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正常文明社会的关键是什么

【大纪元3月12日讯】华盛顿Cato研究所的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2003年9月26日在中国南方晨报发表题为“北京需要在香港学习什么”的文章指出，经济自由化是和平与繁荣的催化剂，但中国人最终还必须着手政治改革。
在今天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下，中国似乎比毛泽东铁腕统治时代自由的多。住房迅速私有化、建立长期土地出租制度、非国营企业占工业输出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均收入增加四倍多、资本家能够入党、宪法认识到私营行业的重要性、网路使用迅速普及，而且中国已是世贸组织的成员。
文章中说，这些实际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中产阶级和新兴文明社会。但是，它们不足以结束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使日常生活继续腐化及政治化。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仍然没有法律规则来保护财产权利。当政府拥有媒体、控制媒体、需要内部证件并极力限制所有政治言论时，个人便失去了他们的自治权。
早在英国启蒙运动之前很久，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教导说：无为而治，则民富国昌。一位年轻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前不久亦写到：“如果我们的政府理解不干涉的重要性，那么它对于中国经济和这个世界都是好消息。”中国的领导者强调稳固的经济成长，但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林宜傅（音译）认为：“建立一个透明的法律系统来保护财产权力，对于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至关重要。”当然，令人为难的是，财产权力保护越强，政党的力量就越削弱。
多恩认为，改革派如何战胜强硬派而推动自由化是一种挑战。这种的努力将开创一个市场经济，但经济自由化通常会带来对政治改革的要求。这些在台湾和韩国都得到了证实。同时，香港反对“反颠覆法”的群众示威表示了香港要求限制中国政府的介入，它也是香港要求政治自由之浪潮可能会传入大陆的一个征兆。正如华尔街杂志所说：“被迫在民权自由方面让步，使北京在香港认识到，经济自由是有其政治后果的。”
虽然中国走向市场自由化的步伐缓慢,但一直还是稳定的。随着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和商业, 人们的心态在变化。私营行业发展壮大，随之出现了对政治改革及减少政府干涉的要求。贾和鹏（音译）在中国商业周刊中引用经济学家Friedrich Hayek的话写到: “政府的更深介入可能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
去年6月,中国的宪法改革的主要拥护者之一曹思远（音译）主持了一个题为“中国宪法:保护私人财产及宪法修正”的论坛，他认为私人财产和贸易自由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权。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李慎芝写到: “自由传统的复兴，将带给世界一个自由的中国，并且对全世界都将是有益和光荣的。”
多恩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们必须记住经济改革是不够的。最终, 中国人必须实行政治改革。而透过加深与中国自由主义人士的关系，美国能够帮助他们推进自由事业。他说，李先生虽已去世，但他的话将鼓舞年轻的一代，争取将中国转变成为一个经济和个人自由都能受到宪法保护的正常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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