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5日讯】(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3月15日报导)据说，刚刚闭幕的中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私产入宪”，也就是把保护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海内外舆论都高度评价这一修宪变化。
法新社的相关报道称，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共”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
中国体制外的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也称赞这一变化，他说：”无论这次修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老百姓将来会利用这一条来保护其可能受到政府侵犯的私有产权。”
私产神圣？
那么，曾经在中国官方、民间引起过轩然大波的”私产入宪”辩论是不是简单的新与旧、左与右的较量呢？
实际情况似乎更为错综复杂。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法律院系的教科书还坚持说，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最重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后者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于是，自那时以来，中国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便把让中国宪法写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字眼作为一大奋斗目标。
一个署名”百层口罩”的中国网民更将之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由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所必备的法理要件。”
一直到去年夏天被海外传媒纷纷报道的”青岛修宪论坛”，仍有一派观点认为，修改后的新宪法至少应该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皆神圣不可侵犯”。
有趣的是，对”私产神圣说”信奉者提出最有杀伤力批评的，并非那些崇尚毛泽东时代的老左派，而是一些同样坚持民主自由理念的人。
中国有一个名叫陈永苗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私产入宪》。如此”旗帜鲜明”，但他却不是”左派”。据他自己说，他也信奉自由主义。
他在该文中说：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提出来的，但是没有因此写入随后制定的宪法。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各国宪法尤其二十世纪财产权社会化的宪法，虽然都保护私有财产，但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即不把财产权绝对化。”
他”反对私产入宪”的理由是：”在根本无法确立财产来源合法的情形下，由宪法来确认财产占有的合法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
教义与现实
如果说陈永苗的话过于”文绉绉”，那么，一位署名”打假”的网友的话就更为直截了当，他说，”私产入宪”不过是”右派的企图使暴富阶级非法所得合法化的修宪主张”。
他们的争论绝对不是形而上的抽像理论之争。曾因报道有”自由化倾向”而被官方打压的中国记者安替也反对”私产入宪”，但他反对的理由更为实际。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以我们下岗、退休父母的名义强烈反对在当前”私产入宪”》。谈到中国愈来愈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安替写道：”他们曾经是企业的主人，名义上集体拥有企业、实际上也从住房和福利中分享这种名义权利。突然，这些都没有了，企业一下子成为权贵人士的私产。”
关于”私产入宪”的辩论自然涉及到中国新时代”左”、”右”之争的大语境，但也在某种程度模糊了中国官方、民间诸大阵营的界限。
自称”鲁迅左派”、以与毛左派相区别的网上作家槟郎认为，与他同样反对 “私产入宪”的安替等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面向未来的左派”，但网友”黄泥溪”却质疑槟郎：”安替是活生生的右派，既要求西方式自由民主又要求私有化，怎么成左翼了？”
支持”私产入宪”者也不都是”权贵人士”的代言人。网民”羽毛乱飞”在回应安替的网帖时说：”保护私产和打击非法致富（比如利用权力）是两个问题。法律上有保护每个人生命不受侵害的条文，难道说杀人犯因此就无法绳之以法了么？”
安替本人倒不在乎”阵营”，他警告那些主张在宪法层次上把化公为私现象合法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如果这也是自由主义，那么我永远退出这样的自由主义阵营。”
面对”私产入宪”之争中的”左右乱营”现象，网友”大爪子”另有一番看法：”这不是左，也不是右，是一个大多数人面临的经济问题：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创造者却得不到一勺半匙的好处。”
“醉禅” 则庆幸”安替这孩子果然能从’正教’中脱颖出来。”他呼唤：”让那些缠绕着知识分子思维的’理性教条’见鬼去吧！人和人生存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大众的生活。”
也许是对民间这种激烈辩论的某种回应吧，新修改的宪法没有使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字眼，而且强调宪法所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
无右之时左亦右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十多年前，中国的”前卫”歌手崔健这样唱道。
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的拉卡OK歌厅中点崔健的歌时，朋友却嘲笑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点这种老掉牙的歌？”
这世界变化真快。
中国这十多年来的变化似乎更快。有谁会想到，中国竟然从”六四”后老左派全面班师回朝的年代，变成如今一位网民所说的”自由派在报纸上替党撰写社论的年代”？
确切地说，那些”替党撰写社论”的人与其说是”自由派”，不如说是”新右派”，这些体制内的”右派”不像体制外的右派，他们可能对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但对”私有财产”、”经济发展”情有独钟。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左翼专政之国，变为江泽民时代的右翼专制之邦，不同的是统治阶级的构成，相同的则是统治阶级对异见的厌恶和对异端的打压。
记得还是在前年，我采访一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中国异议记者，出乎我的意料，这位出了名的”大右派”，却对海内外某些华裔文人、学者中出现的”宁右勿左” 的倾向和那种认为”愈右愈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尤其不赞成那种认为”私有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观点。
我一直没有想透这位”大右派”反而对同一”战壕”战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道理，直到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他经历的文章，才知道，他求学时代其实是左翼青年，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才投奔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掌权后，通过专政手段消灭了所有的右派，他这个思想未能”跟党保持一致”的左翼青年后来也成了”右派”。此后，他便不再在乎”左”、”右”，他后半生追求的不是哪一派的优势，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各派观点的自由式民主制度。
中共前领袖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左中右。”此话不假，即使在他统治的年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容异端的时代。他一生反右，但当最初的”右派”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消失之时，原来的”左派”阵营又分裂出了新的”右派”，生生不息，永无穷尽。
再回到”私产入宪”大讨论。那个自称”鲁迅左派”的槟郎在网上说的一席话，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共鸣──
“广大民众民主权利的伸张才是私有财产保护的最终保障。我与其说对自由派私产入宪不满意，不如说更希望将扩大民主先于或一道与私产问题考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