动，已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流传愈来愈广，但要真正了解他的著作之“核”，还是需要深思一番。
行健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说这是瑞典学院给他“雪中送炭”，我却以为这是“锦上添花”，高行健本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例”，思想、风骨、文形兼备，写的是世上少有的锦绣文章，诺贝尔奖只是给他增色，真价值却是方块字与法兰西文字织成的“锦绣”本身。可惜故国的权势者却是一群“锦绣盲”，他们只知权柄与乌纱帽的价值，不知高行健的精神价值，至今还严禁他的书籍，到处堵塞他的影响，真是荒唐愚蠢之极。受其“牵连”，我的评论高行健的学术文章和任何有关文字，也不能在大陆发表，这种荒唐事在当今文明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处，可谓天空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旧苏联因帕斯捷尔纳克（《齐瓦哥医生》作者）获奖而惊恐万状，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一个人类最优秀的心灵，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当今各种帝王元首再也没有这种胆量，唯有我们故国一家，还在制造这种没文化的丑剧。而在文艺界学术界，一些名流学人，又因为高行健的名字冲淡其“话语英雄”的光彩而很不高兴，低调的高行健竟然也威胁了他们的话语霸权，于是，也在明处暗处加以排斥。高行健未获奖时谁也不得罪，一获奖却得罪了莫名其妙的一大片。幸而还有香港、台湾的天真正直的朋友在，他们本能地为方块字的胜利而喜悦并真诚地支持高行健充分表述，今天又支持我的表述。这种支持，具有无量的意义。
本书特请马悦然教授作序。十月底，清样寄到瑞典，悦然教授收到后立即写下第一稿，两天后又对文字进行了修订。全文每一句话都很真挚，也很谦卑，其实，他才是进入高行健精神深处和中国文学深处的卓越先行者。对于他的激励，我只能心存敬意与谢意了。记得二○○○年十月新华社发布中国作协谴责瑞典学院“别有用心”的消息后不久，马悦然在电话上对我说，“我们选择高行健选对了，可是你的祖国却把我当作阶级敌人了。”我立即告诉他：“那些打击高行健的机构不是我的祖国，高行健为我们的方块字，为我们的母亲语言争得光荣，我们的祖国将来一定会感谢行健和你的。”近日，他告诉我，他在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山西吕梁山见了想念很久的高原风光，见了李锐，九月三日又到了北京，十分高兴。看来，故国已不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了，这样很好，知道一个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文学的友人并非“敌人”就好。
十一月十五日，台湾大学授予高行健“荣誉博士”学位，可惜行健身体太弱不宜远行，没有参加颁奖典礼。明年一月，法国艾克斯大学将举行“高行健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也许能参加。高行健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相信自己的这部论著不会因为在故国被禁行而枯死，它将会与人间的《灵山》读者同在，也将与明天的故乡的山脉河流同在。
（刘再复寄自科州）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