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之昊3月25日波士顿报导)3月25日﹐畅销书《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受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做了题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善恶双重角色”的座谈会。会议座无虚席﹐由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教授(Roderick Mac Farquhar)主持。
麦克法夸教授介绍高文谦先生是当今文革史和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没多少人能象他那样有机会接触党史。文革后﹐毛泽东的声誉一落千丈﹐中共极力维护仅剩的一个党的光辉形象－－周恩来。而《晚年周恩来》这本书把周恩来从中共的神殿上拉了下来。
高文谦先生也特别感谢“费正清研究中心”在他写《晚年周恩来》期间给他的经济支持和学术意见。
*两极分化的评周观点
高文谦认为﹐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个争议人物﹐尤其是他的晚年。人们对周在文革十年中的表现看法两极。中国官方把周供奉在圣坛上﹐老百姓对他也有好感﹐比如谢冰心把周称为“千古完人”﹐不久前去世的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尽管与中共决裂﹐但在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还周的本来面目。另一种看法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周是集古今虚伪圆滑之大乘﹐似忠实奸﹐在文革中助纣为虐﹐难逃历史的罪责。人们有这样两极分化的看法是跟周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分不开的。高文谦引用邓小平在党内高层会议中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周﹐“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会拖那么久。”作为文革的执行者﹐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某种程度上﹐周对文革的狂暴﹑毛的极端起到了缓冲制衡的作用﹐但也无力回天。
*文革中的“执行者”和“补救者”角色
周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三﹐却被毛指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取代刘少奇的位置。从文革开始的蕴酿﹑准备到全面发动﹑天下大乱﹐到最后收拾乱局﹐周都一直扮演执行者的角色﹐贯彻落实毛的意图。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审定﹑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决定﹑林彪接班人的推荐﹑文革全面发动的部署﹑各地的夺权斗争﹑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九大”后的批林斗争等等﹐周都是主持人﹐负有直接责任。可以说﹐没有周的帮助和参与﹐毛是很难发动文革的﹐即使发动起来﹐也演不下去。
在另一方面﹐周在文革中充当了补救者的角色。他在贯彻执行文革﹐实行毛的“天下大乱”意图同时﹐设法维护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他之所以能够集善恶于一身﹐原因有三。一﹑毛指派周担任这一角色。毛知道“革命不能当饭吃”﹐所以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并让周来抓这件事。二﹑与毛的狂想偏执不同﹐周的政治理念比较理性务实﹐注重国际名声。三﹑周的为人处世之道不走极端﹐善于在种种矛盾的对立中找到平衡点。应该说﹐周是一个善于走钢丝﹐保持自身平衡的人。
周的双重角色之间本来应该存在不可胶合的矛盾﹐但周使出浑身解术﹐周旋其中﹐左右逢源。在扮演其中某一种角色时﹐总是试图兼顾另一种角色。然而双重角色内在的矛盾冲突﹐使周饱受人格分裂的煎熬。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他始终佩戴的那枚毛的像章。像章的一段端是毛的头像﹐另一端刻有毛手书“为人民服务”。
*周的行为并未得到毛的信任
周在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但并没有因此赢得毛的信任。相反﹐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让毛对周的猜忌日深。林彪事件后﹐毛认定周是自己身后党内翻文革案的挂帅人物﹐欲整治才能心安。毛在周治病的事情上做手脚﹑下令召开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周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等等都是由此而来。
*毛不想让周活在他的后面
周在1972年5月中央干部定期体检中被发现﹐他的尿常规里有三﹑四个不正常细胞﹐医务人员立即请来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汇症﹐确定周得了膀胱癌。医疗组立刻给中央写报告﹐说明病情是早期﹐及时动手术﹐效果会良好。当时﹐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官员住医院动手术﹐都要经过毛的亲自批准。结果毛在医疗报告上传达了四句话﹐“不要告诉总理和大姐﹔不要动手术﹔不要检查﹔注意加强营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向医疗组转达了毛的指示。医疗组很不理解﹐又向中央反映。医疗组就遭到了汪东兴的训斥。他说﹐“着什么急﹐慌什么﹖七老八十的人。你们要紧跟毛主席的思想﹐主席正在考虑大局问题。”
在毛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周从1972年5月到1973年2月﹐没有得到任何检查和治疗﹐而且瞒着他本人。直到1973年2月的一天早上﹐周上厕所严重尿血。这时﹐汪东兴﹑张春桥﹑叶剑英三个人才跟周说﹐他有癌症﹐允许周去检查。但毛仍通过汪东兴对医疗组下命令﹐“只许检查﹐不许手术”。当时医疗组抗命﹐没有请示﹐用电烧把病变处烧掉了。当时即使动手术已经晚了﹐癌细胞已扩散。这些都是周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最近才把这过程讲出来了。
*周在“中美和解”中的作用
“中美和解”是毛拍的板﹐具体执行者是周﹐象著名的“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基辛格秘密访华等。西方的外交家和媒体把这说成是“周恩来外交”﹐这使得周心情很紧张。周在中美外交上也遭到毛的整治﹐说周想当中国的“儿皇帝”﹐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带上高得可怕的罪名﹐说周向美“屈膝下跪”﹑“丧权辱国”。周被迫在会上按照毛定的调子﹐做了上纲非常高的检讨。周在这次会议期间病已经很严重﹐加上心情不好和由于会议推迟治疗﹐加重了病情。周在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两年经历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和折磨﹐最后抑郁而终。
*毛﹑周﹑邓的关系
一般认为﹐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推动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毛启用邓来制衡周。这和毛72年在周的治病问题上做手脚的时间是一致的。由于邓和周两个人的政治理念一致﹐无论是在治理文革乱局﹐还是中国在文革后要抓经济这些看法上都相同。还有﹐周在党内很能团结人﹐自然就把邓拉过来了﹔另一方面﹐以江青为首的人攻击邓﹐也把邓推到周的那边﹐所以最后邓跟周走到一块儿去了。毛想用邓制衡周这个权谋﹐刚出台就破了局。
*对周的评价
《晚年周恩来》出版后引起轰动。许多读者问高文谦﹐“周是好人还是坏人。”高文谦认为﹐周的复杂性更甚于毛﹐角色可以有善恶﹐但一个历史人物无法用好人和坏人来简单定位﹐关键是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立场站在哪一边。这本书被中共封查为禁书﹐因为中共最后一个设在“神坛”上的人物被拉了下来﹐有谁还会去赞扬﹑崇拜这个政党﹖可是另有一批学者﹑人士认为﹐高文谦在书中极力袒护周恩来犯下的历史罪行。
高文谦表示﹐他宁愿尽可能的提供全面准确的历史事实﹐由读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准则﹐做出自己的判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