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4日讯】“重农”口号﹐为传说中的胡温“新政”﹐似乎又增加了一点渲染力。中南海于年初下达“一号文件”﹐提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一些地区闻风而动﹐开始有步骤地“减轻农民负担”。个别京官最近又称﹕取消农业税﹐可在3年内实现﹐预期又缩短了两年。听上去是一个好消息。农民减负有望﹖
问题却远没有如此简单。农业税﹐仅仅是中国农民承担的众多苛捐杂税中的一环。除此之外﹐农业特产税﹐教育附加费﹐乡村提留款﹐以及各级政府层层加码在农民头上的摊派﹐农民的负担﹐实在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深重。
比如﹐中央政府每年以“农业税”的名义﹐从农民身上获取300至400亿元﹔地方政府则以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费﹐从农民身上获取1000亿元。有道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即便取消了农业税(头税)﹐却并不能保证农民的负担就此减轻。况且﹐发生在农村收费上的“跷跷板”效应﹐常常令农民税费一减一加﹐此起彼伏﹐形同抵消。一些“试点”省区呈现的情况﹐正是如此。
土地产权﹐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农民仅仅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以“征收”为名的占用﹐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存与利益。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中﹐贪官与奸商相勾结﹐趁机“圈地”﹐仅最近7年﹐就有一亿亩耕地被圈占。在不对称补偿或几乎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大批农民痛失土地。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征收土地的价格“剪刀差”﹐贪官与奸商至少从农民身上搜刮了5万亿元。仅农民蒙受的这一项损失﹐就远不是减免农业税所能弥补的。
据保守估计﹐失地农民至少高达4000万﹐其中﹐60%陷入极度贫困﹕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收入保险无份。 国内小报披露﹕由于生活拮据﹐城市里﹐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夜里舍不得点电灯﹐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许多失地农民﹐沦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勉强混入城市的﹐乃经过百般周折和繁琐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时常处于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怕暂住证找麻烦的巨大压力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农业部高官承认﹕以当前农村就业容量﹐仅能容纳1亿3000万农民和2000万畜产业者﹐然而﹐农村劳动力高达4亿8000万﹐除了其中1亿6000万人在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之外﹐农村失业人数超过1亿5000万。
说到“三农问题”严重﹐历来仇视民主的当权者﹐居然就想到民主了﹔虽然﹐当权者一贯以中国人“素质差”为借口﹐拒绝民主改革﹐此刻﹐却顾不得中国农民恰恰是“素质最差”的一群了﹐仅仅因为统治者自己束手无策﹐便只好下放权力。村一级的选举已经展开﹐虽然磕磕绊绊﹐多少还是化解了一些基层矛盾。乡镇一级的“机构改革”﹐则充满争议。一些地方试行镇长﹑镇党委书记直选﹐大多以流产告终。原因是﹕大环境不具备﹐人为障碍重重。
当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时候﹐靠农民养活的乡镇一级﹐由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盛行﹐挪用成风﹐乡镇负债竟也与日俱增。 全国乡镇级债务正以每年200多亿速度暴增﹐总债务额已经超过5000亿。这一庞大的债务﹐自然又回落到农民头上﹐成为他们永无止境的沉重劳役﹐和永远不得翻身的沉重负担。
社科院某研究员大声疾呼﹕“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把土地归还农民﹐推行土地私有化﹔实行乡镇直选和社区自治﹐让乡镇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如果说﹐这真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何尝又不是整个中国的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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