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自由时报记者凌美雪╱台北报导〕为纪念郑南榕殉难十五周年，郑南榕基金会以“自由十讲”为系列主题，针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以及相对于社会国家的课题，从文学、社会学、历史、政治视野论述，邀请人文、社会领域学者主讲，以增进台湾社会的自由视野。
其中第一讲，由旅俄学者张锡模以“自由人共同体”为题率先开讲。
张锡模在开场时就引述孟德斯鸠的“一个国家并不是由于土地肥沃，而是由于自由，才被认为是文明的”为献词，纪念民主斗士郑南榕。
而论及郑南榕生前亟欲追求的自由，张锡模认为是不仅要求外在制度的自由、而且是要求每个人内在的自由，郑南榕为此亲身力行的实践过程，已不仅止是一个民主的斗士，“更像西方宗教里的圣者”！
但是，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张锡模提出历史学家决定论与政论家的自由论两种立场的不同，解析我们经常把政论的东西混淆为历史，他举例，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学中国有三千年历史，是不对的，就像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与康熙的清帝国是不同国家，这么多不同国家怎么能写成同一部中国史呢？
“这是个大谎言，也就是政论家以之为历史的谎言”。
在此基础下，进一步诠释“自由的历史”。
张锡模表示，自由的发展历史与希腊城邦发展有关，有趣的是，自由（liberty）一字却来自古罗马，因为古希腊时期，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叫德性（virtue）；到了古罗马，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才叫liberty，但当时只有部分人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封建主义的欧洲，拥有自己身体的支配产权的才叫自由人，否则叫奴隶。
后来都发展成一种人格特质，奴隶的世界观只有上下、只有卑贱、屈服；相对的自由人没有所谓上下、卑贱…等观念。
一系列伟大的反抗行动叫宗教改革，所以第一个喊出自由的也是宗教改革，郑南榕当初争取自由的精神，也可以这种西方的观点来解释。
后来西方学者对自由的界定观点不一，以撒柏林曾把自由分为消极（freefrom）与积极（freeto）的自由两种层次，但是，若相信“Ｘ免于Ｙ的束缚，而能成为Ｚ或其他”，就是自由的真谛，那么以撒柏林的主张就很无聊，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你在做freefrom的同时，也在做freeto。
当自由的定义出现后，还要面对的是承认与认同的问题。
张锡模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自由，人类都有能力行使自由，但有些人反对自由的能力；人类行使自由是好的，但有些人却认为自由不一定是善的。
就像过去这几年有人引用民粹主义来反民主，认为现在台湾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行使自由权，就是很粗鲁、很没有教养的反民主理论的例证。
现在公投议题即为一例！也就是说，为逃避保存现状与超越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很多人选择逃避自由。
但是，“就因为未来有不确定性，所以人类才有自由。如果未来已经确定了，人类还有自由吗？”
所有的议题指向一个认同的基础，只有一个社会都认同自由人的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一国两制就是典型的一部分人自由但大部分人都不自由。
自由的社会只能是全部的自由人，让全部不自由的人都要自由，所以要做到让他人也都有自由，才能确保自己也有自由，即“自由人的共同体”。
反观台湾，“台湾政治的问题在于建立自由人的共同体，所以不是要解决族群的问题”，族群在台湾设定的是血统，但血统主义在台湾是一种过去的束缚，是人格的退化与伤残，表现为憎恨，不满意现状，因为要自我心理防卫，而把责任推给别人。
张锡模在最后指出，当今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不是局限在统独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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