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朱镕基在上海自责时坦言说：近七、八年来，金融状况一直处于崩溃的危机，是给内部官僚侵吞掉，给内部官僚与外界勾结诈骗掉了。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收贿、外流了。上海市是重灾区。有的领导干部负有渎职过失责任，有的领导干部涉及经济犯罪活动。
然而，这些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七、八年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到人民币不贬值，从所谓的经济“软着陆”到今天要求人民币升值，无不显示出种种病态，而朱镕基当时的金融政策则是这个千孔百疮的制度的病源体。他个人不遗余力地保护了泡沫经济的破灭。
九十年代末，由泰国货币泰铢贬值的压力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承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风险，而且“平稳地”度过了风险，这似乎是一大奇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不贬值”的金融政策是牺牲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换取的。
当时，中国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国都居世界前列，外国债权人如果申手要债，已将资金早就用的不知去向的官员们只能干瞪眼了，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第一，独资商业银行的呆账、坏帐等不良资金数千亿元，储户存款占相当大一部分在借贷中成了借贷出去的死账，第二，负债资产是个沉重的十字架，在泡沫经济的漩涡里滚动，在泰国铢、马元、菲律宾比索和印尼盾相继贬值的同时，朱镕基的政策做出了铤而走险的举措：人民币不贬值！
“不贬值”的直接后果是产品出口一路下滑，外资财团老板将资金抽走。农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九七年下半年开始，市场上大量农副产品积压和价格下跌，农民种植的粮食、棉花价格在九六年的基础上下跌了大约二十五个百分点，牲猪、禽类、淡水养鱼下跌了三十个以上的百分点，产500克稻谷要0、5元的成本，而销售价达到最低点的0、43元（一瓶500克的矿泉水1、5元，只有矿泉水一半的价格），产500克小麦成本0、6元，销售价只有0、55元；劳动力不算，仅投入的化肥、农药及苛捐杂税就高于商品的产价。到处积压的农副产品不仅阻挠了外销，也影响了内销，工人、农民收成不景气，内需锐减。千百万的农民收入都是入不敷出。部分农场主高息借贷资金，而粮食价格逐渐下跌，亏损的血本无归。
受损失最大的是养殖业专业户，中原平原、华东、华南一带受地方政府鼓励养殖甲鱼、螃蟹等专业户更是悲惨的命运，产品从产地到出口一路受阻，价格一步一步狂跌，甲鱼从原来的每公斤八百多元的高价下跌到每公斤八十多元，到了九九年下跌到每公斤四十多元，螃蟹从原来的每公斤二百多元下跌到每公斤四十多元，收入仅是投入的一个零头，他们“望水兴叹”，无力回天，这些养殖户多数是高息借贷，亏损的倾家荡产，有的被债务所迫而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些人昨天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夜之间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农民承受了价格下跌的压力，乡镇企业和工人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化纤、轻纺产品、手工艺品出品滞销，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银行借贷受到控制，小型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数乡镇企业被迫关闭，据中国《乡镇企业报》二000年底报导，仅两三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占百分之六十的关闭，占百分之九十五的存在着三角债。
企业形势不景气，工人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企业老板只有在克扣工人工资上大做文章，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工厂，普遍存在着降低工人工资的现象，有的甚至不给工钱，一些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辛苦的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工钱空空而归。
朱镕基的金融政策向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是农民拿钱为国家堵了金融风暴的漏子，是牺牲工人的利益挡住了金融风险的诀口，从九七年到二00一年，当权者将经济负担通过所谓地“软着陆”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转嫁到工人、农民头上了。
负担的转嫁是多环节多层次的，负担转嫁后，牢牢掌握着流动资金的少数大财团和有钱的暴发户渔翁得利，廉价的产品成了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渠道。今天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则是无数的农民、工人损失的利益换来的。
朱镕基在就任时曾信誓旦旦地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地跳下去（大意）。实际上他不敢、也不可能跳下去，他的金融政策逼迫无数的工人、农民跳了下去。
2004年2月3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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